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8年至今，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整整40年的辉煌历程。这40年来，我们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在反贫困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为世界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积累了宝贵的经验。那么今天，我就从四个方面来回顾一下中国反贫困的成就和经验。
一、改革开放40年中国反贫困成就斐然
1978年以前数亿中国人还在为温饱问题发愁，如今，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中国有7亿多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为全面小康打下了基础。曾经，中国是世界上贫困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而现在是世界上减贫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率先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国家。我们的扶贫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谱写了人类反贫困历史上的辉煌篇章。这些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减少，贫困发生率明显下降。按照现行标准计算，中国的农村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7.7亿人下降到2017年的3046万人，减贫7亿多人，贫困发生率从30.7%下降到3.1%。到2020年，我们还将实现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第二，贫困地区农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农民收入水平明显提高，实现了跨越式增长。并且，随着贫困地区农民收入水平的调高，人均消费支出也呈现了加快增长的势头。
第三，贫困地区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过去，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较为落后，尤其是交通不畅，严重制约着当地经济发展。现在，这一情况有了很大改善。比如，贵州，自古以来就是我国较为贫困的地区，交通建设滞后是制约其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为什么会这样？我们知道，贵州山地居多，在这样一个地方修路就要打隧道、架高桥，难度大不说，成本还非常高，相当于平原地区的5-10倍。但现在，我们克服了这些困难，把贵州建设成为县县通高速、乡乡通油路、村村通公路的地区。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促进了贫困地区农民生活水平的大幅提升。此外，贫困地区通电、通电话、能接收电视节目的行政村的比例均提高到98%以上。可见，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
第四，贫困地区社会事业得到较快发展。贫困地区基础教育水平明显提高，文盲、半文盲率持续下降，劳动力素质明显提升。贫困地区医疗卫生条件得到巨大改善、服务能力不断增强，基本实现“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县”。贫困地区社会保障投入力度不断加大，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完善，社会保障水平不断提高。
在基础教育方面，我们来和印度做一个比较。现在，印度的年轻人比中国要多，劳动力成本也比中国要低，但很多发达国家仍选择到中国投资办厂，为什么？核心就是劳动力素质。印度的基础教育做得不是很好，文盲率、半文盲率很高。而中国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免除学生学杂费，有的地方还推行高中免费教育。也就是说，无论是发达地区还是欠发达地区，无论贫穷与否，所有孩子都能享受免费的小学、初中甚至高中教育。这使得我国劳动力素质大幅提升，也为中国的社会发展奠定了基础。除了劳动力素质，还有中国人的吃苦耐劳精神，这二者相结合使中国劳动力质量在世界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在社会保障方面，国家建立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通过政府资助、集体扶持和个人缴费，使农民能看得起病，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
中国扶贫开发规模之广、难度之大，绝无仅有；而取得的成果之巨，也足以载入人类发展史册。中国农村贫困人口比例，从1990年的60%以上，下降到2014年的4.2%，现在又下降至更低。中国对全球减贫的贡献率超过70%，全世界每10人脱贫，就有7个来自中国。中国40年来的发展之路，为世界现代化贡献了中国道路、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而中国的扶贫之路，同样为人类反贫困积累下中国经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海伦·克拉克曾说，中国将她的人民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从贫困中脱离了出来，我们呼吁各国分享中国的减贫经验。
