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从费孝通与利奇两位著名人类学家的争论入手，展示了费孝通教授对微型社会学研究方法——整体性的社区研究法的运用、认知过程及其反思，认为费孝通教授的学术思想与利奇学术思想的分歧所体现的是不同国度、不同时代背景下人类学家对社会文化人类学学科认知和定位的差异。本文认为费孝通教授对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的本土性应用、探索及其反省，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学科发展具有非常积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费孝通 利奇 微型社会学研究方法
From Village to town and further to area
--On Fei Xiaotong’s research methods of micro sociology and his reflections
SUN Qiu-yun
(Departmant of Sociology,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430074,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elaborates on Professor Fei Xiaotong’s research methods of micro sociology ---the application, cognition process and reflection on global community research through the argument between two famous anthropologists, Fei Xiaotong and Edmund Leach. It argues that the academic differences between Fei Xiaotong and Edmund Leach result from different disciplinary cognition and orientation in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social backgrounds. The indigenous application, exploration and reflection of social anthropology by Professor Fei Xiaotong offer positive guidance to the disciplinary advancement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in China.
Key words: Fei Xiaotong; Edmund Leach;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micro sociology
一
1982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英国著名象征主义人类学家利奇（Edmund Leach，1910~1989）教授的著作《社会人类学》，在该书的相关章节中，利奇对中国著名的人类学家费孝通、林耀华、杨懋春、许烺光的一些研究中国社会的人类学著作进行了评议，其中除对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总体上有较为积极的评价外，对其他中国人类学家的著作评价普遍比较消极、负面。归结其论点，大致可表达为两点：1、费孝通《江村经济》的成功依赖于他先前掌握的大量的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它研究了一个小型社区的关系网络，详尽地描绘了该社区内人们的日常社会行为（behavior），但这一类的研究不应该声称自己是某某的典型，因为它们无意于阐述某种一般的东西，只是集中于研究非常小范围内的人类行动（activity）。如果人类学家想运用推理方式将民族志者的观察归纳成具有某种普遍规律的自然科学，是浪费的徒劳。2、社会人类学家研究自身社会的愿望可以理解且值得赞美，但是这种愿望会因为最初的偏见而可能损害研究，只有没经验的天真朴素的陌生人不会受此影响。若对利奇的观点加以解读，则可简洁地表达为两点质疑：第一，中国单个村庄或乡村小社区的社会人类学研究成果，不能作为典型代表去推论中国农村的整体概况；第二，社会人类学家研究自己的社会无法做到客观和公正。
在得悉利奇教授的质疑之后，费孝通教授于1990年在其《人的研究在中国》一文中对利奇的第一点质疑做出了回应。费孝通教授认为自己与利奇教授看法相左的焦点并不是在于“江村”能不能代表中国所有农村，而是“江村”能不能在某些方面代表中国的一些农村。若把一个农村看作是全国农村的典型，用它来代表所有的中国农村，那当然是错误的；但若把一个农村看成一切都与众不同，只是完全个体的展示，那肯定也是不对的。费氏认为如果承认中国存在着“江村”这样的农村类型，那么“江村”就是这一类农村的代表。如果用比较的方法把中国农村的各种类型的代表一个一个地描述出来，就可以接近于了解中国所有的农村。因此，他认为通过类型比较方法是有可能从个别逐步接近整体的。
