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大陆，一直有人用孙中山的军政、训政和宪政三个阶段论来看待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现在，孙中山的节制资本的国家主义主张，也开始在中国大陆找到越来越多的知音。激进的人士更是"重提"马克思的老话：资本来到人间，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温和的人士则号召人们"重温"孙中山的语录：节制资本，扶助农工。有人甚至用孙中山的主张来佐证和谐社会的理论，大力论证如何把"节制资本"作为构建胡锦涛的"和谐社会"的有力武器。

节制资本的拥护者，还从世界和中国的现实中找到了许多资本必须节制的理由。有人举证说，这次世界金融危机给人们的一个教训，是它让人们懂得应该节制资本。还有人指出，看看那些频发的以宝马为代表的豪华轿车撞人事件，就知道中国的资本势力有多嚣张，不节制行吗？甚至有人对国有大电信公司和银行独占机场和火车站的贵宾室，只看贵宾卡不收钱、拒非持卡顾客于门外的做法愤愤不平。从上面举出的金融危机、豪车撞人、认卡不收钱三个例证来看，节制资本似乎是理所当然，势在必行。

但是，在得出这样的结论之前，让我们再把上面三个"力证"展开来看看。关于第一个证据：不节制资本是当前金融危机的肇端吗？我认为不是。美国的金融危机主要是"两房"房利美和房地美的坏账引发的，可以说是两房所造成的次贷危机的同义语。所谓"两房"，是指美国最大的两家住房抵押贷款融资机构：联邦国民抵押贷款协会（房利美）与联邦住房贷款抵押公司（房地美）。这两家公司是执行政府住房政策的主要金融工具，其行为更多的是政府行为，而非资本行为。这两家公司是由政府设立，受政府支持的特殊金融机构。它们在形式上虽然属于公众持股的公司，但却具有准政府机构的性质。虽然美国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与金融衍生品的泛滥有关，但如果"两房"不享有政府隐性担保的特权，也不会引发这么大规模的危机。"两房"的故事告诉我们，更多是要节制以权力为依托的、政治化的公司行为。要节制资本，先要节制以权力为依托的资本。

关于第二个证据，豪车撞人是资本行为，还是资本家及其富二代的非经济行为？这个证据最多告诉我们要节制资本家及其富二代的嚣张行为，而不是节制资本本身。如果因为有钱人及其家人开宝马车撞人，就要求节制资本，那么，是否因为有农民割电线盗墓，有教授抄袭剽窃，就也要求节制种植与节制学术？每个行业、每个阶层都有不法行为，是否每个行业与每个阶层都要受到"节制"？而汽车撞人这种行为在现行的法律框架内已经得到解决。难道要为穷人车撞人和富人车撞人分别制定两部不同的法律吗？

关于第三个证据，作为贵宾室占据者的中国移动、联通、各大银行和作为被占据者的飞机场火车站贵宾室都是国资，是由政府或其代理人直接管理经营，私人资本完全被排除在外。政府把这些行业垄为己有，设置靠行政权力建立起来的若干家行政垄断公司分割市场，用权力把私人资本完全排除在外。贵宾室的例子，更多是说明在权力的护佑之下，国企寡头对市场的独霸。这个例子其实说明了权力与国资的联姻过于紧密，如何合理地节制权力对国资的垄断，倒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

在孙中山所宣扬的"节制资本"中，资本的节制者非国家与政府莫属。拥护孙中山主张的人似乎也默认孙的看法：应该用国家权力来节制资本。问题是，节制官僚资本，还是节制私人资本？如果是节制私人资本的话，我们从上面三个例子中根本看不到私人资本的影子。

也有人解释说，节制资本当然是节制以国资为代表的官僚资本。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官僚资本与私人资本的最大差异就是其中包含国家权力与否。所以，节制官僚资本的本质是节制权力，而非节制资本。在中国，资本之所以常常变得格外张狂、可恶，正是因为它们常常与权力穿一条裤子，假借政治权力之威。

所以，在中国，如果笼统地说节制资本，而不指明节制官僚资本以及其中的权力，那是非常误导的。如果节制资本指的是用权力来节制权力化的资本，而目前的权力资本化正是现行政治制度和权力结构的产物，这不是要让犬科动物繁殖出猫来吗？在制造权力化资本的体制下，其所能繁殖出来的，只能是更多的权力化的资本！如果主张用国家权力来节制私人资本，那无异于把黄鼠狼请进鸡笼。授予黄鼠狼节制鸡的权力，这正是黄鼠狼梦寐以求的。不节制权力而只节制资本，或用权力来节制私人资本，遭殃的必然是私人资本。

其实，一部中国历史，就是节制资本和消灭资本的历史。数千年的帝制时代一直重农抑商。民国之初，当中国还没有什么私人资本的时候，孙中山就高呼节制资本。上个世纪50年代之后的一段时间内私人资本被节制得一干二净。直到今天，私人资本还是被节制得弱不禁风，长期软骨缺钙，只有扶着权力之墙才能勉强站起来。尽管如此，一有风吹草动，就被吓得胆战心惊、魂不附体。在中国，向资本宣战的战书，一道接着一道，却少见有宣扬节制权力者。在目前中国，如果权钱联姻的制度土壤不铲除，而一味强调用权力节制资本，必然导致权力与资本的婚姻更加牢固，导致资本的频繁洗牌，导致被权力扭曲的资本更加丑陋。用权力节制资本必然导致国家权力的进一步扩张，进一步巩固目前的官僚市场经济。如果只向已经被权力或踩在脚下或玩于股掌之间的私人资本宣战，那是协助狐狸欺负鸡的勇气！到头来，意欲节制资本反而变成维护官僚资本和权钱联姻！

对待资本，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是国家主义的态度，视国家及其权力为全善和万能，资本出了问题，必须用国家权力来节制资本。另一种是自由主义的态度，用个人的自由为资本勘界，借助资本自由用资本约束资本。像权力一样，在市场社会中，资本是一种相当重大的社会势力。限制与剥夺资本自由只会加剧权力与资本的结合。要像对待权力一样，对资本保持一定的警惕，尤其是要防止资本与权力结合，变成空前专横的权力。防止权力专横的最有效办法之一，是像美国联邦党人说的那样，以权力对抗权力，在政府内部分权，在社会上形成多中心的权力，而不是消灭权力或集中权力。同样，防止资本专横的最有效办法之一是用资本对抗资本，即鼓励资本自由，让各种资本自由竞争，避免垄断资本，而不是去消灭资本。

目前的中国还不是一个完整、健全的市场经济社会，最强大的还不是资本，而是政治权力。资本之所以专横正是因为它与权力联姻，倚仗权力。只要资本自由，资本之间就会有抗衡。资本若是不自由，就只能倚仗政治权力，狐假虎威，因与权力联姻而变得不可抗衡。因此，政府的职责是维持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让资本自由地公平竞争，让舆论自由地监督资本，让法治解决与资本有关的冲突，而不是让政府权力进入私人资本，实行权钱联姻。要慎防"有难题找国家"的那种主动诉诸国家权力的国家主义陷阱。中国当今的主题，是制约权力，而不是节制资本！总结起来就是，促进自由，保障权利，发展资本，抑制权力。权力必须用权力来抗衡，资本必须用资本来制约。(来源：《凤凰周刊》2009年2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