这是一张用刀刻出来的脸。深陷的眼眶，紧张地向前凸起的额头。前额中间从上到下切了一刀，刀痕上方深入到一头剪成半寸长的白色短发里，头发一根根竖着。两条暴起的青色血管从太阳穴斜贯到浓重的几乎拧在一起的眉梢旁。脸颊上满布着坚硬的纹路。高颧骨，鹰鼻和一副典型的意大利下巴。我被这样一张饱浸了苦难和坚毅的脸震撼了。我被震撼因为我感到那受难者的高贵灵魂的力量，我被震撼因为那足以洞见人类灵魂的却因饱经沧桑而愿意包容一切的目光，让我一瞬间便明白了什么是人格的伟大……

1950年4月中旬的一个傍晚，两个大学生模样的年轻人，约翰和安妮，谨慎地尾随着他们的向导，悄悄走进奥地利与匈牙利边界的一大片沼泽地。这里流传着许多让人胆寒的故事。大沼泽的妖怪们会从脚下冷不防将你拉进深渊，他们喜欢把人从里到外灌满泥浆再吞噬下去，就像北京人喜欢把油条泡进豆浆里那样吃。即便你侥幸没有碰到这些妖怪，小心你的向导，这些向导有着背信弃义的恶名。他们为了双倍的报酬将那些依托于他们的可怜的逃亡者出卖给秘密警察。在这令人望而却步的沼泽地的周围，是国防军的巡逻队，他们只要看见有人穿越沼泽，就开枪射杀。这些被意识形态完全扼杀了情感的人，他们的同胞正是为了逃避他们的伤害不得不穿越这片大沼泽。可是在沼泽地的那边，静静地等候着逃亡者落网的，是苏军在奥地利苏方托管区埋下的无数地雷。没有人知道这些地雷埋在什么地方，没有向导知道沼泽那边有地雷区。至今，冷战已经结束了十年，那些地雷仍然静静地躺在那儿……

三年以后，悉尼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经济系夜校教室里。刚刚干完一整天体力活儿的约翰走进来坐在最后一排，他没有课本，必须依靠自己的笔记来复习每一天的课程。这儿的澳大利亚人很少见到从东欧出来的学生，这儿的学校也不承认东欧国家的学位，这儿班里的学生对约翰的遭遇一无所知。他除了个头高以外，几乎没有什么可以和同学竞争之处——他还在学习英语，他看上去极其贫困，他固执，沉默，不好交际，他提出的问题总是太深奥，带有浓烈的哲学气味，这一点连老师也感到厌烦……

又过了三年，斯但福大学经济系阿罗教授办公室，门口出现了一位削瘦而严肃的年轻人——约翰，他刚刚得到一笔足够生活两年的洛克菲勒奖学金，报考了斯但福大学博士研究生。阿罗对这个雄心勃勃计划两年内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的来自匈牙利的已经并不年轻（那年他36岁）的学生，除了鼓励和热心指教以外，还怀着敬意。阿罗这样回忆他第一次见到海深义的情况（参见阿罗为海深义著《伦理学、社会行为与科学解释论文集》写的前言）：“当约翰·海深义来到斯坦福大学做博士候选人时，我问他为什么还要麻烦这一趟，因为他已经完全没有什么要从我们这里学的了。他当时已经是一位知名学者；除了发表过几篇经济学论文外，他 [1953年和1955年发表]的两篇[关于基数效用的]论文已经发表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了，而且以他的原创性和把哲学眼光结合在高度技术性的专业语言里的能力震撼了我”（K.Arrow's “Foreword” to 《Essays on Ethics， Social Behavior，and scientific Explanation》. Reidel publishing House，1976）。阿罗读过约翰的学术简历，他知道，约翰有一个地道的哲学专业的哲学博士学位（在英语里博士学位叫做“哲学博士”，这是中世纪的文化遗产），有相当于硕士的社会学和心理学学历，还有化学方面的良好训练（约翰的父亲战前经营着一家化学企业，约翰出于尊重父亲的愿望而取得了化学学位并继承了父亲的财产，但在社会主义匈牙利私人企业是难以生存的）。深研过思想史的阿罗还知道，约翰早年就读的那所布达佩斯特路德语法学校是欧洲最好的学习数学的学校之一，天才的冯·诺意曼就是从那里毕业的。约翰在那里就读时，于1937年得到了匈牙利全国高中数学竞赛第一名。以匈牙利中学的数学教育在当时欧洲的声望，约翰取得的这个“第一名”意味着他可以成为欧洲一流的数学家，约翰至今佩戴着得到那项数学大奖时授给他的一枚戒指。不过据他的好友和共同分享了 1994年诺贝尔奖的德国的塞尔腾（Reinhard Selten）教授回忆，约翰从来没有打算成为数学家，他更加感到兴趣的是数学的哲学含义。这方面的兴趣在最近几年海深义的研究作品里得到展现（他正在整理出版自己的数理哲学著作）。约翰的数学训练充分体现在他来斯但福大学的那年写出的证明纳什定理与休顿定理的数学等价性那篇文章里。1958年他果然拿到了博士学位，如期返回澳大利亚，在那里的最高学府——堪培拉国立大学做高级研究员。但是他觉得那里离学术中心太远了，尤其是博弈论，当时在世界上研究博弈论的中心是兰德公司和那路撒冷大学。博弈论学家们的学术会议通常只有十几个人参加（1965年的世界博弈论大会，有十六名参加者）。澳大利亚学术界当时完全没有注意到博弈论的发展潜力，约翰决定再做一次“战略转移”——到美国去。尝试过这样做的人知道，那绝非易事。但约翰和安妮是从沼泽地里走过来的。