1997年费孝通教授在《重读江村经济•序言》一文中对利奇教授的质疑作了更为详尽的回应。他认为：在人文世界中所说的整体，并不是数学意义上的“总数”。生于斯长于斯的个人，其行为方式和思想感情的表达是从他所处的且先于他而存在的社会中学习得来的。社会用既定的方式鼓励人们模仿或学习既成的生活方式，亦用压力强制性地将个人的行为和思想纳入社会的规范之中，因此，一个社区的文化可以说就是形成社区内个人生活方式的模子。这个模子对于满足社区内个人生活的需要来说是具有完整性的。如果能在一个社会里深入地、全面地观察一个人从生到死过程中各方面生活的具体表现，那么人类学家或社会学家就可以看到他所研究对象所处的整个社会的面貌了。但是，在实际的田野调查研究中，要观察一个人从生到死一辈子的行为和思想是不可能的，所以在实际的研究工作中只能是把该社会（区）中不同个人的片断生活集合起来去重构该社会（区）中个人“完整的一生”。研究者之所以这样做，是基于这样的一种判断：每个人在一定社会角色中所有的行为和感情不是“个人行为”，而是在表演一套社会中业已存在并规范了的行为和态度。因此，社会人类学家首先要研究的对象就是那个规范每个个人行为的社会。从这个角度看，社会的“整体”和数学里的“总数”是不同的。因此，费孝通教授认为利奇教授认定的那种从个别农村入手的微型研究不能概括中国国情的看法，是混淆了数学上的总数和人文世界的整体——社会文化的差别，忘记了社会人类学家研究的不是数学而是人文世界的缘故。
对于利奇教授的第二点质疑，即社会人类学家能不能研究自己本身所处的社会？其研究结果会不会受到最初偏见的损害？费孝通教授总结自己的研究经历后认为：人类学家是从通过自己熟悉的文化中得来的经验去认知一个不熟悉的文化的。这个认知过程不是套取已知的框架，而是依靠已有的经验来与新接触的事物进行比较。人类学家已掌握了的熟悉的文化在这种比较中只起着参考体系的作用。如果遇到超出既有经验之外的新事物，作为参考体系的既有经验正好可以证明它是“新事物”，从而将它作为新的经验接受下来，扩充已有的知识范围。若将这种参考体系本身有系统地加以综合，就是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Kaspar Malinowski，1884~1942）所说的“文化表格”。在这个体系中，原材料是进行田野作业的人类学家的个人经验，而个人经验须通过个人反省才能表达出来。因此，费孝通教授认定：社会人类学田野作业的对象，实质上并无所谓“本文化”和“异文化”的区别，只有田野作业的人类学家怎样利用自己的或别人的经验作为参考体系，在新的田野里去取得新经验的问题。如果非要以研究者自己不同的文化出生来比较在工作上哪里方便的话，那么本土的人类学家研究本土文化似乎胜面更大一些。
这两位人类学大家的隔空学术交锋，在华人社会学人类学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表面上看，费孝通教授与利奇教授争论的是微型社会学研究的方法和研究立场问题，但实质上，这是一个牵涉到以两位人类学大家为代表的中外社会人类学家对社会-文化人类学学科定位和研究旨趣认同差异的反映。
二
社会-文化人类学肇始于19世纪，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研究殖民地“未开化的”、“野蛮的”、“原始的”异文化社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人类学史的早期，社会-文化人类学家们探究的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规律或进化序列，因此，他们的研究成果主要是用来探讨人类社会总体进化的过程以及世界各地各民族或人群在社会进化发展序列中的相应定位。进入20世纪以后，这种研究思想和理论先后遭到了德、美、法、英等国人类学家的严厉批判和颠覆。随着功能学派大师马林诺夫斯基所倡导的整体性的田野调查方法为大家所认可并被接纳为科学研究方法之后，社会-文化人类学便被界定为是对小型社会的研究，即是对忽略历史的、比较的、民族志的研究，其中大量且长时间地参与观察是其独特的研究方法。这种以一个人数较小的社区或虽是较大社区却只选其一部分作为研究对象，由研究者亲自参预当地的社会活动，进行亲密地、长时间地观察的整体性研究，被马林诺夫斯基的得意门生和学术继承人雷蒙德•弗思（Raymond Firth，1901~2002）称为微型社会学。当社会-文化人类学家只研究“原始社会”时，“原始人”及其相互间的关系是研究对象，西方的人类学家则是研究者。这种情景下，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界线是清清楚楚的，两者之间无论是从国籍、身份、地位，还是从文化、心理认同上讲，都是泾渭分明，距离遥远的。因此，人类学家或研究观察者完全是局外人，他们超脱于当地社会之外，其研究一般不会受到研究对象的干扰，这使得研究的所谓客观性得以显著增强。这是西方人类学家对现代人类学的认定，也是西方人类学所恪守的传统和正统。
利奇教授是英国人类学界少数几个受封为爵士的著名学者。他早年在剑桥大学克莱尔学院（Marlborough and Clare College）学医，后在东南亚和我国从事过商业活动、入过伍，1947年起专门进行人类学研究，后长期在剑桥大学任教，受英国功能主义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和法国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Gustave Lévi-Strauss，1908~2009）的影响至深，是西方结构-象征主义人类学的重要人物。利奇一贯关注人类行为的“表达因素”。他认为文化是一种载体，“叙述”和“传递”才是文化的根本。他以探索语言范畴、分类和禁忌为中心，注重理论结构和静态宇宙观所表现出来的象征性，认为阐明文化现象所传递的信息是人类学研究的对象。因此，他认定：“人类学家最重要的洞察力来自内省（introspection）。要研究‘他者’而不是‘自己’的学术考量是：尽管我们最开始认为‘他者’是异国情调，但最终他们的独特性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自己的独特性。”因此，在利奇教授眼里，人类学家研究异文化的根本目的是发现并理解文化的意义。