对于中国来说，扶贫不仅是小规模的、社会化的生活救济，而是成建制、有计划、有组织的国家行动。犹记汶川地震后，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推动了高效的灾后重建。如果说这是“急诊”，那么久久为功的扶贫工作，则是一种治疗慢性病的“调养”。无论是扶贫资源的动员和调配，还是具体项目的实施和推进，带有强烈“政府主导”色彩的扶贫模式，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的充分发挥，是中国实现快速减贫的重要原因。
二、中国扶贫经验有重要借鉴意义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直是世界减贫事业的积极倡导者和有力推动者。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积极探索实践，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减贫道路，为世界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积累了宝贵经验。
世界银行中国和蒙古局前局长杜大伟曾在接受采访时说，“在如此短的时间里使得如此多的人摆脱了贫困，对于全人类来说是史无前例的……”中国的扶贫成就，足以载入人类社会发展史册，也足以向世界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首席研究员阿丰采夫曾表示，过去30多年来，中国致力于扶贫减贫，已成功使7亿多人摆脱了贫困，对世界减贫的贡献率超过70%。这样举世瞩目的成就，在世界范围内绝无仅有。
巴基斯坦国防大学教授哈尤姆·汗表示，作为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经过长期努力，在扶贫领域取得了突出成绩，由此成为世界上减贫人口最多的国家，为世界扶贫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将扶贫开发纳入了国家发展战略，并开展了针对特定人群的专项扶贫行动，取得显著成效，这体现了中国政府的执行力和中国制度的优越性。多年来，我们国家从中央到地方大力推进落实了一系列扶贫攻坚的政策举措，如精准扶贫、东西合作、整村推进，等等。这样一个制度安排保证了国家扶贫工作的整体推进，上下联动也保证了国家脱贫目标的实现。
英国政府国际发展部首席经济学家、牛津大学教授斯蒂文·邓表示：“中国近二三十年来在减贫方面的纪录令人赞叹。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中国还存在严重的贫困问题。然而，到了2015年，中国贫困人口数量已经大大降低，成就是非常明显的。”在这方面，我们都深有感触。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解决了人民的温饱问题，经济总量上升为世界第二位，人民的收入不断增加，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显著提升。
俄罗斯科学院经济战略研究所所长阿格耶夫表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建设小康社会成绩斐然，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升，这足以证明国家政策和政府施政的高质、高效。当前，世界范围内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经济增长出现困境，扶贫工作困难重重。中国保持增长同时成功减贫的方法值得各国借鉴。
中国坚持改革开放，保持经济快速发展，不断出台有利于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发展的政策，为大规模减贫奠定了基础、提供了条件。总部设在南非比勒陀利亚的安全问题研究所执行理事雅克布斯卡·西利亚斯认为，中国在减贫方面取得巨大成功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中国经济30多年来实现了快速增长；第二，中国有一个能力强、运作良好的政府，在经济的“蛋糕”不断做大的同时，中国有效管控了社会的不平等问题，这是非洲国家可以学习和借鉴的。
总结上述国外专家学者的观点，中国的扶贫工作之所以能取得如此突出的成绩，主要在于：第一，中国政府的良治，也就是中国政府的能力强、运作良好；第二，中国实施了有效的减贫政策；第三，在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中，中国很好地处理了公平与发展的问题。这些是对世界减贫事业有重要借鉴意义的中国经验。
我们看到，一些欠发达国家战争、冲突不断，社会动荡不安，使得人民陷入贫困的泥沼无法自拔；还有一些发展中国家采用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体制、发展模式，使得贫困人口脱贫进程异常缓慢。为什么会这样？归根究底就是政府的力量太弱，政策无法有效贯彻执行。相比这些国家，中国政府的能力强，运作良好。中国的实践证明，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能够使这个国家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再看，有的国家因为财富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而导致严重的社会对立。相比之下，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同时，还通过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对贫困人口进行资助和补贴，为脱贫兜底，很好地处理了公平与发展的问题。