十年以后，1968年，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教授，约翰·海深义，以自己的三篇连续发表在《管理科学》季刊上的文章证明了任何不完全信息博弈都可以转化为完全信息（但不完备）贝叶斯博弈。由此，博弈论在被不完全信息的问题阻碍了多年之后开始有突破性的进展。这一工作在1994年，在博弈论已经发展成为社会科学家们由以研究“理性选择”这一独特的人类现象的基本工具时，被瑞典皇家科学院授予了诺贝尔经济科学奖。

按照萨缪尔森的说法，经济学是社会科学的皇冠。所以，价值理论是这顶皇冠中央的那颗宝石。价值理论经历了古典。近代和现代三个形态。它的古典形态是由斯密，李嘉图，马克思等人塑造的；它的近代形态是由瓦尔拉，斯拉法，阿罗和德布罗塑造的；而到了现代，人们认为博弈论已经足以将瓦尔拉一般均衡理论表示为自己的一个“特例”。至此，傅弈论语言已经成为分析人类理性交往活动的基础语言。西尔顿（塞尔腾）教授编辑的庆祝海深义七十诞辰的那本书的标题是：《理性交往》（Rational lnieraction：Essays in Honor of john C. Harsany，Springer－Veilag，1992年）。在导言里，西尔顿教授这样写道：“博弈论可以被描述为关于自利的个人的理性交往的理论。 ”海深义从博弈论基础出发，在三个方面建立了自己的体系：（1）决策与博弈论；（2）新效用主义伦理学，相当于康德意义上的“实践理性”；（3）贝叶斯主义认识论。海深义在六十年代初期据此对波普的科学哲学提出过精到的批评，这些批评使得波普（后者从那时起始终与海深义争论这个问题）在晚年（1993年）终于修改了自己的哲学（参见波普最后的著作《趋向的世界》）。

读过海深义著作的人，可惜这样的人不多，都会为他博大精深的“体系构造”而感叹。难怪西尔顿教授为自己（上引著作中）文章写的标题是：“约翰·海深义—— 体系构造者与概念创新者”。这位在知识结构上同样博大精深的德国教授以这样一句话开始了他的文章：“约翰·海深义是我们时代可数的几个体系建构者之一，……”要理解这句话的含义，你必须去读海深义的原著，不过，你也可以想象，这话出自一位德国教授，而德国教授们——康德、黑格尔、马克思，是你知道的几位——在这个世界上素来以建造他们各自的体系著称，如果你建造的体系不是确确实实的博大精深，他们会不客气地告诉你那只不过是喜玛拉雅山脚下的一块石头而已。德国人告诉过英国人，他们英国的学术有着狐狸般的聪明，而他们德国的学术有着喜玛拉雅般的智慧。这后来被艾萨雅·柏林写在他那本广为人知的哲学小册子里。在英语里，“聪明”与“智慧”有重大差异。人们常说：“你不可能既有聪明又有智慧。”在汉语里，“聪明”被认为几乎就是“奇技淫巧”，“丈夫不为也 ”。而“智慧”则有如“携泰山以临北海”般的气魄。由于聪明与智慧不可兼得，由于中国传统的学者不喜“奇技淫巧”，所以科学在中国一直难以发展。