而费孝通教授则不一样。他是一个深受儒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爱国思想浸染的中国知识分子，是在国家羸弱、民族困苦的危难时刻抱着救国解民于倒悬的理想和志向投身于社会学人类学的。他的《江村经济》之所以在人类学史上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就在于它是第一个以本土学者身份研究自身社会文化的人类学成果，而且这个“自身的社会文化”远不是西方人类学家所惯常研究的“原始社会”或小型部落，而是一个庞大的、历史悠久的、政治文化复杂且正处于向近现代社会大变革中的农业社会。这一点马林诺夫斯基在给《江村经济》写的“序言”中就有过高度的评价：
“我敢于预言费孝通博士的《中国农民的生活》（即《江村经济》——笔者注）一书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这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人在本乡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成果。如果说人贵有自知之明的话，那么，一个民族研究自己民族的人类学当然是最艰巨的，同样，这也是一个实地调查工作者的最珍贵的成就。”
同时，费孝通的研究志趣也并不在于只想认识并理解一个小地方或单个民族（族群）文化的独特性质或意义，他是要认识整个中国，目的是利用社会-文化人类学知识为改造中国服务。而中国地域广阔、人口众多、民族（族群）差异极大、各地区发展又极不平衡，要想把每个地区、民族（族群）、社会或文化都观察和访问到，这是不可能的。因此，他采用类型学的方式，将中国农村大致分为若干种类型，再用从马林诺夫斯基那里习得的微型社会学方法来解剖典型，进而推论相同类型社会的整体文化面貌。这种做法，当然越出了西方传统社会-文化人类学的方法论范畴，但却是费孝通教授学术生命发展的历史必然，也是受到马林诺夫斯鼓励和赞许的。1938年，当他从英国学成归来后，就到云南昆明附近农村去做调查，后来出版的《云南三村》一书，在方法论上是与《江村经济》一脉相承的，只是在当时处于抗日战争条件下没引起西方人类学界的注意罢了。
利奇和费孝通的这种学术分歧，在笔者看来，可归入社会-文化人类学史上“新”“旧”人类学家之争的范畴。这种“新”与“旧”，并不在于人类学家对该学科入道时间之先后，更不在于他们自身的年龄齿序之长幼，而在于他们是否将这种本来为研究异域小社会而设计的研究方法转变成研究自身社会的方法。恪守西方人类学传统，专注于研究异文化的社会-文化人类学家谓之“旧”，大多生活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用人类学方法来研究本国社会文化现状的社会-文化人类学家谓之“新”，大多是前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知识分子。这种“新”“旧”的分野，表面上看，是研究方法应用和研究对象的差异，实质却是人类学家所属国家发展程度的分野和对社会-文化人类学知识定位的差异。“新”人类学家不是外来的访客，是本社会的一分子。除了学术研究外，他们还肩负着设法解释或解决自己祖国建设中面临的现实问题的义务。他们所承担的造福本国大众的任务和作用，促使他们去实验和革新人类学的方法，这样，“在第三世界的许多地方，人类学家已经抛弃了原来人类学和社会学分立的做法，他们既是人类学家又是社会学家，因此，他们能很好地认识到要理解一个复杂的社会需要进行怎样的研究。”这些“新”人类学家需要将一般的科学原理融入到当地社会的实际之中，并以此为工具去说明一个区域或社会中人们的生存状况和发展前景，并提出自己的建设性意见。费孝通教授把这种研究称为应用科学研究。而发达国家的人类学家们，不需要他们承担那么多的为国家现实发展出谋划策的具体任务，同时自身又有优良的生活待遇和充足的科研经费，因此，他们可以自由地从事探究一般文化原理和社会结构，建构和把玩各种学术理论。费氏将这种研究活动称之为纯科学的研究。相反，利奇教授则否认自己所从事的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是一门科学，认为它更可能是一种艺术：“人类学家设想运用推理能将民族志学者的观察归纳成具有某种普遍规律的自然科学，他们这是浪费时间。这使我想到我认为的第三个教条：社会人类学不是，也不应该以‘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为目标，它更可能是一种艺术形式（art）。”两位大家所属国家和文化背景的差异，导致了他们对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和学科定位上的严重分歧。同为华人，台湾中研院院士、著名人类学家李亦园教授对费孝通的学术理路更能理解，评价也更高。他认为费孝通“志在富民”的学术实践非常重要，其从乡村的研究到小城镇，再到对整个大的区域的格局和战略性的研究，不仅具有促进国家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意义，而且在人类学、社会学领域具有重要的方法论上的开拓意义，“我认为一个好的学者不一定纯粹是理论的，在应用上面做出实际的贡献，也许更重要一点。”
三
