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传播学很像是古时的哲学。当传播学今成显学，我们已经很难为其划出具体疆界，因为它几乎涉猎了所有学科。这既包括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历史学等社会科学，诸如生物学、物理学、信息科学、网络学等自然科学同样为传播理论的形成及流变提供源头活水。
今天，倘使我们走进“柏拉图洞穴”和柏拉图试图建立的“哲人王”统治的理想国，不难发现，这位希腊哲人穷其一生所进行的研究，与其说是哲学，弗如说是政治传播学。
传播学攻城略地，有学者甚至将文明的生息与传播直接联系起来。正如哈罗德·伊尼斯（Haroldlnnis,1894-1952）所指出，“一种媒介经过长期使用之后，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它传播的知识特征。也许可以说，它无孔不入的影响创造出来的文明，最终难以保存其活力和灵活性。也许还可以说，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由此出发，这位半路出家的经济学家以媒介为标准，将人类文明分为埃及文明（莎草纸和圣书文字）、希腊罗马文明（拼音文字）、中世纪时期（羊皮纸和抄本）、中国纸笔时期、印刷术初期、启蒙时期（报纸的诞生）、机器印刷时期（印刷机、铸字机、铅版、机制纸）、电影时期、广播时期等九个片断。倘使伊尼斯今天仍然健在，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会激情澎湃地将我们这个时代的文明定义为“互联网文明”。有人可能认为伊氏分期法粗枝大叶，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如果我们将人类早期的集市看作是一种用来传递货币与商品的媒介，同样也可以将商业文明视为这种“集市媒介”的延伸。
笔者并非伊尼斯那样的坚定的媒介决定论者。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无论是从经济与社会的角度，还是从物理或生物学的角度来观望这个世界，我们都不难得出这样一个“传播创世纪”的结论。从某种意义上说，传播就是上帝，传播就是那只推动世界的上帝之手。无论是生命最初的形成，还是人在社会中的交相成长；无论是人类早期的自由迁徙，还是今天席卷世界的全球化浪潮；无论是人们藏之名山的著书立说，还是旨在传宗接代的婚姻生活，凡此种种，归根到底都拜赐于人类始于远古、一以贯之的“传播精神”。有理由认为，正是这种“传播天性”，使人类不可避免地从一个个封闭社会逐步升级到更加开放的社会。开放因此和人类一样面向未来，生生不息，未有终点。
伊尼斯十分迷恋古希腊的口头传统。面对印刷术的发现，他曾经不无悲情地慨叹这种“文明的倒退”，“我们又回归眼睛占支配地位的文明，而不是耳朵占支配地位的文明。”所以，“希腊在标志着文明进步的印刷术出现之后却逐渐衰落了”。但是，伊尼斯的自相矛盾也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其后他同样指出，正是广播和喇叭的发明导致了希特勒的上台。换言之，耳朵占支配地位的文明同样没有给世界带来真正的安全。
法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塞奇·莫斯科维奇（SergeMoscovici）在《群氓的时代》谈到“媒体是威望的消费者”时有这样一段评价：“古希腊在一代人中也许能造就1万个或者两万个小希特勒，而现在的德国能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造就几百万个小希特勒。”随着媒体手段和技术的飞跃发展，过去古希腊城邦的一个政治领袖或煽动家只能以他的声音所及的千百人为限，而现在一个政治领袖的话能够通过印刷文字、无线电波、卫星电视达到亿万人。塔尔德同样指出，“要动员2万名雅典市民也许需要30位演说家,而现在我们只需要不超过10位的新闻记者就能唤醒4000万法国人。”如此说来，整个世界已经进化到了眼睛和耳朵一起支配的文明时期。我们司空见惯的“耳濡目染”同样意味着人们在某种程度做了媒体的奴仆。
