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杨小凯出色的教科书《发展经济学——超边际与边际分析》作序对我而言是极大的愉悦和荣耀。杨是世界上最有洞察力和严谨的经济理论学家之一，也是经济学家中最有创造力的思考者之一。就经济发展的现代理论，尤其是发展理论的微观基础而言，他是一个主要贡献者。毫无疑问，他也是研究其祖国——中国社会转型问题最深刻而无畏的分析家之一。
在持续了将近２０年的工作中，杨小凯寻求重构基于亚当·斯密的基本洞见的一般均衡经济分析。这个洞见是：本质上，劳动分工是经济发展和增长的原动力。杨小凯很早就认识到这个大胆的研究项目将需要一个全新的数学框架，而且事实上这个数学框架的缺失已经使经济理论的早期拓荒者，包括诸如马歇尔、杨格（曾任英国皇家经济学会主席）和斯蒂格勒（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１９８２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这些著名的劳动分工分析家的研究工作遭受挫折。这个研究项目的一个关键基石是杨小凯与黄有光合作的开创性研究《专业化和经济组织》。杨小凯认识到，严密的劳动分工一般均衡模型将用于两个基本目标：它不仅为新的科学发现提供一个研究的工具，也将为教学提供一个典型的框架，以便于经济学专业的教师和学生通过一个共同的模型和工具集合来讨论和研究劳动分工。总而言之，这本新的教科书将对研究和教学提供重要的帮助。
杨小凯的工作试图表明：在二战以后，传统的发展增长理论在概念和数学上的简化是如何在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方面严重误导了理论工作者和实际从业者。最简单的模型只涉及单一的“代表性商品”和“代表性代理人”，而不是去研究经济的社会背景——不同的个人和企业怎么通过市场、组织、社会和政治彼此相关。战后模型主要集中在储蓄和投资模式上。根据这样的模型，最大的发展挑战是提高资本积累的比率。
发展经济学因而把注意力转向储蓄率、增加的资本——产出比率、预算平衡，以及资本积累的其他指标，把它们作为几十年来主要的分析工具。社会主义经济——包括苏联和中国——为了加速工业化和发展，强调资本积累到了极端的地步，通过使用各种强制方式来提高国民储蓄率。发展经济学的储蓄引导模型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证明是不适当的。积累资本是一回事，在可持续的基础上提高生活水平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经济体需要享受提高生产率的好处；为此，正如亚当·斯密在两个多世纪前强调的，它要求日益复杂的劳动分工。
斯密、杨格以及其他研究者伟大的洞见之一是：劳动分工依赖市场的范围，同时劳动分工帮助决定市场的范围。杨小凯的模型生动地阐明了这种相互关系，并且以前所未有的严密的数学模型阐述了这种关系。杨小凯还阐明了劳动分工的基本决定因素——市场的范围怎样被经济代理人之间的交易成本所影响，那些交易成本怎样反映自然和技术约束（例如运输成本）的结合，以及法律环境决定的缔约成本。斯密强调决定市场范围的自然地理条件和政府政策两个因素，杨小凯遵循了这个传统。
杨小凯的模型还把来自贸易的利益放在一个比“比较优势”的标准提法更加广阔而深刻的地位。杨的模型有重要而现实的特征：国际贸易是生产率增长的一个源泉，甚至当贸易主体在它们的基本禀赋和能力方面基本相同的时候也是如此，这是与“新贸易理论”结论相似的一个结果。贸易，首先被斯密解释而被杨小凯的模型阐述清楚，并不排斥来自日益复杂的劳动分工的增益。保护主义是摧毁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利益的必然方式，这是回到斯密最初概念的一个论证。
现代经济理论的许多分支，包括斯蒂格里兹、迪克希特（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克鲁格曼（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以及其他人的不完全竞争和新贸易理论模型，分享了杨小凯的劳动分工模型的一些结论。不完全竞争模型也帮助我们理解在具有相似禀赋的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流动、集聚效应和城市化的利益，以及经济中企业和产业数量的决定因素。两种方式确实看起来相似，然而，杨小凯把焦点集中在交易成本和劳动分工上，这样的收获更多。在许多环境下，杨小凯的方式将为经验上的理解提供一个更加合理的基础，并且能够探讨在新贸易理论中不能很好处理的许多现象，诸如在个人层次上的专业化、市场一体化程度，以及网络经济中深奥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再如作为贸易工具的货币的使用。杨小凯对于劳动分工的强调有助于我们理解来自经济一体化的生产率提高。杨小凯的方法给了我们最高深的工具来更新对于经济相互作用的网络的理解，这一网络是在有利于专业化的条件下产生的。
