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7年，左宗棠平定了回民暴乱之后，将1万回民囚禁于宁夏泾源县境内。地广人稀，外婚几乎不可能，这1万人在上百年时间里持续以“内婚”方式繁殖。1991年，两位记者采访贫困地区，从当地干部口中得知，当年的“万人”已增殖到十几万人，且多代内婚造就了大批“半米儿”——痴呆。这些“半米儿”说起话来前言不搭后语，眼球黯淡，面无表情，中年便已记不得自己的年龄。最适合于“低下智力”的制度其实只有一种，那就是“习惯”，这些“半米儿”周而复始地重复着简单劳动，和繁殖出了加倍的“半米儿”（参见曲兰、高刚《中国西部：历史与命运的抉择》，《三月风》1991年第3期）。

我读中科院研究生时，有一位老师是20世纪60年代初从莫斯科留学回来的数学家，他的老师是庞特里亚金——双目失明，苏联最杰出的数学家之一。后来读美国的经济学教科书，发现“优化理论”在80年代简直成了经济学家的“独步单方”，还发现经济系的研究生不少已经在读庞特里亚金的《优化过程的数学理论》英译本，他们并且知道了庞氏的极大值原理是三大优化理论（欧拉的变分法、别尔曼的动态规划、庞特里亚金极大值原理）中最具普遍意义的。但是，他们大都不知道庞特里亚金是盲人，他的数学推导完全靠“心算”。假如他今天活着，我相信教皇保罗在接见霍金之前就会接见庞特里亚金。

“残疾”，它是我们每个人出生之前和出生之后面临的无数可能的生活之一种，是生活所包藏的各种不确定性中最根本的一种——常常因此而被称为“命运”。因而“残疾”也是罗尔斯在讨论“无知之幕”时最常列举的例子之一。只要我们关注“社会正义”，我们就无法回避“残疾”。在高度稳定的社会里，不论是孟子的“四端说”还是罗尔斯的“正义原则”，都可以让我们相信：优先改善残疾人的福利是符合我们每个人预期福利的最大化原则的。

于是对“稳态”社会而言，问题仅仅在于残疾人的福利通过何种途径得以改善？这些途径在多大程度上将影响我们每个人的福利？以及能够最大程度地改善社会成员平均福利的制度的特征是什么？

我们相信，最能增进残疾人自身福利的制度是那些激励和保护残疾人自强不息精神的制度。众所周知，在各种可能的制度中，那些尊重当事人的生命权利、基本政治权利和基本财产权利的制度最能够激励当事人自强不息的精神。

可是我们的社会并非高度稳定的社会，它正处于百年转型期，它的社会成员的视界大大地缩短了。面对高度的不确定性和残酷的资源竞争，人们不再顾及遥远的子代和孙代的预期福利的改善，不再有耐心推想子代和孙代们的可能生活，包括“残疾”之为一种可能的生活。普遍的宿命主义对抗着康德式的伦理观念，普遍的“世纪末”情结对抗着在上帝面前的“负罪感”。前者是典型东方式的，后者是典型西方式的。可惜，市场天性平等地对待东方人和西方人，它把一切人都“降低”到功利计算的水平线上。你没有原罪感吗？那会让你毫无顾忌地腐败和堕落下去，“我死之后哪怕洪水滔天”，谁还会关心种群的延续呢？

当视界缩短到一定程度以内时，优先改善残疾人的福利将不再符合我们每个人福利最大化的原则，因为个体福利的最大化敏感地依赖于个体预期的未来福利的“贴现率”（即视界）。读者还可以从更加著名的一个例子“囚徒困境”中，推测上述结论的正确性。

于是，对转型期的中国社会而言，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通过何种途径得以改善残疾人的福利，而在于如何拓展我们的视界，使那些能够改善残疾人福利的制度得以被社会接受。

如这篇报道所述，农村残疾人占我国残疾人总数的80％以上。另一方面，由于中央官僚制度的庞大费用，我国残疾人福利的维持和改善几乎主要由乡县以下的社会组织承担着。因此，社会成员普遍的视界将决定基层社会（及其“干部”）对待残疾人的基本态度——是放弃他们呢，还是救助他们？是耐心帮助他们恢复自强不息的信念呢，还是希望他们和他们的后代早日灭绝？

贫困是残疾的亲密伙伴。残疾而不乏优厚的生活条件往往足以帮助残疾人克服心理困难，建立自强不息的信念。真正的残疾发生在信念丢失之后，因为，“你怎样信仰，你就怎样生活。”

贫困在全世界都是残疾的亲密伙伴，世界银行1999年《反贫困报告》如是说。因此，扶助残疾人的工作与扶贫工作的效率密切相关。你注意到了吗？孙立平教授告诉我们，在我们这个转型期社会的最上层，是制度的既得利益者和依附于既得利益者的群体。在这一“上层”之下，中产阶级尚未形成便开始瓦解。所以，走出上层，我们看到的直接便是“大众”，平均地挣扎在“平均生活水平”上的城市和乡村的平民。

最后，生活在我们社会“底层”的，是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注意，还存在着贫困地区的富裕人口）。而在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当中，处于最底层的，是残疾人。

我要在不同意义上借用一位残疾人的话：一个残疾人就是一面镜子，一群残疾人就是一群镜子。从这些镜子里，我们看到社会的残疾，看到阴影和光，看到神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