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在的古装电视剧里，捕快的形象好像挺正面的，好似今天的刑警一般。这些刑警穿着古人的衣服，说着现代的话，侦破一个又一个疑难案件。上得厅堂，下得茅房，出入各种高级或者低级场合，盘问各种各样的人，跟乡绅和官老爷平起平坐。显然，编电视剧的人其实是在说刑警，不是说捕快。古代的捕快，虽然干的是类似警察的活计，但身份地位，跟警察却大不一样。如果要有人看出有点近似的话，也是古代“警察”的遗风有那么丁点孑遗。

古代的捕快，属于衙役。地方政府的组成，除了正印官之外，偶尔有杂佐，再就是六房书吏和三班衙役。三班衙役，第一是皂班，给县官老爷站班和做仪仗队的，审案时兼做行刑手帮同吓唬人犯。其次是快班，就是捕快。用于拿贼，破案和催租税的。第三是壮班，属于临时召集的民工，打打杂，危机状况时协助守城。显然，对于一个县的治理而言，捕快的地位很重要。

但是，地位重要的捕快，却是贱民身份。三班衙役，除了壮班之外，都是贱民。一个家族有人干了这个，三代不能参加科举考试，至少在理论上，比一般农民地位还要低。为什么这么重要的职位，要由贱民来做？因为捕快干的活儿，在古人看来，是一种不良之行，得罪人的活计，一种贱业。总是要抓人拿人，总是跟坏人坏事打交道，正经人注定不屑于此，所以，只能让贱民做。做不良之事者，只能是不良之人，所以，在中国古代，人们也称捕快为“不良人”。其实，不止中国，古希腊城邦的警察，也是奴隶来做的，公民犯了事，要由地位低贱的奴隶抓他们。每逢开公民大会，好些偷懒不肯出来开会的公民，也是由奴隶拿绳子赶他们出来。

贱业由贱人来做，做这种事还要以官府的名义，等于是让贱民行使公权力。所以，实际上，捕快在民众中威风极了，一点贱的影子也没有。动辄拿人、锁人，谁见了都惧他三分。老百姓都尊之为捕快老爷，捕翁，街上做买卖的，都得定期孝顺，交保护费。捕快的职位，一般是要买的，买不到的，就不要名额，心甘情愿放弃平民地位，来做帮役，求帮役也不得的，可以做白役，一分钱补贴没有。很多大县，帮役和白役，动辄数以百计。但是，这样遭人羡慕的捕快，如果见了当地的乡绅，还是不敢造次，老早就得让在一边，躬身请安。即使一介穷秀才，如果没有县令的旨意，他们也不敢随便碰。至于县令老爷，更是从来不把他们当人，随意指使不说，有了案子，如果破不了，就把捕快拿来，当众扒了裤子打板子，严令追比，三日一追，五日一比，板子越打越重，既是责罚，也是羞辱。总之，在官府层面，没有人在意捕快的脸面。

在官面上没有脸面的捕快，做起恶事来，自然肆无忌惮。老百姓摊事被拘，若要少受折磨，得送“脚鞋钱”，“酒饭钱”。 如果被拘者暂时不想到官，得给“宽限钱”“买放钱”，甚至原告要撤诉，两边都得给捕快“说和钱”。更恶的事儿叫“贼开花”，如果有了窃案，捕快往往会指使拿住的贼多加攀指，把一些没有势力但家境富有的农户指为藏赃之所，为窝赃户。当然，这样的攀指，开始是不会让县令知道的，但是被攀指的农民，多半会央求捕快想办法，这样，大笔的钱也就来了。收了人家的钱，还落个人情。

最恶的事，是弄个无名尸体，趁深夜放在某些殷实人家的门口，谁被这样黑上，即使后来真相大白，家也肯定破了。弄不好，户主还可能进监狱丢了性命。再就是让娼妓假作良家妇女勾引过路行商，以拐带妇女名义讹诈之。这两种方式，都属于古代的“钓鱼执法”。

最常见的恶事，是催缴钱粮。凡是碰到不肯痛快缴税的农户，捕快们就把这些农户的户主抓来衙门，关在他们平时休息的班房里，横加折磨，饿他们，打骂，逼他们吃屎喝尿，反正无所不用其极。直到被抓的人的家人实在看不过去了，乖乖把钱粮交了，人才放回去。当然，还得给捕快们一份额外的辛苦费。

捕快之害，当政者也不是不了解，清代就规定，要地方官尽可能限制衙役下乡。但是，大结构确定了贱人做恶事的格局，限制也限制不了。而贱人本身，也是制度造成的。把一些人人为地划成贱民，然后让他们做坏事，好转移老百姓怨恨的视线，其实，最后的怨恨，还是要落在统治者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