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个性不适于搞政治。我搞政治，客观上有可能，主观上也不是完全没有这个能力。但我不愿意和人发生关系，人缘不好。政治需要你去组织，跟人打交道，我只能搞书本。我觉得毛泽东讲得对，杀猪猪会跑，书本不会跑，百无一用是书生。我就是个书生，我没有这个能力搞政治。所以我不适宜当政界代表。”
李泽厚的家在北京城的中心，紧邻王府井的胡同中一栋高楼，约50平方米的小套房。从东边窗口望出去，是美术馆端端正正的小广场；探出身子往南，是景山公园林木掩映的楼阁。转到西边的阳台，能看见天安门和前门巍峨的檐角。窗台下，一溜儿摆放着红色的桃子、黄色的橘子，给白色的阳台镶了一道彩边。这些老北京的景致，是他用位于北京西郊皂君庙、面积相当于现在两倍的房子换来的。“住在这里才是真正住在北京了。”他露出满足的笑。
从1992年开始，这位80年代的青年思想启蒙老师便长期定居国外，只有每年秋天回北京住一阵。他仍然固执地坚持一些看起来是怪癖的习惯：坚持穿睡衣待客，即使是面对镜头也不换装。据说他访问日本时，住和式的传统房子，他必穿拖鞋走在不许穿拖鞋的榻榻米上，要不然说不舒服。他的朋友何兆武说他是“湖南骡子，倔”，因为这份倔强，所以在百废待兴的80年代，最终是他站在那里，为年轻人打开一扇走出荒芜的大门。“他的确有自己新的见解。”何兆武对本刊记者说。
从学生到学者，李泽厚说自己的经历相当简单，但波折不少。有的是少年成名带来的人际压力，有的是学术之争导致的疏远，还有遭受饥饿、劳累、不自由等多种磨难的时代，以及A型血自闭悲观的特质，造成他比较抑郁和孤独的性格。1988年，他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据说这届人大非常活跃敢言，但李泽厚只发过一次言，他说自己的态度是“关心政治，但不参与政治”。
9月9日，在翠花胡同给他拍完照，天色近晚。挥手道别后，他一个人沿着胡同，穿过马路和街心花园，走入地下通道。老年人的背影总容易显得单调孤独。2002年的时候，他的朋友说他走路顾盼自雄，他说，没有，我是踽踽独行。
因为孤独，所以他能看清中国社会的一些现实问题。也因为孤独，或许他放弃了将自己的学术影响力转化为政治影响力的机会。他给了记者一张粉色的纸笺，说上面的话可以代表他对政治的观点：纵使文章惊海内，纸上苍生而已，似春水，干卿底事——龚自珍。
青年李泽厚：穷困，激情
1945秋，李泽厚初中毕业，考上了当时湖南最著名的省立一中。因为没钱入学，只好进了吃饭也有公费补助的省立第一师范。贫困是李泽厚不完美的青春年代的一个烙印，一直持续了他整个学生时代。“家道中落，没有饭吃那种种痛苦，你是不能体会的。”他对本刊记者说。
所幸他天性聪明，一路入读的都是名校。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有名但很保守，国民党党棍做校长。当时进步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学校里却没什么进步气氛，连《大公报》都不让看。“但是书店还可以看到一些，比如斯诺的《西行漫记》，马克思本人的著作。我只好每星期天过河，去城里的书店站一整天。”李泽厚对本刊记者回忆。
“也许正是因为这样，比被动灌输的东西印象要深得多。我不喜欢人云亦云的东西，不喜欢空洞烦琐的东西，恐怕都应追溯到自己那个穷困、认真、广泛阅读的青年时期。”李泽厚确实信奉了马克思主义，这在学风保守的学校是一个异类。“全班就我一个人倾向进步，后来被学校拉进黑名单，还突击检查我，不过我事先把书藏好了。我还一直想加入共产党，当时湖南大学就有地下党，后来因为母亲死了要奔丧，等回来以后再找这个人，就找不到了。可能他们也不会接收我，我当时太高调了，周围人都以为我是共产党，连我弟弟都这么以为。”
“我当时也是不要命的。去送毛泽东的一个文稿，街道上真是军警林立，我把文稿藏在鞋垫下面。所以我对一些学生说，不怕死有什么了不起。我就不怕死过，但那不解决问题。”这是李泽厚一生中和政治以及“主义”最亲近的时刻。“当时我们毕业时有个小册子，每个人写几句话。有个同学居然记得我写的那句话：‘不是血淋淋的斗争，就是死亡。敬录KM语赠别本班同学。’KM就是Karl Marx(马克思)。”
1950年，李泽厚考上北京大学哲学系。新中国刚成立，就开始抗美援朝，李泽厚还是满怀激情在系里作讲演，但他对入党的态度却有改变。“我的确接受马克思主义比较早，就看不起很多人。解放后我看到一些人入团、入党太容易了，就是积极一点啊，表现好啊，他们不是真的信仰。入党是要真的信仰，你要献出你自己。”