这本教科书对于许多新的研究方向来说将是一个起点。使用杨小凯的建模方式来研究全球化下正在出现的全球区域经济网络将会硕果累累。技术的传播和革新也依赖专业化和经济交互作用的网络，因此也是将来研究的合理方向。自然地理条件、交易成本和市场的范围之间的联系在经验上的确认仍有待于深化，但是教材第二章讨论的初步结果是大有前途的。杨小凯关于网络复杂性和网络可靠性的两难冲突的猜想向我们提出了许多高级研究主题。
最后，正如杨始终强调的，对交易成本的强调正好把杨的模型放在诺思（经济史学家，１９９３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和同事们的现代经济史分析方法的背景中——他们强调关于产权和缔约的经济制度的变化对劳动分工的影响，从而决定整个经济增长的过程。
我也必须说一些关于杨小凯个人的话，不仅因为他勇敢、专注而坚定，而且因为他的个人经历有助于理解他对于经济分析的基础性研究。杨小凯在中国极端动荡和摧残人性的文化大革命期间长大。当然，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采用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正如杨小凯极富洞见的描述，在中国，工业部门非常有限的劳动分工大部分是通过复制更发达经济的工业化模式来获得的。事实上，在新中国的第一个十年，即使是这个入门的工业化也仅仅影响了人口和经济的一小部分。当时农村地区绝大多数人口生活在维持生计状态下，杨小凯在这样一个社会中长大。
就像他那一代的几千万人一样，年轻的杨小凯卷入文化大革命的动乱。正是在他的个人生活和正式教育极端错位的年代，杨小凯开始了他的经济学研究重任——常常使用非正式传播的书籍和期刊，在当时的环境下向同样被卷入时代动乱的知识分子学习。他的“教授们”许多人从未能返回大学，死于拷打、疏忽和监禁。但是在这种条件下，杨小凯被引导着探索社会深层次的问题，最终探索更普遍的经济生活。没有任何最新学术时尚的光辉，或者在学术环境中能够隐约出现的那些大量的小问题，杨小凯寻求探求中国的贫困问题、城乡关系问题、专业化和知识的角色以及灾难巨大的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其他生与死的问题。正是在这个探求中，我相信，杨小凯开始形成他将来的研究计划。文化大革命之后，杨小凯在中国和美国的学习为他提供了正式的理论工具，从那时起，他开始从事对经济学中最基础和正在探究的问题的研究。
我在１９９０年代认识杨小凯，当时我把自己的部分研究转向中国出色的经济改革及其对于世界其他地区经济发展策略的影响。杨小凯和我长时间讨论中国经济转型的性质，以及中国与东欧和前苏联改革路径的比较。我们在许多决定性的核心问题上取得共识：中国正处于迈向整合到全球市场中的完全市场经济的道路上，对中国和东欧的分析比较需要考虑这两个地方根本不同的条件。我们也同意中国和其他转轨经济进入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过程是转轨的一个基本方面。
我们富有成果的讨论促成了杨小凯在１９９８－２０００年对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的访问，并使我们在许多项目和论文上得以合作。在那段时间，我们决定共同写一本关于经济发展和劳动分工的著作。杨小凯尽职地承担了研究和写作的重任，而我开始日益关注许多顾问任务以及一个新的研究机构在哈佛大学的启动，并且我自己的研究主业当前也放在全球化和发展方面。杨小凯回到莫纳什大学，同时把以我们的名字为作者的一份手稿交到了Ｂｌａｃｋｗｉｌｌ出版公司。虽然手稿反映了许多共同的想法和共用的研究方法，但它压倒性地反映了杨小凯自己的重大研究成果，这是他的声音。
我答应在来年对手稿进行修改工作，但是最后未能如愿。不仅仅因为我自己的工作安排日益令人生畏，尤其是接到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总部以及其他组织新的职务任命；而且我也发现修订手稿只会稀释杨小凯的声音而不会给我自己带来足够的收获。在本质上，这本书是杨小凯持续多年的研究项目极好的反映——虽然有我的关切和先见之明的许多反映，但是远不足以证明该书是联合创作的结果。与往常一样，杨小凯并不理会这一套，他用一贯的风度、魅力、慷慨和几乎顽固坚持要求署名为合著。
最后，尽管双方的顽固已经导致正确的结果——这是杨小凯的书，但是作为这个序言的作者，还有杨小凯一直以来的同事和值得托付的朋友依然是我的幸运。
2004-7-8 《经济观察报·书评增刊》 李利明 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