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遵循理性选择研究范式，本文研究了农村社会保障与农村信教行为之间的关系。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风险是宗教选择和宗教参与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目前农村社会保障水平对信仰量变有显著影响，但对信仰质变尚不够构成显著影响：“新农合”的开展能够有效地降低农村宗教信仰的增长速度。这些结果可以对农村“宗教热”现象进行解释：世俗社会对于农村居民所面临风险的不作为或者弱作为，是宗教在农村颇具吸引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关键词：风险，社会保障，宗教
*郑风田、阮荣平，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刘力，德国基尔大学农业经济系。通信作者及地址：阮荣平，北京市海淀区中国人民大学品园三楼1039室，100872；E-mail：rrp34@126.com.本文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社会主义新型农村文化研究”（项目编号：07BG47）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促进农村社会全面进步对策研究：我国农村信仰问题与公共事业发展关系研究”（项目编号：08资助。作者诚挚地感谢韩俊、朱钢、刘文璞、徐小青、蒋中一、郑有贵、姜长云、辛贤等对本文的有益评论、两位匿名审稿人的宝贵修改建议以及姚洋主编对本文的鼓励和建议。文责作者自负。
一、引言
目前我国农村正在掀起一股“宗教热”（瞭望，2007）。根据world valuesurvey（WVS ）的调查结果，中国居民的信仰结构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宗教信仰的比重迅速上升而无神论者的比重却在迅速下降。1990年无神论者所占比重是信教者所占比重的9倍，2001年则下降为2倍，2005年信教者比重（21.79%）已经超过了无神论者比重（17.93%）。1在有宗教信仰的中国居民中，农村居民占绝大多数（金泽和邱永辉，2008）。
农村居民的信仰结构为什么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农村“宗教热”缘何兴起？
诸多学者试图对中国居民信仰结构变化原因进行解释。现有的解释主要是集中在宗教管制和宗教供给方面（如Yang，2006；魏德东，2005），该解释一般假设个体的宗教偏好是稳定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宗教市场管制政策放松，导致了宗教供给增加，在信仰需求一定的条件下，自然会引发信教数量的巨大增长，最终导致“宗教热”。
这种解释对于我国居民信仰结构的巨大变化有一定的说服力，但它并不能解释农村居民信仰结构的变化大于城市居民信仰结构的变化。要解释城乡信仰结构的差异，就要注意城乡经济基础之间的差异。而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背景下，公共物品供给是城乡经济基础差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保障又是公共物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该角度能否提供更多有关农村居民信仰行为的解释呢？国内研究鲜有论及，但国外已经有不少学者开始关注社会保障供给与信仰选择之间的关系，其研究结果先后发表在主流经济学和社会学杂志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这些成果对研究中国居民的宗教信仰问题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但是至少有两个原因让我们谨慎对待其结论：一是经济基础的差异。作为一个转型经济国家，中国的经济基础与其他国家相比往往很具特色。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国居民的信仰行为很有可能会因此而别具特色；2二是中国与其他国家信仰市场的管制政策不同，信仰组织发育程度不同，这在很大程度上也会导致二者社会保障功能的发挥程度以及发挥机制不同。
本文的主要目标是尝试从社会保障的角度来探究中国农村居民的宗教信仰行为，解释农村“宗教热”现象。遵循理性选择研究范式，本文认为农村居民的信仰行为是其理性选择的结果，在进行信仰选择的时候，他们权衡收益与成本，信仰行为与其他行为一样也是在试图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借鉴Chen（2008）、Dehejia et al .（2007）、Gruber（2004）、Hungerman （2005）、Gruber andHungerman （2007）的研究成果，本文将信仰组织的社会保障功能视为农村居民信仰行为的主要收益之一。这一收益的大小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人们所面临风险的大小；二是其从政府和社会那里已经获取的社会保障水平。据此，本文提出两个核心研究假设：（1）个体面临的风险越大，其信教的可能性就越大，其宗教性（宗教参与和宗教贡献）就越高；（2）个体能够从政府和社会那里获得的社会保障水平越高，其信教的可能性就越小，其宗教性就越低。