穷困一直折磨着他。“记得我那时只能买零星的活页纸，硬本没用过。甚至有时连牙膏也不买，用盐刷牙。把那几元钱积存下来，寄给正在上中学、父母双亡的堂妹。我得了肺结核，一些活动不能参加，就把更多时间放在读书和写文章上。”李泽厚于是独住在楼顶的一间阁楼里读书。阁楼光线极暗，白天也要开灯。1958年出版的《康有为谭嗣同思想研究》一书，基本上是那时写成的初稿。他利用藏书极为丰富的北大图书馆翻阅、抄录了许多原始资料。“有的年轻人看我现在写文章很快，以为这是天分，其实我是下过笨工夫的。”李泽厚说。
才气上自傲，物质上自卑。李泽厚后来跟朋友对谈时说起：“很遗憾，北大我倒看上过至少有两个女孩子，挺喜欢，姓甚名谁、哪个系的都打听清楚了。可是跟她们一句话也没讲，她们也不知道我何许人。”
他初中时酷爱鲁迅和冰心。两位名家一刚一柔，刚好对应了他生活中的不幸和幸福。“鲁迅叫我冷静地、批判地、愤怒地对待世界，冰心以纯真的爱和童心的美给我以慰藉与温暖。”李泽厚说。因此在以后的人生中，他为维护自己所寻求的真理，不惜两面作战；在回忆母亲、童年、故园以及曾爱慕的女生时，文笔却又轻柔优美。
不为政治任务写作
大学毕业后，李泽厚分配进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当时叫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李泽厚在政治气氛浓厚的社科院是个异数。“他不按领导的指示来写，那时总挑他毛病，开了好几次批判会。”何兆武对本刊记者说。
在政治性上不“过关”，但李泽厚却在学术上颇有建树。1955年，他发表了《关于中国古代抒情诗中的人民性问题》。这篇文章和此后关于美学的论战让他成名。这时，他不到30岁。“1987年去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主任说，我们很早就读过李泽厚的名文，获益匪浅。我当时脸红了。”同样的想象还发生在日本。“80年代初去日本，一些日本同行都很惊讶地对我说，以为我应该是白发苍苍的老者。”李泽厚对本刊记者说。
“50年代后期我有很多钱。印象最深的是1956年冬，我在《哲学研究》上发表一篇美学文章，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一篇关于孙中山的文章，稿费加起来1000元。当时我的月工资收入才56还是70元，反正很少。我1956年就拿过每千字20元的稿酬，这是当时的最高稿酬。一般是10元左右。”这是李泽厚富足生活的开始。他买了一个唱片机，电动的，不用手摇，这在当时是奢侈品，但他仍然不讲究穿着。“在新加坡，人家叫我买件名牌衬衣，我说，名牌穿在身上是负担。我买了一块不太坏也不是名牌的表，就可以了。”
从上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李泽厚很少为金钱的事务发愁。即使是在被下放的60年代，他被开除公职，但是有未用完的稿费支撑着他。“约有2000元吧，相当于现在的两三万元。”李泽厚说，1960年下乡那次，饿得全身浮肿，但冬天回到北京，只有高价饭馆才有肉卖，所幸还有点稿费，那就不在乎。到高级饭馆去吃了好多次，大吃了几次肥肉。
李泽厚的版税超过百万，这在学者中是少见的。采访中，他会几次提到：“我个人经济搞得很好。我从美国回来是坐商务舱，我自己掏钱的。”
作品在学界和市场上都通过了检验，这使李泽厚有底气立下一个规矩。“50年代就定了，不为政治任务，也不为经济考虑写文章。这一条至今一直坚持。50年代我不是已经有点名气了吗？那时候约我写文章、出书的很多，我99%都拒绝了。”李泽厚说。
很难说李泽厚是否意识到了前辈学人因为谨慎而少有建树，但他在和一个朋友的对谈中说：“反正我是称过他们的分量，分量也就那个样子，包括一些名家。”脾气倔强，不懂迎合却偏偏少年成名，付出的代价就是人缘不好。这个特点到老年也没改变。北京城中心的房子，清雅干净，却少有朋友拜访。
李泽厚确实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钱钟书给他写信，他说想不好如何回复，拖一阵就忘记了。替宗白华写《美学散步》的序言，“我始终没和宗先生交谈，我没去看望他，事前事后也没去征求他的意见”。但宗白华先生去世的时候，李泽厚得知他是因行政级别不够而被阻挡了就医之路，在90岁诞辰的前三天逝世，就写了一篇悼文：我为宗先生哭！我为中国知识分子哭！我为中国哭！
“地下”思考，边缘写作
