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被认为是二十世纪国际关系的主要特征之一，中国也曾奉行过以意识形态划线、甚至是“世界革命”的政策。但到毛泽东统治后期，由于中美联合反苏，意识形态事实上已不再是外交工作的指南。到了邓小平时代，意识形态色彩被进一步淡化。198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来决定亲疏、好恶”，这一宣示迄今仍然是中国外交工作的指针。

但是，冷战后的西方世界在对外关系中并没有放下意识形态这一标杆。对外扩展民主、人权一直是美国政府公开宣称的对外政策目标，在与英国、以色列、印度等国家首脑会谈时，当前的美国总统奥巴马总是不失时机地宣示彼此间共享的民主价值。在意识形态棱镜的观察之下，中国自然被置于一个负面的位置。虽然民主、人权议题常常被实用的经济、政治议题所压倒和遮盖，但它仍然是美国领导人用来敲打中国政府的一根利器。

概而言之，六十年中国外交前后完全是两种局面：以前，是中国外交突出意识形态，而现在，则成了意识形态挑战中国外交。

正是这种意识形态方面的鸿沟与挑战，决定了中国要彻底融入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社会只是一个梦想。从有形的制度层面来讲，中国能够加入大多数国际组织。在经济关系方面，中国也能够和其他国家一样同外部世界做生意。但在无形的政治与心理层面，中国仍然与西方世界隔了一堵墙。前些时间，有人宣称“G2”代替“G8”之说，是对这种隔阂估计不足。美国会有借重中国的地方，但绝对不会与当前的中国成为朋友。G2发展得再好，也至多不过像是冷战时“美苏共管世界”之类的东西，表面合作暗里斗争，不可能结成真正的同盟。

对此，许多中国人可能心里不免委屈：我们都不搞意识形态了，为何他们还死死扭住不放？这不是冷战思维吗？这类推断失之简单。多数西方领导人其实都是实用主义类型的，输出民主的理想主义观念或许有之，但主要出于当代国家外交的民主性、大众性所推动：外交不可能不听从国内大众的要求与呼声。因此，中国外交遭遇意识形态挑战不只是反映了两国政府之间的冲突，更反映了中国走向世界的深层次心理隔阂与困境。

对此挑战与困境，片面的“不以意识形态划线”宣示已经无济于事，一味地将民主人权批评归之为“粗暴干涉内政”也失之简单。在反思为何会产生此种困境之余，或许更应该关注的是，我们该如何回应此种批评。民主，我们已承认其为普世价值。人权，据刚报道的外交部副部长傅莹女士的话讲，“中国并不拒绝人权这一概念”。既如此，照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对来自国外的批评大可不必高度紧张、上纲上线。

可惜的是，我们的反批评往往陷入“敌人支持的我们就反对，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支持”式的思维怪圈。于是乎，西方民主在主流媒体眼里似乎弊病丛生、少有是处，语焉不详的“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成了一种无须解释的政治正确。如果说意识形态批评是一种冷战思维的话，那种为了反对而反对的反批评是不是也算是某种冷战陈迹的遗留产物？

要冷静对待国外的意识形态批评，就必须对世界民主人权发展的大趋势以及自身的发展状况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应该承认，民主既要有国家与民族的特色，也有其普世、共通的共性，不应该对其做一种“东方对西方”或“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割裂式理解。也无须讳言，中国在这些方面落后西方不少，西方有许多现成的民主经验与教训值得我们借鉴与学习。我想，如果有了这些认识，意识形态批评就不再是使中国尴尬的挑战，而是促使中国进步的“良药”，虽然喝下去有一些苦涩。

有人可能指出，要警惕西方批评后面“包藏祸心”，此语不无道理。但真正能够防止别人“包藏祸心”的，却是自己在民主、人权方面的不断改进。只是给自己的“伤疤”蒙上一层事实上不可能遮盖住的“布”而拒不改正之，难道不正是给那些“包藏祸心”的人提供了继续批评和攻击的把柄吗！

（2010年7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