三、40年中国扶贫开发政策演变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逐步形成了一整套扶贫开发政策体系。总的来说，中国的贫困治理政策基本按照先“解决温饱”后“全面小康”、先“区域整体”后“精准突破”的逻辑思路部署，贫困治理的政策更加具体、目标更加明确、措施更加精确。这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相适应，更符合中国农村贫困问题发展变化的实际。具体来说，中国的贫困治理政策主要经历了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1985年，以农村制度改革减少贫困的发展阶段。中国的改革首先是从拥有大量贫困人口的农村开始的。1978年，安徽凤阳小岗村的18户农民率先实行包产到户，由此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包产到户，极大激发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推动了农村经济发展。那么，为什么说这一阶段是以农村制度改革减少贫困的发展阶段呢？1978年，我们砸了“大锅饭”，破除了计划经济体制诸多束缚，使农民以巨大的热情投入到农业生产之中。当时，最常见的一条标语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农民通过辛勤劳动获得劳动成果，不仅增加了收入，还促进了农业生产水平的提升。由此可见，农村改革为国家下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也就是说，中国的改革从贫困地区起步，带动了整个社会的发展。当然，在这一阶段，国家也在做各种各样的努力和探索，加快推进改革开放。
第二阶段，1986-1993年，以贫困区域为主要对象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大规模开发式扶贫推进阶段。这一阶段，国家承认贫困，定义贫困。1986年，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成立，中国式扶贫——“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的农村扶贫开发活动”拉开序幕。当年5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田纪云同志主持了第一次领导小组全体会议。根据会议纪要，当时全国农村人均年纯收入在200元以下的约有1.02亿人，占农村总人口的12.2%，“部分农民的温饱问题尚未完全解决”。会议认为，此前多年“平均分散使用力量，一般化的领导方式”，是贫困地区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两个月后的第二次领导小组全体会议宣布了国务院的决定：在原来用于扶持贫困地区资金数量不变的基础上，新增加十亿元专项贴息贷款。在设立专门机构之前，1984年，中央划定了18个需要重点扶持的贫困地带，国务院颁布《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此前，中央虽有性质类似扶贫开发的以工代赈计划和“三西”农业专项建设项目，但政策文件中却罕见“贫困”二字。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的成立，意味着我们有了专门的扶贫机构和制度，为未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93年，这一领导小组更名为“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是推动中国贫困治理的主要力量。
另外，这一阶段还有一个明显特征就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在八十到九十年代，中国的乡镇企业尤其是苏南、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的乡镇企业发展迅速，表现为“村村点火、乡乡冒烟”的一派繁荣发展景象，给农村发展带来巨大的变化。那么，乡镇企业为何能迅速发展？举个例子。闻名全国的富裕村——江苏永联村，是1970年由长江边近700亩芦苇滩围垦成的陆建村。改革开放初期，永联村靠养鱼赚了第一桶金，之后又瞄准钢材市场，开办了轧钢厂。农民在收入多了、日子好过了之后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盖房子。可在当时，盖房子需要的大量钢材却不能轻易买到，因为钢铁公司都在城市，且按照国家制定的计划生产和销售。面对大量的市场需求和相对匮乏的供给，永联村拿出20万买了一个旧钢炉开始炼钢，并用十年时间发展成为一个大型钢铁企业。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一些重要的战略性物资实行计划配给，但市场需求大。乡镇企业不在计划经济的管控之下，所生产的物资又能满足市场需求，其发展也就由此壮大起来。这就是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才。苏南地区距离上海很近。当年，该地区的乡镇企业高薪聘请了一批上海的退休工人，用他们的智慧、经验，帮助自己提升生产技术和产品质量，这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当地农民没有开办企业的经验，而退休工人经验丰富，两者一对接，大大促进了乡镇企业的发展。由此可见，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推进了国家减贫事业的发展。相当一部分地区的农民“洗脚上岸”，开办乡镇企业，成为企业家，并使大量农民成为工人，收入也得到大幅增长。也就是说，乡镇企业推动了农民向工人转变的惊人一跃，促进了贫困人口的脱贫。
第三阶段，1994-2000年，以解决贫困人口温饱问题为目标的“八七扶贫”攻坚阶段。中国的扶贫工作一直有长期的规划，但到了1993年左右，中央发现如果不采取特殊行动，20世纪末解决农村温饱问题的任务可能就完成不了，所以在1994年出台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