使用作者在河南省嵩县所收集到的村级和农户数据，本文对上述假设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表明：（1）人们所面临的疾病风险越高，其宗教选择的概率就越大，其宗教参与水平就越高，但是疾病风险与宗教贡献没有表现出显著的相关关系；（2）社会保障水平能够显著地降低信徒的宗教性，新农合的开展能够有效地降低农村宗教信仰的增长速度，基于村级数据的分析结果还表明新农合开展时间与信教比重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是在对农户样本数据的分析中，我们尚没有发现社会保障与宗教选择之间有显著的相关关系。社会保障水平与宗教性有显著关系而与宗教选择无显著关系的现象，可能是由于宗教选择的弹性较小而目前农村社会保障力度以及开展时间较短所造成的。对于现阶段社会保障水平与宗教选择之间无显著关系的结果，我们应慎重对待。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节回顾相关文献并提出研究假设；第三节介绍检验研究假设的方法；第四节探究计量模型可能面临的内生性问题；对数据的介绍在第五节中展开；第六节展示实证分析结果；第七节对研究结果进行进一步的讨论；第八节是主要结论。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相关文献回顾
现有文献中，国内实证研究农村宗教信仰原因的文献主要集中在农村组织涣散（如何兰萍等，2005）、精神生活贫乏（如杜景珍，2004；瞭望，2007）等，从社会保障角度论及宗教信仰行为的尚不多见。国外直接论述社会保障与宗教信仰行为之间关系的文献也不是很多（Dehejia et al .，2007），但是Chen（2008）、Dehejia et al .（2007）的研究是例外。不过，国外有一大批文献详细地阐述了公共物品与宗教信仰行为之间的关系。以下简要予以介绍。
Chen（2008）提出，宗教风险化解机制对宗教信仰行为有重要影响。这种社会风险分担机制使得宗教组织在社会发生重大经济、政治以及其他危机时更具吸引力。利用印度尼西亚在金融危机前后的数据，Chen 使用2SL S 方法对这一理论进行了检验。其结果发现，人均每月非食物消费支出每下降1美元，家庭参加《可兰经》学习的概率就提高2%，将其一个孩子转学到伊斯兰学校的概率就增加1%.根据社会风险分担机制理论，当存在另一种社会风险化解机制时，宗教组织的吸引力将会弱化。Chen通过在回归等式中引入人均每月非食物消费支出与信贷可获得性的交互项，对这一理论预期进行了检验。其研究结果表明，信贷的可获性使经济危机对宗教委身的影响下降80%.
Dehjia et al .（2007）运用美国消费支出调查（CEX ）数据，研究了宗教参与对信徒消费平衡的保障机制。其结果发现，对宗教组织进行捐赠的家庭能够更好地保障其受到收入波动冲击时的消费平衡。Iannoccone（1992，1994）指出，严格的教会之所以比宽松的教会更有生命主要在于严格的教会在公共物品供给时更加有效。遵循Iannoccone这一思路，Berman （2000）对极端东正教的分析结果和Berman and David（2008）对中东恐怖组织的分析结果都支持上述命题。
如果说以上研究主要是集中在物质层面的话，那么在精神层面的研究，同样证明了宗教社会保障机制的存在（Diener and Biswas2Diener，2002；Par2gament，2002）。Ellison （1991）和St rawbridge et al .（1998）的研究表明宗教参与能有效降低创伤性事件对幸福感等精神福利的影响。基于欧洲的数据，Clark and Lelkes（2005）发现宗教参与能否减轻创伤性事件对幸福感的影响主要取决于教派以及事件的类型。Dehejia et al .（2007）使用CEX 数据发现，在受到收入波动冲击时，参加宗教活动的个体更能保证其幸福感的稳定。
还有一些研究认为，宗教是对压力的一种反应（Miller and Hoffmann ，1995），宗教信仰是人们应对风险的策略，这种研究范式后来被称之为“风险分析范式”。Miller and Hoffmann （1995）将男女之间风险偏好的差异作为其宗教信仰差异的解释因素，基于监测未来数据集的分析表明，在模型中加入风险偏好指标能够有效降低男女之间在宗教笃信程度上的差异。风险偏好在每一组性别当中都是一个显著的指标。风险分析范式还可以用来解释另一种共识性的现象——宗教性往往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增加。按照风险分析范式的解释这是因为老年人面临死亡的风险更大（Stark and Bainbridge ，1985；Blomberg et al .，2006）。
遵循风险研究范式，一些研究着重研究了疾病等风险对宗教信仰的影响。Idler （1987）指出，长期无法摆脱的生理痛苦可能会导致人们努力寻求一种信仰体系来予以应对，这种信仰体系能够提供情感支持。Pargament （2002）利用586个美国中西部教会参与者的样本，表明消极事件（包括疾病）加强了人们的宗教参与。Ellison and Talyor（1996）利用美国的美籍非裔样本发现，那些被迫面对疾病、慢性病的人比那些没有健康或者丧失亲人等问题的人成为祈祷者的可能性大5倍。Ferraro and Kelley2Moore（2000）利用“美国生活变迁”的纵向数据，也表明疾病是激发人们宗教诉求的一个重要因素。
