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暨南的教授群中，以新月社的一伙人占最多数，除了胡适，徐志摩，陈西滢，凌叔华，顾一樵，闻一多，陈铨等人之外，如罗隆基，梁实秋，叶公超，刘英士，余上沅，饶孟侃，蒯淑平，潘光旦，彭基相，卫聚贤，沈从文，顾仲蠡，梁遇春，余楠秋，都在暨南教过书；至于在一九三九年二月七日在上海被杀的左翼作家胡也频，他初期的作品，《鬼与人心》和《圣徒》等也是在《新月》杂志发表的，甚至还在新月书店出版过几本集子，也可以说是新月社的朋友之一。然而，那时新月社这一伙人是被人号为“新月派”的。但依照梁实秋先生的说法“办这杂志的一伙人，常被人称做新月派，好像是一个有组织的团体，好像是有什么共同的主张，其实这不是事实……新月派这顶帽子是自命为左派的人所制造的，后来也就常被其他自命的人所使用。当然，在使用这顶帽子的时候，恶意的比较多，以为一顶帽子可以把人压个半死。”不过，在外人看来，新月社这伙人当中，有三个人最为特殊。一个是胡也频，后来因为参加了左联而被捕枪毙。另一个是闻一多，因政治问题被暗杀。还有一个是罗隆基，后来也走上政治的道路，成了中国民主同盟的要员，被人目为左翼政团宣传家，为朝野所侧目。梁实秋先生在《论罗隆基》一文的结尾，便有“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的话，并不是无因的。
大约是在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间，罗隆基夫妇自海外返国，路过星加坡时，登岸拜谒他的丈人翁，因此在星加坡逗留过一个短暂时期。原来他的发妻是英国留学生，是星加坡华侨资本家张永福的千金。罗隆基原是清华大学的高才生，送美留学，他为人急于功利，而性格又异常倔强。他因为要著博士论文，以“英国选举”为题，搜集材料，远赴英伦，从英儒拉斯基请益之便，而致结识了张小姐。他之追求张小姐，由相恋而结合，原以为发妻方面，既是有资产人家的千金，做女婿的自然也可以分润多少的。谁知道他的丈人翁，虽然是苦工出身的华侨资本家，却是一位有真实信仰的同盟会会员，并且是孙中山先生不折不扣的忠实信徒。他原是广东饶平人，十多岁南来星加坡谋生，因种植胡椒树胶起家而致成为巨富。并且因为少年失学，而勤学自修，尚能作诗写文，晚年还自费印过一册诗集《觚园耶许声》行世。星加坡最有名的历史胜迹的晚晴园的主人翁也正是他。一九二五年曾任广东国民政府参事，翌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后，他任汕头中央银行分行经理，不久，调任广州中央银行总行副经理。同年十月间，国民政府发表他当汕头市长。那时他不过五十多岁。一九三七年日寇侵华，汪精卫投敌，他因为与汪精卫最接近，感情最好，因此从汪，任伪府中央监察委员及国府委员。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十月间张永福被捕，被判入狱一年。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获释，年已九十余，一年后以病在九龙去世。他早年在星加坡时，常常接待国内的客人，总以他的信仰为标准；如系党员，便立即予以优惠招待，临行还致送丰厚的盘缠。可是罗隆基在星加坡逗留期间，却和这位丈人翁格格不入，致目的不达，大失所望，只得铩羽而归。回到上海以后，由于他最尊敬的张君励和胡适的介绍，夫妇俩才到光华大学、中国公学和暨南大学来教几点钟书的。
他的这位发妻，当年还写过一部《杨贵妃》的英文作品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她在暨南教英文时，也是采用这部书作课本的。
罗隆基在暨南，是政治经济系的教授，教的是政治学，他对英美的“民主政治”和“议会制度”，表示非常欣赏。他虽则是口齿伶俐，辩才无碍，但听他课的同学却不十分踊跃。后他一连串在《新月》杂志上发表了好几篇有关人权问题的文章，鼓吹自由思想与个人主义，使得《新月》有了更浓厚的政治色彩，引起了更大的风波，又因同学的口碑载道，方陡然骤增了不少旁听的同学，而我也是其中之一。可惜为期不久，大约是教了一年光景，便离开了暨南，到天津做《益世报》的主编去了，这都是后话。