“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开篇第一句出自1992年邓小平南巡时的论断：“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八七”的含义是，在20世纪的最后7年，集中力量基本解决全国农村8000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根据“四进七出”标准（凡是1992年年人均纯收入低于400元的县全部纳入国家贫困县扶持范围，凡是高于700元的原国定贫困县一律退出），列入“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共有592个，占全国县级单位的27%，云南、陕西、贵州、四川、甘肃省的贫困县均在40个以上。1996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重申：“今后五年扶贫任务不管多么艰巨，时间多么紧迫，也要下决心打赢这场攻坚战，啃下这块硬骨头，到本世纪末基本解决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目标绝不能动摇。”
“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是中国在这一阶段非常重要的扶贫政策，1996年也是中国扶贫政策的一个关键节点。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扶贫政策都是1996年以后出台的，比如鼓励企业、社会组织参与扶贫等。
“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强调的是“开发式扶贫”。在实施的七年间，中央政府累计投入扶贫资金1240亿元，相当于年度财政支出的5%-7%，很多优惠政策只投向国家级贫困县，我们叫进了“国家队”。研究显示，1993年至2000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从8000万下降到3200万，年均下降速度比改革开放以来的平均减贫速度高3.6个百分点。国定贫困县的粮食和农业生产以及农户纯收入增长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扶贫投资对贫困人口的数量没有表现出比较强的影响，说明家庭收入增长中较大的份额可能被“国家队”的非贫困居民分享。
第四阶段，2001-2010年，以改善贫困地区基本生产生活条件、巩固温饱成果为主要目标的扶贫开发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整村推进”。上一阶段，中央瞄准国家级贫困县开展脱贫攻坚，而这一阶段，中央扶贫政策把目标降低到村级，实施“整村推进”。一方面是延续之前的扶贫政策，另一方面是进一步解决村庄范围内的贫困问题。2001年，全国共确定了14.8万个贫困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反贫困策略几经调整，从区域性扶贫到瞄准贫困县、整村推进，再到扶贫入户、精准扶贫。过去，一个区域的贫困人口非常多，如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整个地区都比较贫困。随着扶贫工作的推进，这些区域内的大部分地方都富起来了，但个别地方仍比较穷。于是，国家将脱贫的目标瞄准贫困县，在县域内实施贫困治理。经过多年努力，一个贫困县内很多乡镇都富了起来，个别乡镇、村庄还是无法摆脱贫困。后来，国家实行整村推进，又进一步使大部分贫困人口脱贫。随着贫困人口的减少，脱贫难度越来越大，国家再次调整了策略，对贫困人口实行建档立卡，扶贫到户。我们看，从地区到县、村，再到户，体现了中国扶贫政策稳步推进、趋向精准的过程。
2001年，党中央、国务院制定并颁布实施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而整村推进就是其中的关键举措。那么，10年来《纲要》实施成效如何？国务院扶贫办委托第三方对阶段性扶贫工作进行了系统评价。总的来说，我们这一阶段的扶贫工作成效显著，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扶贫标准过低、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制约扶贫效果、贫困户在扶贫资金分配中没有受到优待等。从实施情况来看，这一阶段虽然没有“精准扶贫”的概念，但是思路已经明确提了出来，就是一定要把区域发展和个人帮扶结合起来，使得扶贫效果有效集中在贫困人口身上。以往贫困地区在发展过程中可能非贫困人口受益更多，这种情况下怎么更集中地帮扶贫困人口，这是当时的重点。
第五阶段，2011年以来，新的扶贫开发纲要颁布实施和2013年精准扶贫政策的提出，使我国扶贫政策进入以确保全面小康为主要目标的精准扶贫新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精准扶贫的条件已经成熟。在这一阶段，党中央、国务院颁布实施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纲要》提出，到2020年要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这就是“两不愁三保障”。2011年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宣布，将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这一标准比2009年提高了92%，对应的扶贫对象规模到2011年底约为1.28亿人。