正如在引言中所指出的那样，经济基础的不同以及宗教市场管制和宗教发育的不同要求我们慎重对待国外已有的研究结论。但其研究思路对于理解我国农村居民的宗教信仰行为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中国农村宗教组织是否具有社会风险化解机制？中国农村居民的宗教信仰行为又是否可以用宗教社会风险化解机制予以解释？
（二）研究假设
参照以往文献的逻辑和实证研究结果，本文假设我国农村居民参与宗教是为了获取某种社会保障。而获得此社会保障所带来的效用主要取决于其所面临的风险，风险越大，该保障所能带来的效用就越大；同时宗教的社会保障与世俗的社会保障之间存在着替代关系，世俗的社会保障水平增加，宗教社会保障功能需求就会下降。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具体研究假设：
H1风险越高的个体宗教选择概率越大，其宗教性（宗教参与和宗教贡献）越高；
H2个体所享受到的社会保障水平越高，其宗教选择概率越小，宗教性（宗教参与和宗教贡献）越低。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对农村居民信仰行为的考察选取了三个指标：宗教选择、宗教参与和宗教贡献。其中宗教选择是指是否选择信教，属于信仰质变的范畴；宗教参与与宗教贡献衡量的是信教者宗教性的强弱，属于信仰量变的范畴。相对而言，宗教选择的（社会保障）弹性要比宗教参与和宗教贡献的弹性小很多。Starkand Finke （2000）在对个体改教行为的分析中也指出，一般情况下改教是很少发生的，改教的发生往往意味着社会文化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就本文研究主题而言，宗教选择弹性小就意味着，相对于宗教参与水平和宗教贡献水平的改变而言，宗教选择的改变需要社会保障水平更强的变化力度。因此，可能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形，即宗教参与和宗教贡献表现出了与社会保障水平变化的相应变化，但是宗教选择却没有表现出相应的变化。对此，不能轻易拒绝“宗教选择与社会保障水平之间存在相关关系”
这一假设，更确切的理解是目前社会保障水平的变化力度还不够、时间积累效应还比较弱。打个比方来说明这一问题。可以将由社会保障水平变化所引起的宗教参与、宗教贡献和宗教选择的变化比作为前波与后波的关系，社会保障水平变化是波动发生的初始力，宗教参与和宗教贡献是前波，而宗教选择是后波。存在着这样一种可能：在初始力刚刚作用的某一个时间点内只有前波出现，后波可能是因为观测时间不够长，也可能是因为初始力强度不够大没有被观察到，这并不能说明初始力与后波一点关系没有。相反当认识到前波与后波之间的关系之后，即使没有观察到后波，依然可以对后波做出比较准确的预测。
由于新农合是目前农村社会保障水平变化的主要因素，因此新农合的开展与农村信教之间也应该具有相关关系。根据H2本文进一步提出如下假设：
H3新农合能够降低农村“宗教热”。
该假设可具体表述为：
H3a 新农合开展之后农村信教人数的增幅要小于新农合开展之前；
H3b 新农合开展时间越晚，农村信教人数就越多。
…………
八、主要结论
宗教具有某种社会保障功能，这种社会保障是人们规避风险的一种方法。
这种社会保障功能能够使得人们在面对风险时能够维持较高的效用水平，Chenand Jo Thori（2007），Chen （2008），Dehejia et al1（2007），Gruber（2004），Hungerman（2005），Gruber and Hungerman （2007）的研究都表明了该功能的存在。在中国农村，人们信教的动机主要也集中在今生收益的增加，而不是来世回报方面。信教者祷告的内容主要是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平安和幸福。
基于河南省嵩县数据的实证研究结果基本支持本文对农村居民宗教行为的假设———参与宗教是人们获取社会保障和规避风险的一种方法，风险与由政府和社会所提供的社会保障是人们宗教行为的重要决定因素。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居民的健康状况是其宗教选择和宗教参与的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提高社会保障水平能够显著降低宗教参与和宗教贡献水平，考虑到宗教参与和宗教贡献水平的信仰量变和宗教选择的信仰质变属性，不能轻易拒绝“社会保障水平与宗教选择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这一假设，尽管农户数据并没有提供佐证这一假设的证据。本文对新农合与信教之间关系的分析，更加证明了这一关心的必要性。无论是纵向分析还是横向分析，分析结果都表明，新农合对农村“宗教热”具有遏制作用。作为当代农村社会保障最主要形式的新农合的开展能够较为明显地遏制农村信教人数增幅不断增加的趋势，并且新农合开展时间越早，这一遏制作用就越明显。这说明新农合的开展使得宗教的社会保障功能对农村居民的吸引力明显下降，由政府和社会所提供的社会保障与农村宗教提供的社会保障之间具有替代作用。
近些年来，农村正在掀起一股“宗教热”（瞭望，2007），本文的研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解释。农村“宗教热”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农村社会保障水平低下所造成的。当人们不能从政府和社会那里获得其应对风险的社会保障，那么他们只有求助于神灵，皈依宗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