海深义是哲学系毕业的哲学博士，而且是一个疯狂汲取知识的博士。据西尔顿回忆，海深义曾经去听一个僧侣用拉丁语讲授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海深义不仅纠正了波普的逻辑错误，而且指出康德的一个重大错误。海深义论证说：数学命题的实质是“后天综合”而不是康德所论证的那样“先天综合”的。有兴趣的读者不妨耐心等候海深义教授即将出版的数理哲学专著，不过这并不妨碍我继续讲我的故事。按照海深义的理解，数学命题，于是一切从公理体系里推演出的逻辑命题，其实质是“ 后天综合”。那么，博弈论体系，以及一切经济和社会科学理论的体系，就必须在理论本身的构造里不包含任何经验的东西。当我们需要检验理论的时候，我们必须在理论之外，加上一组描述现实世界的假设，从而可以得到一组包含了经验内容的命题（注意，这样的立场更接近弗里德曼的方法论而不是波普的方法论）。也正因此，海深义论证说，科学发现的过程基本上，几乎必然是，依照贝叶斯条件概率的方式进行的（如果你不清楚什么是“贝叶斯条件概率”，你只好自己去看书了）。换句话说，哲学家海深义将贝叶斯方法视为与人类逻辑推理的“后天综合”性质完全一致的唯一的方法。我阅读他的原著时（参见John Harsanyi，Rationai Behavior and BargainingEqILilibrium in Canies and Social Situation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7），在突然意识到这一点的那个瞬间，又一次为他的思考的深刻性和彻底性——我觉得这两种特性共同导致了思考的体系性（systemicity）——而感到震惊。

按照诺贝尔授奖仪式的惯例，海深义和妻子安妮应邀在斯德哥尔摩参加一个星期的庆典，时间定在圣诞节期间。每年这个时候的“诺贝尔星期”都是瑞典人最隆重的节日，他们对诺贝尔奖的感情就如同巴西人对足球的感情一样。

依旧削瘦与沉默的约翰。和伴随他历经沧海的安妮，每次我想到他们在瑞典接受诺贝尔奖的那个星期六，都会在脑海里想象这么一个场景：1944年底的这个时候，整整半世纪以前，在欧洲一个无名的小车站，那是从匈牙利境内的纳粹劳动营开往奥地利恶名昭彰的备有毒气室的集中营的火车必须经过的小站，一个勇敢的年轻人居然成功地逃走了。据说约翰是唯一从这里逃脱的人，据说他在劳动营里结识的所有的伙伴们都死在那个奥地利集中营里了。战后，约翰继续在布达佩斯大学哲学系读他的博士课程，兼修社会学和心理学，并且在大学的社会学研究所当老师，在那儿他认识了安妮·克劳怕尔，她是心理学系的学生。选修约翰讲的社会学与哲学课程。两人几乎是一见钟情，不过在1948年的匈牙利，情侣们在获准进入教堂举行婚礼之前应当向组织上交代清楚对方的政治倾向。这对安妮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因为约翰在博士论文里批判了马克思，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思维错误的逻辑结构》。我在德国的时候偶然注意到，专业哲学家们只是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开始研究人类思维错误里面的“逻辑结构”。海深义在这一点上超越了同时代的哲学家。在这样一篇论文里，他列举了许多思想家犯过的思维错误，其中，令人遗憾地也包括马克思。匈牙利，是称雄一时的奥匈帝国的半个主体，对欧洲辉煌的文明贡献卓著。镶着银边的白色的布达佩斯特宫廷，那几的领袖们在苏联人管理的大家庭里享有"温情脉脉的社会主义者"的名声，即便如此，匈牙利的党组织也无法容忍像约翰这样公开声明了的反马克思主义者——他被大学解雇了。他或许可以在中学教书，不过他无法忍受非学术性的工作。