在我看来，无论是耳朵支配文明，还是眼睛支配文明，这都是一种受感观直接支配的文明。如果我们的社会想取得进步，就必须让这种被动局面有所改观。如圣·埃克绪佩里写在《小王子》里的那句名言，不要用眼睛看，而要用心灵。同样，当我们倾听广播，不要用耳朵听，而要用心灵。惟其如此，我们才是传播世界里真实的主人，而不是一个简单的信息投射装置。
在此，我们有必要赋予伊尼斯所提出的“媒介”更辽阔的视野与内涵。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说，人即信息的集合体。且不说生命的遗传包含着生命信息的传承，从社会化成长的角度来看，人们关于信息的获得与提取同样决定了一个人的行为。如果我们认定社会控制是一场关乎“信息决定行为”的战争，那么我们便可以轻松抛弃有关人类“性善”或“性恶”的无谓争论。媒介支配生活，监狱同样是一种媒介。透过福柯解构的“全景监狱”（panopticon），我们发现犯人们之所以循规蹈矩地生活，只是因为他们处于被监视的“信息不对称”之中。当老大哥的暴力与偷窥合二为一时，每个人其实都处于一种被“瞄准射击”的状态。就像影片《狙击电话亭》（PhoneBooth）里那位困在电话亭里的纽约青年一样，在暴力面前，人们不得不受命于电话线另一端的声音，而无条件地顺从变成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显然，我们不能依据这种“循规蹈矩”断定犯人或者那些被偷窥绑架的人正在做着有德行的事情。关于这个结论，相信在我们阅读乔治·奥威尔的旷世杰作《一九八四》时同样深有体会。制度是一种媒介，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一个文明形态与生息。
无疑，新闻媒体是大家最能视为“媒介”的一种力量。国内亦有学者指出美国新闻界“把‘新闻自由’当作打猎执照，任意瞄准、射击。”这句话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媒体的真相。一方面，媒体担当除暴安良、伸张正义的英雄；另一方面，媒体也有可能滥用职权、公器私用。无疑，前者因为守护社会给世界带来了希望，而后者则让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反思媒体的有限性。如利昂·弗林特（LeonM.Flint）在《报纸的良知》中所写道：“自由不是说报刊可以无所顾忌地危害社会共安全，宣扬犯罪，或者破坏有组织的社会”、“自由不是使社会败坏的许可证”。
托马斯·杰斐逊曾经说，“如果让我在有政府而没有报纸或者有报纸而没有政府之间做选择的话，我宁愿选择后者”。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当报纸和独裁政府一样拒绝社会监督，最终必定会和资本与权力合流而失去公义与底线，威胁到公民社会的安全。如果我们像法国人那样意识到“电视是餐厅里的政府”，那么就应该让这个政府受到社会的监督。
即使今日，我们同样看到，当许多中国人开始在报章杂志上发表文章批判天价房屋时，我们同样听到有房地产商以收回广告投放为筹码，对一些报章发出威胁，以此封杀反对泒学者的捍卫民权的声音。权力与资本对媒体的侵蚀是有目共睹的。早些年做新闻时，我甚至看到某个保健产品在一家报纸的广告版上以“本报讯”的形式堂而皇之地吹嘘自己的产品。由此可见，一些中国媒体在广告面前是如何失去自己的立场。
必须承认的是，在对中西媒体进行批评时，由于国情各不相同，我们会感受到一种“语境落差”。这就是我说的，考虑到各自所处的时代坐标不同，紧要任务不同，我们有时不得不面对一种“虽自由无以言说”的困境。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全世界面临着一个真实的困境。即，随着全球化与“社会市场化”的加速，以社会利益标榜的“第四种权力”正在蜕变为一个空壳，失去了制衡其他权力的真义与初衷。