李泽厚从“文革”时就开始考虑经济问题。“当时是政治挂帅，但马克思基本原理就是‘吃饭哲学’。”吃饭是什么？吃饭就是发展经济嘛。我非常欣赏莫言，他在文章里写，饿的时候，他吃过煤渣，到那个时候所有荣誉、地位，什么其他东西都是次要的。那是！我没有饿到那种程度，但是我知道这一点，我理解这一点。我经历长期饥饿的就是下放农村，吃的真差，什么东西都没有，一天只有4个生白薯，还要劳动。那时牛都死光了，我还保留人拉犁的照片，一二十个人包括农民在内，共同控犁耕田。”
从1958到1978的20年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长不到4元，农民则不到2.6元，全社会物资紧缺，活力全无。李泽厚的生活是这段时间停滞的一个注脚：“我在困难时期用的那个暖壶，没有铁的，竹子做的，你们看都没看到过。一用就10年，一点变化都没有。工资10年20年不涨，大学生毕业52元，也许以后60年都是这样。物价也很稳定，3毛钱一个猪肝，10年也不变。1958年的时候，我们的口号是‘超英赶美’，当时日本还没有在话下。结果搞了10多年，日本比不上，台湾地区也比不上。”
大约1995年的时候，他总结出了中国发展4个问题的顺序：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社会正义，政治民主。“当然这只是大体区划，并不可截然分开。我从不认为经济能直接决定政治、文化等等，市场经济也并不必然地带来现代民主。但现代民主却以前者为前提，否则便不稳固。如果没有现代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一切恐怕都难以保障和持久。经济是在‘最终意义’上和长时期内对其他一切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经济发展具有某种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力量。”李泽厚对本刊记者说。
大部分知识分子不得不随政治运动沉浮，表面上，李泽厚也不例外。“他也不一定离经叛道，不过总是有自己的想法。”何兆武对本刊记者说，“‘文革’时候，我们每天早上读林副统帅的再版前言，每天都在背这个。李泽厚也背。”他参加劳动时甚至非常积极。“老想和别人比谁背得更重。我最重可以背105斤。”李泽厚对本刊记者说。
他的反抗方式是温和的。“我对康德很早就有兴趣，是下放时仔细读的。上面盖着‘毛选’，下面就是康德的这本书。因为那本书就是要慢慢读的，要非常细心，真是一个字一个字读，不止读一遍。我还带了一个本子，做了很多笔记。原来笔记本上几万字，后来发展到十几二十万字。我说我在地震棚里还在改写，感觉非常愉快。反正那时知识分子没什么事。我的一个同学在做木器。我绝不会考虑做这些事情。”
他讲起失去个人自由的苦痛：“有一次被下放到山东农村，离北京也不远。我躺在一个场地上，坡上就是火车道，看着火车从路边开过，就想，哎呀，什么时候能坐火车回去，回北京看看啊。”
“不过这样我就了解人生，你活着干什么，为什么要活着，你活的意义是什么？我大概比较早地想到这些问题。”李泽厚对本刊记者说，他从自身的苦难中体味到了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的重要，“我认为中国发展4个问题的顺序：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社会正义，政治民主。我至今仍然坚持这个发展次序。这4个方面，在不同的时候侧重可以微调，但顺序不能变”。
人大代表：只发过一次言
上世纪80年代，图书开禁，喜欢“突破常规”的李泽厚立刻从厌恶陈腐说教的青年人那里得到了呼唤和回应。他的一位前同事向本刊记者形容80年代李泽厚的风光：“只要他在哲学所上班那天，办公室就塞满了全国各地来拜访他的人群。和他一个办公室的同事都挤不进去。中午去食堂吃饭，他后面跟着一二十人的队伍，浩浩荡荡。”
学术上的成功伴随了政治上的受青睐。1986年，他以中国社科院普通研究员的身份，获得了一套国家分给的房子，100平方米，这是当时常务副院长的待遇。1988年，他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一个明显的事实是：80年代，他的书已经卖到几十万册，所有的书都有盗版。在当时一片舶来品的翻译潮中，他是本土学术明星。“我甚至有走仕途的机会。”李泽厚对本刊记者说，“不过我不愿意入党。”经历过的政治生活的荒诞性，使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对政治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政治是先有结论，这和搞学术不同。”