安妮不肯退让，她爱着约翰。当时在匈牙利的大学里，同学们每天必须有一段时间公开讨论自己当大的政治表现，类似于我们这里发生过的“早请示，晚汇报”。当人类必须变得如同机器人一样的时候，就一定要进行类似“早请示，晚汇报”这样的思想控制，这是控制人与控制机器人的不同之处。安妮每天早上都受到同学们的政治批判，因为她爱着约翰……

逃亡是安妮的主张，为了爱，为了那不必经过政治审查的婚礼。男人的伟大在于他们更多地只是思考，女人的伟大在于她们更多地只是去爱。逃亡是铤而走险，是自由选择的意志与自动步枪，警犬和地雷的对峙。男人通过思考来习得智慧，男人经历危险而变得坚毅；女人靠了爱来开发她们先天的智慧，女人的爱因经历危险而变得更加伟大。安妮动用了一切家族联系，精心策划了这次行动的每一个细节（约翰是个“书呆子”，对这类事一窍不通），当然她对沼泽另一边的地雷一无所知，她也不能肯定会不会被父亲介绍的那个向导出卖。最后，当约翰和安妮穿越了沼泽，并且奇迹般地穿越了布雷区，来到奥地利边界时，他们被拒绝入境。这就是“冷战 ”时代的心理学，双方保持着外交关系，却对来往人员疑虑重重。

他们在奥匈边界等候了几个月的时间。你有过排队等候入境时的焦躁体验吗？那才不过是几个小时。而且不是在危险的包围之中。

我找不到资料来说明他们是怎样从奥地利转往澳大利亚的。在海深义的自传里这样平淡地写着：“在奥地利等候了数个月，我们得到了前往澳大利亚的许可证。 1950年12月30日我们抵达澳大利亚悉尼。次年？月我们结婚了。”从4月到12月，逃亡持续了八个月，没有家。你知道这种没有家的感觉吗？人类天性是如此渴望回家，以致当我们无家可归的时候，就变得焦躁不安，这焦躁不安最终使得许多逃亡分子向当局自首，在他们觉得监狱也比无家可归好过得多的时候。

即便在澳大利亚，他们也还是需要若干年的艰苦努力才获得了一个安定的家。在我能够读到的三个不同的人的回忆里，这一点是他们共同提到的——海深义绝对不是一个干体力活儿的人，他在很短时间内换了许多次工作，被解雇了许多次。世界上有这样的人，他们注定了只会思考，于是不清楚怎样在复杂的社会上生存。被尊为实用主义哲学创始人的皮尔斯，一生贫困潦倒，他父亲是哈佛大学教授（发现了"皮尔斯定理"的那个著名的统计理论家），他本人则被称为是“最不可雇佣的人（the most unemployable）”，并且确实“终生失业”。如果不是威廉·詹姆斯（实用主义哲学第二代掌门人，杜威的老师）经常去看望他并从他那里学到了实用主义哲学的逻辑基础，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根本就不会发生。西尔顿提到，海深义总是不清楚怎样可以使用电剪刀切割电路版而不切断了版上的电路线，于是他被老板解雇了。他最后一个工作是为澳大利亚采矿部门编制统计表格，这毕竟不是体力活了，安妮告诉我说，约翰在刚刚到达澳大利亚的11个月里，找到了9份工作 ——都是体力劳动，而他被解雇了9次。那些日子……你能够体会一个养活不了自己家庭的失业男人的心情吗？那些日子对约翰和安妮来说，要比待在社会主义的（铁饭碗的）匈牙利艰苦多了。安妮在一家服装厂找到了工作，她不久就靠了聪明才智当上了那里的服装设计师，因为，她说，她懂得欧洲的品味。安妮说，她不让约翰继续找工作了，因为他不是那块料，她坚信约翰在学术上可以成功，她努力工作着支持约翰在夜校的学业。约翰两年以后拿到了经济学硕士学位，并且在昆士兰大学找到一份教书的工作。家庭的境况稍许有所改善。

眼下，依旧削瘦与沉默的约翰，和伴随他历经沧海的安妮，静静地走在斯德哥尔摩皇宫附近的一条街道上。他们周围擦肩而过的那些热情和幸福的瑞典人没有人能够分享约翰和安妮这五十年来经历过的曲折坎坷。磨难，所以没有人能够真正体会他们面对成功庆典时的心情。我觉得那是一种漫长路途快到尽头的欢快，一种超越了欢快的宁静，一种夕阳凭临大海的美丽。