如莫斯科维奇所指出，在沙龙和咖啡馆文化盛行的欧美，人们对雅典的市民辩论会场(Agora)常常具有一种怀旧之情。那是人与人之间最直接的交流。然而当媒体以一种意见掮客出现时，人们总是难免对它时刻警惕。如果说广场上的交流打破等级森严的壁垒，那么报纸在传播信息时同样勾搭了壁垒。正是对于个体权利的这种敏感，使西方知识分子对媒体保持着一种批评的传统。巴尔扎克在小说《幻灭》中将媒体比作“国家的统治者”，“做一名新闻记者就是在文字的共和国里做一名地方总督。”塔德同样认为报纸把人们从广场、咖啡馆和剧院赶回到家里，并将他们团结在自己周围，“以伪造的论战场面和观点一致的幻觉取代了交流和争论”。随着媒体的发展，报纸取代了交流，并消除了小组讨论的作用。每一个个体都是单独地面对报纸和电视，并独自对报纸和电视的信息和建议作出反应。更糟糕的是，如莫斯科维奇所揭示，“对报纸上的评论、电视屏幕上的形象或收音机里的声音表示赞成、讥笑、否定、纠正或回应都是不可能的。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现在我们只能被动地受它们控制，屈从于印刷出来的东西或者拍摄下来的形象之权威。”（《群氓的时代》）
童年在电视文化面前消逝了。当尼尔·波兹曼(NeilPostman)通过《娱乐至死》嘲笑由印刷机开创的“阐释时代”已经让位于由电视机开创的“娱乐业时代”时，《媒介与权势》的作者大卫·哈伯斯塔姆对今日美国新闻界的舍本逐末提出尖锐的批评，“当我们似乎在教导世界上许多国家有关自由的真谛时，我们也许该反省我们如何运用我们自己不寻常的自由。现在电视制作人之间流行一句口头禅：“如果它可以导致流血，它便领导一切。”（《下世纪》（TheNextCentury））。最有意思的媒介批评来自《华盛顿邮报》的本"布莱德利，在他眼里，美国媒体盛产“煤油新闻”，“记者们将煤油倾倒在任何冒烟的地方，甚至都来不及看看到底什么在冒烟以及为什么冒烟”。
巴黎大学的吕西安·斯费兹(LucienSfez)教授感慨人类已经进入了一个“充耳不闻”的传播时代，我们什么都听，什么也听不见。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媒体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对群体的催眠与操纵。所幸，不少欧美知识分子意识到“巨无霸媒体”的形成已经开始威胁到民主。上世纪九十年代，卡尔·波普尔在《这一世纪的教训》中指出，新闻媒体必须接受社会的监督，否则它有可能造就“第二个希特勒”。这位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便以《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一书扬名的坚定自由派知识分子在接受意大利媒体采访时反复强调媒体审查的必要性让其志同道合者匪夷所思。紧随其后，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在《批判电视》中对新闻记者在权力与资本面前所表现出的自律与同谋忧心忡忡。吊诡的是，布迪厄“反驳电视机”的演讲，却是通过他批判的电视讲话的形式完成的。对此，《外交世界》总编辑拉莫内在《第五种权力》一文中表达了另一种担心：当无冕之王不但背叛了人民，并且带着军火辎重投奔了权力与资本时，我们将如何奋起自卫？
在世界各地，我们不难发现许多以“主流媒体”自居的“传媒恶势力”，不但不维护民权，反而与民主宪政为敌。举例说在西班牙“311恐怖袭击”发生后，阿斯纳尔等政客也为赢得竞选操纵传媒。惨案发生后，选前三天的竞选活动被迫终止，代之以一场铺天盖地的媒体政治战。以首相阿斯纳尔为首的西班牙人民党，不惜动用国营电视台，刻意掩盖伊斯兰教恐怖分子涉案的线索、操控舆论，企图嫁祸于巴斯克武装独立运动组织，从中获利赢得选战。面对偏颇的官方资讯，许多西班牙人持怀疑态度，人们纷纷利用电子邮件、网上聊天和手机短信传递消息、互答狐疑，从而确保了萨帕特罗领头的社会党最终赢得选战。这些事例无不说明，只有社会自由才能真正保障新闻自由。
