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财政部长柯尔贝有一句经典的名言：“征税的艺术就像从鹅身上拔毛，既要多拔鹅毛，又要少让鹅叫。”这句名言至今还是一些国家税收的指导思想，以税务为专业的学生、学者没有不熟悉这句名言的。很多税收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也很赞同这句话。

根据柯尔贝的看法，在征税者的眼里，纳税人不过是提供鹅毛的鹅。征税者要拔毛，没有必要去征求鹅的同意，鹅是不能拒绝的。根据柯尔贝的算术，如果一次拔毛太多，鹅会因疼痛而大声抗议甚至试图逃跑。如果为得到全部鹅毛把鹅杀死，就难以持续得到鹅毛。所以最好的办法是在鹅的容忍范围之内每次少拔一些毛，这样可以取之不尽。如同经济学家奥尔森发现，政府的起源是由流寇向驻寇演化过来的。这些以掠夺为职业的人发现，与对掠夺对象加以一次性毁灭相比，对掠夺对象加以适当的保护，定期强征保护费更为有利可图。

然而，这样的如意算盘并不能永远奏效。作为拔毛者的征税者总是有越拔（征）越多的倾向。当征税者急需鹅毛的时候，他们就顾不上鹅的不满和抗议。否则的话，路易十六也不会被送上断头台。换句话说，若是没有道德与制度的约束，征税者终将竭泽而渔、杀鹅取毛。

如果我们在强盗的枪口或刀尖下被抢走钱财，我们的感受会舒服吗？当然不会！强盗的行径是不道德的，他们凭借暴力，没有经过我们的同意就抢走我们的钱财。人与人之间钱财往来的唯一道德的方式，就是基于双方自愿的同意，彼此尊重对方的权利，而不是基于暴力的威胁。强买强卖、强行劫掠都是不道德的。抢劫就是抢劫，不论抢劫者是蒙着丝袜的歹徒，还是穿着官服的强盗。柯尔贝所主张的税收艺术是不道德的。作为拔毛者的征税者没有征得同意就强行拔毛，拔毛者（政府）与被拔毛的鹅（纳税人）之间也是毫无平等可言。长久以往，柯尔贝式的没有道德基础的征税会产生严重的政治与道德后果。最严重的政治后果就是王朝的覆灭。

税收问题并不只是与经济繁荣、公共服务和社会公平有关，税收问题首先是道德问题。在一个文明的、道德的社会，政府存在的意义以及征税的目的是保护每个人的生命、自由与财产，提防各式各样的窃贼与强盗，而不是取他们而代之。

因此，税收必须是道德的。要想使征税合乎道德，就必须把税收当作是平等的公民之间在自愿同意基础上订立的契约，据此成立政府，授权征税。这里涉及两个要素：征税者与纳税者之间应该是平等的，二是任何税收必须得到纳税人的同意。满足这两个要件的税收才是道德的税收。没有经过代表和同意的税收就是单边的、霸王式契约。有道德基础的契约才有正当的道德约束力，没有道德正当性的契约是无效契约。

税收跟国家一样是一个必要的恶，因为它动用了强制。因此，应该像对待国家权力一样，把它降低到最小限度，税收愈少愈善。税收的意图也许是道德的，但是未经同意且施加强制的手段是不道德的。用不道德的手段纵然是去实现可能道德的目的，终究也是不道德的。判断税收是否道德，征税的名义是不太重要的，重要的是是否征得纳税人的同意。

一些骄狂的食税者不仅不去征得纳税人的同意，反而认为社会上的所有财富天然就是他们自己的，而不是纳税人的。他们认为举证的责任在纳税人，如果纳税人不能证明有理由保住自己财富，那么这些财富就属于官府的。而拿走纳税人的钱，乱花纳税人的钱却不需要经过任何举证。在征税缺乏道德正当性的地方，食税者未经纳税人的同意，就大手大脚地拿走纳税人的钱，而且若是纳税人不从，就威胁把他们投入监狱。

征税合乎道德与否对一个社会的道德状况有着巨大的影响。不道德的税收会带来严重的道德后果。最常见的表象，就是普遍的“逃”税。为了不交未经同意的税赋，纳税人不得不隐报瞒报，甚至作假。这些虽然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是对一个社会的道德资源造成极大的破坏。人本是道德的动物，但不道德的征收却不断侵蚀、冲击纳税人的道德底线，长此以往，使不道德的行为蔓延到税收领域之外，必将导致不道德的社会。究其源头，还是不平等的、未经同意的征税在作祟。

不道德的征税为了平息纳税人的怨言，必然要在最有能力创造财富的人身上多拔毛。其后果是从重惩罚这个社会中最能干的人。创造财富的能力越强，受到的税赋惩罚越重，而且常常受到双重征税、加倍征税。这样的征税怂恿了嫉妒，煽动了平均主义，导致社会发展失去动力，终将把大家都变成穷人。

最严重的是，不道德的征税诉诸的是强制与暴力，强征巧取而不去征得纳税人的同意。这是一种强权的逻辑。如果一个社会被强权的逻辑所主导，每个人没有机会表达自愿的同意。强权的逻辑，必然要从税收的领域蔓延到其他领域，长此以往，必然导致一个强权的社会。这不仅背离了道德，更严重的是，它背离了文明！所以，一切税赋必须回到道德的轨道上来，这已成为很多发展中国家共同的认知。(来源：《凤凰周刊》2009年2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