安妮是一个充满着活力的女人，我见到她的时候，由于没有找到什么理由询问她的年龄，我只能猜测，她大约有八十岁了吧。她身着绘着郁金香的白色长裙，金黄色的卷曲的头发，圆脸，笑起来很慈祥，有点像一只大洋娃娃。约翰几个月前刚刚接受了一次手术，行动很吃力，每天由安妮推着轮椅去贝克莱医院就诊。

约翰78岁了。5月29日他生日那天，我正好再一次阅读他的自传，我请求明明——我的女儿能否画一张生日贺卡传真给我特别敬重的海深义教授，明明画了一幅别致的夏威夷风格的生日卡。第二天我们收到了约翰传真回来的感谢信：“亲爱的汪教授：非常感谢你致贺我的生日，并请向你的女儿——米歇尔（明明为自己起的英文名字）转达我的感谢，她画的生日卡好极了。你的约翰·海深义，1998年5月30日。”明明、“小李”——我的妻子和我，我们都被这朴实的回信感动了。

贝克莱是我们旅行的第一站，6月11日清晨，西北航空公司的班机降落在旧金山国际机场。阴雨连绵的湾区刚刚放晴，大海是青绿色的。希尔顿饭店矗立在办公区（down town）楼群中间，大厅是欧洲风格的，沙发旁边陈列着与大海有关的各种古董，中央是一个巨大的中世纪拉丁语地名的地球仪。让飞机折磨了一夜的明明就倒在这地球仪边上睡着了。

我没有写日记的习惯，这主要由于我的生活起居缺乏规律性。有时我下午五点就睡觉，有时午夜才感到困倦。不论什么时候上床，我习惯于早晨三点多起来读书，这也许与我长期失眠有关。但是高小勇特别提醒我是否可以每天写日记。所以我坐在希尔顿那所同样是欧洲风格的咖啡厅里用早餐并写我的感受。

在我准备采访的和我研究过的诺贝尔经济学家里面，也许最让我感到亲切的就是海深义。我说不清楚这种亲切感是怎样发生的，大约从我在诺贝尔委员会的因特网上读到海深义的自传开始。我觉得这亲切感与约翰和我具有类似的知识结构有关，在不同层次上，我们都受过良好的数学训练；都是经济学家却对哲学抱着始终不渝的热爱；我们都关心（以不同的语言）市场社会的道德基础问题；最后，我们都是在人生旅途的中点，在三十多岁的时候，来到美国念书和读学位的，尽管夏威夷大学完全无法和斯但福大学相比——正如在学术贡献方面我无法和他相比一样。纯粹意义上的亲切感无视任何外在的差异，它甚至无视对方的感觉，它只承认发自内心的感受。

贝克莱校园离旧金山大约十几公里，小李坚持每次采访之前我们必须先去采访地点看看，因为怕路线不熟会耽误了采访时间。她是对的，在卡内基一梅隆大学的时候，尽管我们已经事前找到了西蒙教授的办公室所在的那栋楼，我却仍然在那楼内转悠了十几分钟才找到他的办公室，西蒙教授已经等候得有些焦急了。

校园坐落在贝克莱高地的脚下，而海深义教授的住所是在贝克莱高地的顶上。很不容易找，难怪他专门在传真信里告诉我，到了旧金山给他打个电话，他告诉我怎么走。不过我没有麻烦他，因为我有“小李”。

是约翰开的门，他年轻时个子很高，现在仍然与我差不多高。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他笑得那么憨厚。在照片里，他从来没有笑容，嘴总是绷的紧紧的，那种坚毅的表情正如我这故事一开始形容的那样，是一张用刀刻出来的脸。可是现在他笑着，他笑的时候声音不大，有些沙哑，像通常的老人那样，他是我第一个采访的人，我读过他很多著作，我知道他体系的博大精深，我崇拜他思想的力量，所以，我一定显得很拘束或者紧张（张五常对我在香港大学第一年表现的评语是：“讲课时太紧张 ”——too shy）。安妮从厨房走出来和我打招呼。我说过，她有些像大洋娃娃，这感觉赶走了我的拘束。她问我要茶还是咖啡。我说我刚刚在校园里用过午餐，还没有机会喝任何东西，所以家里有什么就喝什么。