毫无疑问，费孝通教授用微观社会学方法对中国农村社会的研究和观察，学术贡献是巨大的。他早年的一些著作，如《江村经济》、《云南三村》、《乡土中国》、《生育制度》等一再被学术界引用或被诸多中外大学定为研究生从事中国研究的必读书目就是明证。他所提炼出来的理论和倡导的思想对当代中国的社会建设和社会学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亦具有重要的意义和长远的影响。但是，就学术研究的具体细节而言，特别是利用微观社会学研究方法对中国农村社会的研究而言，也并不是没有局限性可言。国内有学者就曾经指出：“社区调查有解剖麻雀的优势，五脏六腑都看得清楚，但弊病之一是囿于一地，容易忽视研究与外界的联系。如费孝通叙述了江村1929年创办的新式合作制丝厂除第一年有盈利外此后1930~1936年每况愈下的情形，他在谈到江村家庭蚕丝业的破产和蚕丝厂的失败原因时，着重强调了国际市场蚕丝价格下降的打击，但并没有看到由于国内市场的垄断乡村工业的利润被销售商截留的情况。”。曾写过《费孝通传》的美国学者大卫•阿古什（David Arkush）也认为费孝通的实地调查价值、准确程度和理论上的意义是可提出不少问题。如在准确性方面，阿古什认为费孝通在1938~1946年间的调查是仓促的，有些数据是粗疏的；在中国农村社会发展序列的排列上，阿古什认为费氏将江苏开弦弓村与云南三个村庄放在一个持续变动的不同阶段上的理论概括也有些过度了；此外，他还对费孝通理论概括重实地调查轻文献工作的方法提出了婉转的批评：“总的来看，他的社会分析几乎完全以他的实地调查和观察为基础，而以他在云南时他的学生们的研究作为补充。战时由于书籍少，图书馆也缺乏，所以他说‘研究著述是不可能的’。这就更使他重视实地调查。但即使在战后的北平，他仍然着重于从个人观察或与人交谈搜集材料，不重视书本。”
其实，费孝通教授自己在晚年作学术反省时，也意识到了微型社会学研究方法在调查研究像中国这样幅员广阔、历史悠久、民族（族群）众多的社会时的局限性。他认为自己在60年前提出的“类型”概念，当然可以帮助自己解决怎样去认识中国这样的大国中为数众多、结构不同的农村的问题，但是后来他自己也明白了不论研究了多少类型，甚至把所有中国农村的类型都研究遍了，并把它们都加在一起，也还是不能得出“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全貌的，因为像江村、禄村、易村、玉村等这样的研究成果，始终没有走出“农村社区”这个层次。农村是中国的基层社区，基层社区固然是中国文化和社会的基本方面，但要了解整个中国的社会和文化还必须进入从这基层社区所发展或衍生出来的更多层次的社区，并进行实证的调查研究。因此，20世纪80年代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获得第二次学术生命的费孝通教授除了把这种类型研究和比较的方法从研究农村带进了小城镇研究之外，还在具体研究方法论上作了一些扩展和改进。他率领的研究队伍与江苏省当地政府工作人员密切合作，辅以问卷的方法，由点及面地做广泛的数量调查，再利用计算机进行统计，其效果是显著的。
除此以外，费孝通教授还检讨了这种功能主义微型社会学研究方法与社会历史缺乏联结的缺陷。他认为社会人类学的口述史研究，使得过去的历史和现在的传说分不清，以至于两者在时间的框架里互相融合了。传说当然有它的作用，亦能满足当前的需要，但不一定符合历史事件发生时的实际情形。要了解当前的社会，就应该把传说和历史事实分开，并着重于考察其当前发生作用的功能。因此，他建议今后在微型社区里进行田野工作的社会人类学者应当尽可能地注重历史背景，最好的方法是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合作，使社区研究具有时间发展的观念。费孝通教授晚年是这么倡导的，也是这么践行的。他于1988年撰写的著名论作《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就是以当代“民族-国家”的政治理论为参照框架，结合中国各民族各族体的历史情形，阐述了中华民族——中国国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为理解现实中国国内各民族各族体的关系和互动提供了一个富有创见的结构图。难怪港台著名人类学家乔健教授将费孝通称为历史功能论人类学家，并把他列为12位建构现代文化理论的世界级大师之一。
由利奇质疑所引发的对微型社会学研究方法的讨论并没有因两位大师的仙逝而结束。事实上，利奇、费孝通的分歧和争议也是国际人类学界长期以来一直悬而未决的三大问题的探索和继续，这令人困扰的三大问题是：1、文化是实用的还是独立的象征体系？2、社会中的个人是社会和集体表象的产物或创造物？3、人类学的描述到底是主观的艺术描写还是客观的科学探讨？从马林诺夫斯基发明的整体论“田野民族志”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人类学家倡导的“实验民族志”，社会-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经历了现代向后现代的发展与转型，理论范式的多元化和包容性已成为当今人类学界的共识，但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关注点——人类社会的文化及其进化、象征、功能和结构等主题，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费孝通教授对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的本土性应用、探索及其反省，在全球化的今天仍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他对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学术事业发展所抱持的开放性、前瞻性、反思性态度及其坚定的信念，都值得我们这些后学深深地敬重和效法。
2009年12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