美国学者保罗·库兹（PaulKurtz）曾经指出“媒主”(Mediacracy)威胁“民主(Democracy)”。在民主时代人们可以像在自由市场里一样充分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而当媒体掌握在少数集团手里，便会出现寡头媒体越俎代庖、替代人们当家作主的混乱局面。无疑，当那些具有代表性的大众观点被媒体过滤，原本完整的社会理性就像陆地一样被海水冲去一角。长此以往，民主必将失去立锥之地。
谈到“媒主”，不由得让我想起中国那些忙碌于市井街衢、穿行于家长里短中的“媒婆”。这些婆姨嘴上长痣，能说会道，“会说媒的两头瞒，不会说媒的两头传”。不可否认的是，当被说媒的双方放弃求证的精神，或者说任由媒婆海阔天空地吹牛，最后拼搭成对，多半是有一方要吃亏的。不可否认的是，当媒体失去公义之心，其在公共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亦不过如此，信息过滤与原创谎言使“媒主”代替了“民主”，缔造了无数辛酸孽缘。媒体本应担当“民间议会”的重任，然而，如果该议会完全被权力与资本控制，那么其在“肯定”与“重复”中树立的只是资本与权力的领袖权威，而非公共舆论本身。
应该看到，政党与其他社会团体喜欢依助媒体为自己开辟疆土，恐怖分子同样醉心于利用媒体为自己营销，通过媒体绑架人民。如鲍德里亚所说，恐怖主义是对准沉默大众的一种“残忍戏剧”。但是，尽管如此，我们不能因此怀疑媒体在推动人类进步征程中的作用，就像我们不能因为麦卡锡主义曾经盛行一时而否认美国议会的价值。显然，在我们关注媒介与权势时，更应该关注媒体背后的黑暗力量。在我们遥控电视时，更要了解我们究竟被谁遥控？
人类文明史，其实就是一部关乎信息传播的救赎史。事实上，我们对媒体持某种批评态度，并不意味着我们反对媒体或者公共舆论。与此相反，我们所要推进的，恰恰是让媒体回归社会的怀抱，担当保卫社会和推进人类进步的伟大责任。
狄更斯说，“没有坏人，就不会有好律师”。这句话同样适用于身处“乱世之中”的新闻记者与评论员。就像我们回顾知识分子的担当时会立即想起艾米尔·左拉在“德累弗斯案”中的舍身参与，在世界波澜壮阔的新闻史上，我们同样记住了爱德华·默罗（EdwardR.Murrow）这个名字。
默罗是CBS的王牌评论员。不可否认的是，正是这位“像艾森豪威尔一样的英雄和人物”，在那个为意识形态疯颠的时代，凭借自己的赤子之心与麦卡锡主义斗智斗勇，捍卫了美国媒体的尊严。上世纪40年代末期的美国，对广播的政治压力已经膨胀起来。麦卡锡主义出现在广播网中，列出了黑名单，从政治上对广播公司和赞助人施加压力。“这是大怯懦时期，许多有才干的人销声匿迹”（哈伯斯塔姆）。而默罗本人，这个“自由言论和第一修正案的支持者，一个典型的政治上的温和派”，在不知不觉中花了越来越多的时间和精力，努力保护他受到右派攻击和扣上红帽子的工作人员。
二战后，当默罗从“现在请听”（HearItNow）转到“现在请看”（SeeItNow）节目时，和许多人一样，一开始默罗对电视持怀疑态度。因为电视“远离纸墨的纯洁，接近表演的天地。”但是，默罗成功地促成了这场转变——“只是默罗本人开始经常在电视上露面之后，这些人才开始尊重电视”。所幸在美国，即使是在麦卡锡主义流行时，媒体也没有沦为政治、国会、最高法院配合行动的“政府的第四部门”，通过《现在请看》这个节目，“在平坦大地上赫然耸立”的默罗使麦卡锡主义原形毕露。如黙罗所说，我们不是心怀恐惧的人的后裔，不是来自于不敢写，不敢说，不敢交往，不敢保卫尚不普及的事业的人的后裔，我们不能让恐惧驱赶理性，一面在国外捍卫自由，一面却在国内抛弃自由。
天黑道晚安，同样意味深长的是，“晚安，好运（goodnight,andgoodluck）”这句节目结束语，后来成为一部反映默罗与麦卡锡主义斗争的电影的片名。无疑，该电影和哈伯斯塔姆笔下的默罗一样，给我们留下了史诗一般壮阔的记忆。
所以，今天，当我们重读《媒介与权势》，回顾那些渐行渐远的历史时，更应该看到的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新闻人的光荣与梦想，并对他们的挫折与困苦长存于心。所谓有希望的人生，或许就是要赢得一场关于自我价值传播的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