“我个性不适于搞政治。我搞政治，客观上有可能，主观上也不是完全没有这个能力。我对政治的判断非常准确，猜胡锦涛这一届政治局常委名单，我只错了两个。”李泽厚对本刊记者说，“但我不愿意和人发生关系，人缘不好。政治需要你去组织，跟人打交道。我只能搞书本。我觉得毛泽东讲得对，杀猪猪会跑，书本不会跑，百无一用是书生。我就是个书生，我没有这个能力搞政治。所以我不适宜当政界代表。”
李泽厚做人大代表期间属于教科文卫组。他还记得同组的都是业界的知名人物：有1966年进驻北大的工作组组长张承先，《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很有名的泌尿科大夫吴阶平，还有许嘉璐，他是第九、十两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当人大代表期间，李泽厚说他很少发言。他唯一记得的一次发言就是在1988年4月2日人大小组会上，“因为我是湖南人，所以参加讨论时在湖南组。同组的有厉以宁、刘大年，还有中央的一些人”。
李泽厚发言的内容是：过早抛弃新民主主义理论是一大损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在吸取了数十年的历史经验教训之后，在新时期中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恢复和发展。中国革命是依靠新民主主义理论取得胜利的。新中国成立不久，学习苏联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过早地抛弃和否定了新民主主义理论，是一大损失。毛泽东在《在新民主主义》中曾明确指出，革命胜利后，将有一个较长时期，无产阶级的国营经济占领导和统治地位，它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但允许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整个社会的方向是社会主义，不是资本主义。苏联经过了70年后又在重提研究列宁的新经济政策，重新评价布哈林，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实事求是地重新估价当年刘少奇、邓子恢等同志提出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等思想呢？
“当时说这个是比较大胆的，比较激进的。在理论上，新民主主义是资本主义。我的发言就是说社会主义进入早了，毛泽东那时候搞新民主主义挺好的。我之所以发言，因为当时这个问题很重要，是一个全局性问题，关系到社会如何定性。这是大问题。”李泽厚对本刊记者说。
当时会上很多人都不吱声，但会后反应还是蛮强烈。1988年4月7日《人民日报》摘登一些代表发言，其中包括李泽厚的发言。“发言登在《人民日报》上，说明是认可的。后来国家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概念，现在还搞这个阶段。”李泽厚说。
1992年，李泽厚决定出国。“当时批判我的文章超过了批判其他人的总和，我自己搜集了60多篇，据说一共有200多篇。”李泽厚对本刊记者说，“而且是两面作战，一面是正统的‘左派’，一面是激进的青年。前者批判我是‘崇尚个体、贬低总体’，是存在主义；后者批判我是‘崇尚总体、贬低个体’，是固守传统。”虽然饱受诟病，但他去了美国一个小镇教书后，国内还给了他一个全国政协委员的职位。
李泽厚很少回国参加政协会议，但他仍然非常关注国内。1996年，他在给朋友的信末问：京中、院中有何新闻、动态可告否？1993年，他回国20天，看到在去国的一年时间里，中国在发生变化：理发7元，走时才8角。洗澡3元，走时才6毛。上饭馆可以吃到鸡鸭鱼肉，小摊贩上的食品饭菜也并非完全不可以入口……这些世俗的细节，微弱但温暖。一个关心现实的学者的研究和思考，只有放在自己最熟悉之地，衣食住行最琐碎的涨落里，才最有生命力。“以后我还要回来的。”李泽厚说，“北京的民主，中国的民主，毕竟比美国的民主对我更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