客厅正对着海湾，阳台前面的山坡长着一些挺拔的橡树，贝克莱大学所在的地方叫做“橡树原（Oak Land）”。这橡树的叶子犹如一块一块的铜皮那样厚重，是深红色的。客厅里的摆设很朴实，像它们的主人一样诚恳。

坐在沙发里，约翰给我提出的第一个要求是：“我可以叫你丁丁，而你叫我约翰吗？”我欣然同意，这次是真心的。如果换了别的教授，我会同意，但不会改口直呼其名，对约翰，我在见面之前已经有了一种亲切感，况且，他笑得那么憨厚，从此我就叫他“约翰”了。我们一开始谈话，就立刻忘记了时间，对我来说，我不仅忘记了时间，而且忘记了身外的一切事物（不过我记得安妮拿来的点心非常非常好吃）。让我告诉你当时我的感觉。你或许知道，在我们这个进入了“现代”的世界上，有三类学者，第一类是专业型的，他们分工去研究某个专题而不必关心更大的问题。这就是劳动分工制度的好处，在这样的制度下，任何人都可以做学问而不必是天才，于是人类知识就以爆炸性的速度积累起来；第二类是通才（或许你可以认为我就是这类人），他们不是天才，他们只不过分工去研究专业以外的事情，你会觉得可笑，不过，必须有人分工去做这件事情，否则“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学术界就结不成社会了，学术而缺少交往，分工了的学术也就无法进步；第三类学者是天才。就我所读过的故事，没有几个人被叫做“天才”。在古典经济学家里面，亚当·斯密没有这个称号，甚至比斯密更加“天才”的大卫·休谟也没有得到这个称号，只有约翰·斯图尔特·密勒被称为“天才”，因为他8岁就与著名史家通信（用拉丁文）讨论罗马史，13岁时被人叫做逻辑学家。在当代经济学家里面，我知道萨缪尔森有“天才”的名声，因为他22岁当学生时发表在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季刊》上的文章，没有人读得懂，于是只得再写一篇上一篇论文的“几何表示”，立时成为“经典”（在今天的教科书上还是经典）。天才与原创性不是一回事。你可以具有原创性，却不必是天才；而天才则至少具有原创性，贝克尔被认为是本世纪最具原创性的经济学家，但他没有“天才”的名声，哈耶克的原创性也是著名的，但他不是天才，在博弈论学家里，我们知道不少天才人物，它的创始人之一，冯·诺意曼，还有几百年前最早讨论搏弈思想的数学家贝努利，事实上，整个贝努利家族都是天才，他们为人类贡献了十一位数学家，在这一群天才人物之后，当代最著名的天才是约翰·纳什，当他报考普林斯顿大学研究生时，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老师写了一份只有一句话的推荐信：“这是一个天才。”

以上这三类学者之间通常是这样分工的：专业学者从事建设，他们负责把学科发展成为严谨的逻辑和实证体系；那些“通才”们则起着市场上“二道贩子”的作用，负责沟通各门学科的信息，这样科学得以保持整体性；最后，天才人物是历史的创造者，他们很少顾及细节方面的建设或者顾及与其他学者的沟通，他们注定了的使命仅仅是把他们想到的东西写出来，费玛就是这样一个天才，他在那本希腊数学家留下来的小册子的页边上随意写下来的那些猜想，变得如此著名和对数学发展如此重要，以致让十几代数学家忙了几百年。