这期间，不知怎的他对于张小姐不对口味，生活自然也不大协调，大概是为了急于功利的缘故，后来他看上了徐志摩的离了婚的夫人张幼仪，也就是张君励的妹妹。他伪装张君励的信徒，加入国社党，满以为近水楼台先得月。殊不知张幼仪对于罗隆基，避之惟恐不及，他对她的追求，不但徒劳无功，简直是毫无希望。他追求张幼仪之不能成功，他怀疑是因为有发妻的关系，遂决心摆脱。可是又怕她受律师的挑拨和教唆，向他提出赡养费的要求。他只得学杨杰的手段，决定离婚之前，就每天抓住太太没头没脑的乱打乱捶，打得她一佛出世，二佛升天，死去活来，什么赡养费，简直连想都不敢想，便自动下堂求去。张小姐本是生得弱不禁风的千金小姐，哪里经得起罗隆基每天的拳脚，自然也只好下堂求去了。
罗隆基和她分手以后，他的第二位太太就是有名的王家右。她当年在北方给国民党做妇运工作。他自己时常对人说他对王家右非常好，但王女士不原谅他。他还说他和发妻的离婚，完全是为了她。想不到现在结果如此。他对她好，而她却要分离，这也许可以说是最早造成的错误——犹如他后来在政治上一样。但他一直不承认王女士和他已经离婚，她后来却嫁了已故电影明星阮玲玉的丈夫唐季珊，做了他的第五任太太。
罗隆基是以大学教授和学者资格，崛起于政治舞台的，但一般人对他具好感的极少。他在天津主《益世报》笔政时，即因事饱受人恐吓枪击，可是他却因此而享大名。他唯一的本领，即一方面骂，一方面又捧，甚至在前面骂，在后面捧；或者当面捧，而背后骂，自以为站在第三者的地位。结果却为人不满，说他是政治掮客，到处以第三者为货色出掮，可是又掮不出好东西来。当第一届国民参议会举行时，罗隆基与张君励，以代表国社党而为参议员。他以舌锋锐利，辩才特长著称，在会中非常活跃，称为参议员四辩士之一。但他的言论并不完全代表国社党，甚至与党魁张君励的意见相抵触。，当时有人问他，他的回答却相当耐人寻味，他说：“政治家之于党，好似行路者之于找一所屋宇，借以避蔽风雨。国社党并非高楼大厦，仅不过是一所茅屋；但在未得到高楼大厦之前这所茅屋虽然简陋，也可以聊蔽风雨。”
罗隆基的话，说得很坦率。他当时是没有国社党，就不能当参议员。以后有所谓三党的国社党、青年党、第三党，三派的职教派、救国会派、乡建派合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罗隆基以国社党代表而当委员，成为“民盟”的有力的发言人。后来他脱离国社党，大概是找到比较满意的房子，他的作风，也正是如此。
有一次，在国大会前的一个晚上，罗隆基曾作了一番有意义的“夜谈”，那晚的话是由在场的一位高级官员无意中偶然提起来的。他和罗隆基有很厚的私谊。那时国大召开在即，第三方态度不明，而他正是“民盟”的“准发言人”。他因为提到国大名单，便显得分外感慨。他批评到与国大有关的人物，如曾琦，他就表示很不屑予，认为蒋主席高兴曾琦完全是错误的。因为曾琦连一点派头都没有，见马绍尔特使要带翻译，而“我罗隆基最少比他强一点”。他还批评廖云台，说他没有理由充任“社会贤达”。
他满腹牢骚，说话未免偏激。但政治还是人的关系，人与人互相批评，原本没有什么奇怪。
后来他又谈到他自己。只要和他见过两面的人，必定会知道他的口才。不过，在谈到他个人时，他的口才却显得很笨拙。他过去曾当过参议员。据说他任职不久，便和若干参议员一律被除名，因此他表示：“不要我做参议员，这并不希奇，但也该换些比我好的。现在这些衮衮参政，算什么呢？如果参议员是考选的，我考也考得上头三四十名。”他这些话，无疑的是悲哀，而且是“怀才不遇”的抑郁。从他的谈话看来，也可以看出当年中国政治圈中一些准悲剧性文人的心情。
至于罗隆基在被除名后，才产生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这一组织。据左舜生先生说：“它是一九四一年发动的，其直接的动机，是由于政府将若干不必除名的参议员一律除名了。大家觉得与抗战宗旨不合，与推进民主的政治也有不符，因此才发起这样一个团体，以表示抗议。后来因为救国会分子沈均儒、张申府、史良、刘清扬、邓初民等人的加入，而成都、昆明的支部又先后成立，活动范围加广，盟员也逐渐加多，好奇者投机者，纷至沓来，盟员也一天天复杂，中共想利用民盟作为工具的要求，也逐步的趋于明显。这时主持昆明支部的为罗隆基、闻一多、李公朴诸人，他们觉得以同盟而冠以‘政团’两字，对于以个人资格参加者颇感不便，因提议取消‘政团’两字，该称中国民主同盟。后来民青两党退出后，民盟也就命定的只好‘一边倒’……”
