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武昌起义，必然要说到大江报案。大江报实际上是一个小报，总编辑加编辑兼记者，拢共才有两人，一个詹大悲，一个何海鸣。这两位都是近代历史上特别出名的革命党和报人，前者一直激进，1927年大革命失败，这个老资格的国民党元老，居然被国民党桂系清党给杀掉。后者在二次革命时，扮演了一个武人的角色，在南京的抵抗中很是出了回风头，后来就颓废，变成蝴蝶鸳鸯派文人，在贫病交加中死去。

不过，在大江报案发之前，这两人的名头还不怎样响。时值清末，大江报碰过初上任的端方，惹过新军统制张彪，让总督瑞也很不愉快，报馆从总编、编辑到会计并门房，都没有辫子。但是，真正让大江报倒霉的，却是两篇不长的短文时评。

一篇是何海鸣写的《亡中国者和平也》，一篇是黄侃写的《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特别是后一篇，虽然仅仅不足300字，但光一个标题，就吓煞个人，摆明是在鼓吹革命造反。黄侃后来成了国学大师，但在当时，却是一个激进得不得了的新军士兵。这篇文字，据说是他在跟詹大悲喝酒，酒酣耳热之际，一挥而就的。当时虽然报禁已开，但这样的言论，明摆着是“煽动祸乱”，没法让当局无动于衷。当然即便如此，实情也可能如当时的舆论所说，大江报无非是平时零碎得罪了当道，此时借这两篇过激言论开刀罢了。

不过，如果真的是这样，湖北的地方官在挨骂的时候不敢动作，非得抓住把柄才能处罚报人，说明这些地方官还是讲规矩的。

据跟《申报》齐名的《时报》报道，当大批的警察赶到报馆，当事人一个都不在，詹大悲和何海鸣都是后来陆续捕到的。詹大悲先落网，把所有的事，都揽在自己身上，拒不告诉警方，何海鸣在何处。对于《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一文，说是来自外稿，作者不知。要打要杀，他一个人扛着。后来落网的何海鸣，也不含糊。《亡中国者和平也》一文，署名一个“海”字，按说他不认账也可以，浑赖就是，但是他认了。不仅如此，两人在法庭上，都理直气壮，报道中经常会出现两人当庭“大怒”的字样，法官倒是一点怒不起来，唯唯诺诺。

大江报案引起了全国舆论的关注，武汉报界和各界团体，纷纷为大江报说情。而武汉以外的报纸，更是天天冷嘲热讽，旗帜鲜明地站在大江报一边说话。甚至还恶心湖北政府说，抄查当日，报馆买的一担西瓜，也被警察给吃了。大江报的读者，连日到报馆门口“凭吊”，门口堆满了“安慰之纸条，哭吊之短文”。一时间，湖北官方很是被动，声名大坏。

当然，既然起诉了，不判是不行的。大江报这样的文字，如果按字面抠的话，也的确违反了当时的报律。碍于舆论，此案判得相当轻，仅仅对詹、何二人课以罚金800元，两人没钱缴纳，也不想缴纳，故判刑一年半抵交，大江报被判永远不得出版。其时，已经是1911年的8月，离革命爆发没几天了。

此案毕竟属于因言治罪。这种伤害言论自由的恶事，在当时名声很坏。詹、何两人的坐牢，实际上起到的是一个昭示当局丑恶的作用。所以，即使能够弄到钱，这两人也是不会交罚金的，就是要坐牢。两人坐牢了，文戏完了该武戏上场了。革命党人的起义虽没有按预定的计划展开，但包括黄侃在内的新军士兵，还是用手里的枪，赶跑了瑞，将詹大悲与何海鸣接出了监狱，大江报隆重复刊。

但是，复刊后的大江报，转过年来，就再次被查封，这回干事的是首义元勋黎元洪。罪名是大江报鼓吹无政府主义，主张除去政府，不要法律，甚至废除婚姻，不要家庭。跟清朝的总督不同，此番查封，黎元洪是要把主笔政的何海鸣抓住就地正法的。军警到报社时，何海鸣正在大舞台串戏做票友，闻讯，一溜烟走了。

革命之后，原来的同盟会同志已然分裂，而黎元洪跟依然坚持同盟会立场的人，对立日益明显，这些人（其中包括玩世不恭的何海鸣），对这个现任副总统，也愈发不恭敬，成天渲染他被从床下拖出的段子。人要脸，树要皮，况副总统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