海深义教授没有天才的名声，但他已经在天才最多的一群人（包括被一部分人叫做“天才”的阿罗）——博奕论学者里，获得了最具原创性的称号。在我看来，约翰是那种极少见的，如阿罗说过的，能够把哲学远见与技术细节结合起来的，能够既创立自己的体系又负责把体系发展为严谨的科学大厦的学者。换句话说，他是专业家。天才与通才的结合。他的博奔理论直接从对康德的先验综合命题的批判出发，一层层推演到博奔论的技术细节上去，例如西尔顿回忆的，他们两人合作的那项重大突破（取得了诺贝尔奖）最初是从海深义构造的“tracing procedure（不妨直译为追踪过程）”开始的。那是一个高度技术性的博弈论创新，涉及一系列子博弈，连续性地使一个共同的参数收敛到1，于是可以在多均衡当中唯一地决定一个均衡点。这导致了他们后来得诺贝尔奖的主要成果——从多均衡中选择理性均衡的一般理论，为什么海深义教授坚持要在选择均衡点上花费十几年时间来研究呢？西尔顿解释说海深义坚信理论必须能够推导出限定性极强的经验命题，否则就没有理论价值，而博弈论如果停留在可以推导出无数多的可能的均衡状态这样一个水平上，就不可能继续享有古典价值理论那样的学术地位，我觉得这又与约翰坚信任何逻辑的（包括数学的）体系，都具有“后天综合”特征有关。

在知道了这么多事情以后，当我面对这位哲学家。数学家和社会思想家的时候，我怎么还会记得身边的其它任阿事情呢？

我们的谈话——我对他回答我的问题的几乎每句话都不断追加新的问题——从下午两点延续到黄昏，大约三个小时。加州黄昏的太阳格外烤人，这时，当我起身准备告辞，而安妮和约翰问我打算怎么回家的时候，我才猛然记起小李和明明一定已经在门外等候两个多小时了，我连忙告诉主人，说我的妻子和女儿在车里等我。我心里觉得真对不起她们，太阳会把车身烤得滚烫的。安妮说她希望见到我的妻子和女儿，她觉得让她们在外面等候两个小时简直不可思议。于是我赶快去告诉小李，请她和明明进去坐坐，因为时间很晚了。明明又刚好有些不舒服，她不打算进去寒喧。这样，小李和我回到客厅。我继续问完我的最后一个问题（如果时间允许，我可以有一百个“最后的问题”）。小李和安妮在另一边聊天。我对约翰说，我准备了两个照相机，如果他不介意，我希望分别用两个照相机拍照，这样就不怕冲洗坏了，这是礼节，因为没有人喜欢被人家照来照去。我也曾经在电话上请求安妮，希望为她拍照，因为我。崇拜她对约翰的爱情。眼下小李在为大家拍照。

我们终于又一次准备告辞了。可是安妮对约翰说，“你应当去见见米歇尔，她为你画了生日贺卡的。”这两个老人居然互相扶着要出去看望明明。这可把小李吓坏了，她是我们家这三口人里最注意礼节的。所以在她纠缠之下，老人们留在客厅里，小李去把明明带进来。一旦有了孩子，人群的关系就会显得格外亲近。安妮建议大家到阳台上去。那里的景色真美，我最后悔的是，当时忘记了在阳台上照一张相。

黄昏时分的海湾是深蓝色的。这真奇怪。在夏威夷，只有上午的大海才是深蓝色的，从山上眺望深蓝色的大海，呼吸着山里微带寒意的风，倾听着山林哗哗的涛声，我全身心融化在这美妙的感受里，其余的人在聊天，在我印象里，老人们，尤其是老太太们，都喜欢小李，我从阳台的木制地板上捡起一片树叶，细心地夹在书里。我喜欢收集世界各地那些美丽的树叶，我觉得它们是有灵魂的（我相信万物包括石块都有灵魂），我喜欢把这些有灵魂的树叶夹在我的书里。

下山的时候，我安静地坐在车里，回忆着我的采访。我知道重要的不再是采访，况且我知道我的录音机几乎什么也录不下来。因为首先，约翰刚刚动过手术，说话的声音非常小；其次，我们的谈话完全没有按照事前准备好了的问卷进行，我们在第一个大问题的第一个子问题上就不着边际地扯到波普哲学那里去了，我说过，我忘记了身边的一切事情，所以也绝没有记住录音机，我当然也不知道我是否换了，以及换了几次录音带。

我安静地坐在车里，回忆着我采访时的感受——那是一位说话声音微弱，面带着憨厚笑容，腿脚不灵活的老人，他身边是他的有些像大洋娃娃似的，却有勇气陪他穿越沼泽的终身伴侣。这老人还在坚毅地向前走，在人类理性——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深陷其中且无法自拔的广袤的沼泽地里，他还在坚毅地走着，他的终身伴侣搀扶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