在抗战期间，罗隆基在西南联大任教，还流传了不少佳话。联大的女生，凡是稍有姿色而家道素丰的，都被他追求过。有一次，他从圆通街经过，看见一位颇具风韵的少妇。她的姿色把他迷住了，他便使用他的惯伎，一步一步跟随着，并且沿途向路人探询她的住处。这位少妇在无可奈何之下，只得走进街口一个小铺子去买花生米，想借买花生米逗留一阵，待罗走过去，也就算了。想不到他也追进小铺子里，从后面伸手替她付款。这样一来，两人当时便发生口角把事情闹大了。这位少妇控诉到昆明地方法院去，同时她的丈夫也是某大学教授袁某。地方法院开庭的那天，听审的人，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那天罗隆基没有出庭，由他的律师代理，又恰巧袁太太听觉不好，法官审问时有些听不清楚，她便索性把罗隆基跟踪追随起，到小铺子买花生米，源源本本完全吐露了出来。
当时罗隆基的代理律师，似乎也无法为罗声辩。唯一辩护的理由，就是：“罗太太是非常漂亮的，罗先生不会在外搅七捻三，寻花问柳的。”后来这段公案，也经由另外几位大学教授出面调停，才算不了了之。但是那个小铺子的花生米，却因此而名声昭著，每个去游公园的人，几乎人手一包，称为“罗隆基花生米”。
抗战胜利后的一九四七年十一月间，南京突然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民盟大部分的要员，便开始远走高飞，有的远适异国。其中就只有素有“喉舌”之称的罗隆基，却一直留在南京。事实上，不是他不肯走，而是当局想请他上杭州。恰巧罗本人那时也为了行动的不自由而苦恼。于是由张群出面，替他在西子湖边租妥了一幢小房子。他离京的日子定在十一月二十日左右。十九日晚上，特别约了他的爱人浦熙修话别。罗浦间艳事风传已非一日，不过始终没有完全公开。那晚浦小姐如约前往，两人在梅园新村民盟总部会面，情话喁喁，离情万千，却不料被浦的丈夫袁子英探悉，急忙驱车赶到，因此演出了一幕动人的桃色案。
天下事真是无巧不成书。原来那天民盟内部因罗隆基即将离京，所以把所有的传达侍役全辞退了。袁赶到门口，也没有人拦阻，便一直撞开内室，而罗浦两人却正在互相拥抱，这可把盛怒的袁子英气坏了。他上前就给罗浦二人一记耳光。罗浦也不示弱，联合向袁反击。后来这一出全武行的悲喜剧，还是附近的警察所的警员调解之下而平息下来。罗袁双方也为了颜面关系，互作让步了事。
不过，经过这次闹剧演出后，罗隆基和浦熙修的艳事到底揭开了。关于浦熙修这个人，可以说的是她当年正是四十二岁，和袁子英结婚也十多年了，有两女一子，而且都快成人。她和罗隆基的接近，还是在重庆作《新民报》采访主任的时候。那时民盟在政治舞台上相当活跃，罗隆基又是政治红人，浦因采访之便和罗一见倾心；复员还京，再度相值，便种下了这桩不解缘。至于袁子英，则任经济部华中矿务局副局长，素有“好人”之誉。他早就知道罗和浦之间的关系，但是为了名誉地位关系，不愿伤面子。据说他几次要子女辈环跪浦氏膝前，苦苦泣谏，但终无法挽回。
这桩桃色纠纷，当年的确颇喧腾一时，很使人注意。因为三个主角中，一个是政客，一个是名记者，一个是现任官员。袁子英还向人表示：事已如此，他决定延律师和浦正式离异；而浦也宁愿“为爱情死，不愿收礼教束缚。”当中只有罗隆基也许还想自辩，但他的行为已受限制，嘴巴当然也不能自由了。中国内地易手后，罗滞留在故都，行动自然更受限制，嘴巴也比较更不能自由了。幸而他尚能敛抑锋芒，得以终其天年。前二年去世时，也不过享年六十多岁。
罗隆基字努生，是江西人，有“江西才子”之称。他在《新月》发表有关人权问题的文字，一共有十几篇，后来汇印成书，名曰“人权论集”，由新月书店出版，现在自然成了绝版。新月社在今日已经成为文坛上的一个历史名词了。当年这伙人也正如梁实秋先生所说的：“……除了共同愿意办一个刊物之外，并没有多少相同的地方，相反的，各有各的思想路数，各有各的研究范围，各有各的生活方式，各有各的职业技能。彼此不需标榜，更没有依赖，办刊物不为谋利，更没有别的用心，只是一时兴之所至。……”观乎罗隆基，闻一多辈的行径，堪作这些话的注脚。当年新月社的这一伙人，今日都已风流云散了，有的垂老投荒远适异国，有的已经是快近古稀之年，幸而大多数老而弥坚，尚闪耀着他们本身的光芒。
（原载一九六七年马来西亚《蕉风》第一七四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