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扉客先生转茉莉女士：

谢谢你对拙文提出商榷意见。这是一篇因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编辑约，几天内赶出的急就章，能得到读者注意，并且提出商榷，首先应该致谢。

你提出的意见，当时慎公两次问我，确实没有这样想过。我写回忆时，只能尊重历史原貌，不敢随自己后来的认识随意增添。这一问题也一直折磨着我，时逾四年，现在考虑这一问题基本观点未变，只是增加了一些视角，更为复杂一些了。我目前的看法，体制是弹性、刚性、塑性，概念上并不重要，关键是事在人为，或许能争取一个和平渐进、逐渐演进的前景，并越过不可逆之端点？但是旧式革命的危险始终存在，甚至越演越烈。是以改革走过这一险区，还是听任旧式革命从后面追上并扑倒改革，到今天还是一个大问题，而且更要命的是，主动权还是不在我们手里。

至于你所提出的第三种前途，海外心情与国内感受差别很大，在今天大陆境内，如果呼唤革命，最终出现的很可能并不是具有新意义的革命，而是旧式反市场经济革命，义和团加土改运动，将刚刚开始的一点转折毁于一旦。到那时玉石俱焚，历史将又一次走进始料不及的另一个房间，不是革命，而是复辟，如霍梅尼革命代替伊朗国王的白色“革命”。这一点，和80年代的东欧大不一样。我这样说，决不意味认同伊朗国王的“白色革命”。我也热爱哈维尔，并厌恶国内知识界的昆德拉热。我曾试图写文章，揭示国内知识界的“昆德拉热”和犬儒化之间的联系。但在热爱哈维尔的同时，注意我们现在所处的景况与他所处的捷克80年代形势有大不同，至少他没有遭遇前面是拒绝改革后面是旧式革命的夹击，以东欧历史套裁中国当下，已经捉襟见肘。我们现在逐渐变得与伊朗似，不与东欧同，指出这一点，也许不是多余？

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几乎就是一部不断走错房间的历史。我们看看三、四十年代中国知识界大部分人在鲁迅和胡适之间做出的革命选择，以及这一选择的历史后果，或许能明白慎公晚年的沉痛。不幸的是，这一历史现在又在国内知识界逐渐重演。知识分子很容易为自己的“高尚意图”所迷惑，不以这一意图进入历史过程的责任后果为念。在这一意义上，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的灾变，知识分子的“革命”冲动是要负很大责任的。而这样的冲动，已经融化在我们从小所接受的教育中，故而我才再三提出我们是喝狼奶长大的，而狼奶的一部分不是别的，还正是一些具有高度审美价值并能产生道德自恋的高尚意图。不以百姓苍生的具体生活代价为念，只图满足自己的心理高尚，这几乎是知识分子这一行当的左撇子天性，中国传统文人如此，西方现代教授亦然。这就是时常发生中外左翼文人廉价合唱的道理。从二十年代、四十年代全世界高尚知识界集体向左转，到现在后现代语境，一个哈贝马斯与德里达的联名上书，就把中国文人唬得一惊一咋，老问题不断回来，新包装则一换再换。我在拙文中再三强调责任论理，而不是意图伦理，也不过是这一意思。一方面要有勇气拒绝“昆德拉热”，拒绝那种“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廉价呻吟，另一方面则还要时时警惕并坚持反刍自己早年的狼奶，一口一口地吐出来，不为自己的高尚理想所诱惑，警惕自己幼时所感染的职业革命家毒素以另一种正义形式冒出来，这不是一件容易处理的事，更不是那种用滥了的两分法。

“岂有文章觉天下，忍将功业误苍生”。我们是知识分子，而且还要启蒙，但在做着知识分子的同时，对这一行当有足够的警惕，甚至厌恶，在启蒙的同时培养后一种意识，对知识分子及其观念追求进入历史究竟会发生什么责任后果，能保持一份自戒自惧，实在是太难太难了。

子规夜半犹泣血，不信东风唤不回。其实是有可能“唤不回”的。慎公已去，他最后十年的心血全在这里。剩下我们能说什么做什么，也还是在这一层面上苦争、苦唤，究竟前景如何，我并不乐观。

再次感谢你的坦率意见.

朱学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