党的十八大以来，精准扶贫成为一切扶贫工作的中心。精准扶贫战略有一个历史的演进过程，在贫困问题比较普遍时，扶贫瞄准个人要花费大量人财物，因此只能采取开发式区域性扶贫。经过三十年，大部分贫困问题得以解决，只剩下几千万最难脱贫的人口，这时候精准扶贫的条件成熟了。那么，最难脱贫的人口还剩多少？2015年左右的数据是7000多万。这是国家统计局将7000多个样本村的抽样调查结果反推至全国农村人口，估算出的处于贫困状况的人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是这一阶段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其基本要求和主要途径就是“六个精准”和“五个一批”。通过这些举措，确保到2020年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四、中国反贫困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
关于中国扶贫工作成就的原因，有很多专家从各个角度作出了分析和解读。那么在这里，我谈一下我的观点。
较为完善的国家治理结构。一个较为完善的国家治理结构，保证了国家战略的深入推进、国家政策的有效落实、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这是中国成功减贫的一个核心因素。中国成立了专门的扶贫机构，将扶贫开发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制定了扶贫战略和计划，开展了针对特定人群的专项扶贫行动，并推动自上而下的贯彻执行。我们看到，从中央到地方这种政策的执行力非常之强，也非常有效，体现出中国政府的能力强、运作良好以及中国制度的优越性。
那么，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现在什么地方？主要是党的领导和社会动员能力。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改革开放前30年，我们通过建设交通水利改善了农村基础设施，通过实行农村合作医疗缓解了农民看病难的问题。这都为下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而后的40年，从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免除农业税、给予农业补贴，再到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和乡村振兴，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分到了土地，生产成果归自己所有，再加上国家的各种补贴，使得他们的收入得到大幅度提升。
中国拥有非常强的社会动员能力，可以充分调动全社会的力量，共同参与，并成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力量。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于人民，具有强大的社会动员力，当国家要推行什么计划时，就会动员全社会力量来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对于脱贫攻坚来说，就是要广泛动员全社会参与，构建政府、社会、市场协同推进的大扶贫格局，形成跨地区、跨部门、跨单位、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多元主体的社会扶贫体系，如金融扶贫、教育扶贫、产业扶贫，等等。
扶贫政策的有效执行。我们先后实施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对贫困人口实施特惠政策，做到应扶尽扶、应保尽保。与此同时，我国加快构建专项扶贫、行业扶贫和社会扶贫“三位一体”的大扶贫格局，统筹扶贫政策，整合各项资金，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参与扶贫开发。
我们凭借政治优势、制度优势，设立专门的扶贫机构，通过签署责任状、实施绩效考核等保证扶贫政策的有效落实和深入推进。中央高度重视脱贫攻坚，要求层层落落责任，省市县乡村五级书记一起抓扶贫，尤其是脱贫攻坚任务重的省区市的党政一把手要签订脱贫攻坚责任书，向中央作出承诺。另外，国家还对扶贫工作实施绩效考核，以此不断增强地方各级政府、中央和国家机关各有关部委推进扶贫开发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调动其参与扶贫开发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促进其切实担负起扶贫开发的重要职责。具体来看，首先是出台考核办法，并对考核指标的有效性、相关性和敏感性作进一步测试，以提高考核的针对性、可行性。其次是将第三方评估引入扶贫工作中，避免了被评估单位“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弊端。第三方评估一改过去“下乡转转，汇报看看”的形式，由评估机构的专家团队到贫困村按一定比例抽取贫困户和脱贫户样本，之后根据综合评价指标对该地区扶贫工作成效和问题进行论证。
较强的学习能力。我们不断总结经验，并在此基础上，针对新问题，提出新的解决方法，注重与时俱进、决策科学化。过去40年，中国的反贫困战役一直在攻坚，政策几经调整：从救济式扶贫的给钱给物到开发式扶贫的变“输血”为“造血”；从区域性扶贫到瞄准贫困县、整村推进、扶贫入户……再到现在精准扶贫。这一系列扶贫政策都是根据实际发展情况、实际问题进行调整的，既反映国家扶贫政策的有效性，也反映出国家扶贫工作的指导思想。也就是说，扶贫工作要坚持问题导向。
坚持开发式扶贫。开发式扶贫主要包括：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帮助贫困乡村实现通路、通电、通邮、通广播电视；加强农田水利建设，提高贫困农户的土地生产力；开辟增收渠道，支持贫困农户发展种植业、养殖业和小型加工业；提高科技水平，在农业生产中引入新技术和新方法等。近年来，我国重点实施整村推进扶贫开发规划，全面改善了当地农民的基本生产生活条件。
举几个例子。90年代，我跟随导师来到河北的太行山，当时山上土壤风化，满山全是小灌木丛，无法给农民带来任何收入。后来，我们多方筹集资金，帮助农民买炸药，并在山上炸坑、种苹果树。几年过去了，漫山遍野的灌木丛变成了成片的苹果树，农民一亩地至少能赚六千块钱，收入得到大幅提升。再有，贵州的一些贫困山区，当地政府帮助农民种植了大量黄刺梨，并通过招商引资，开办加工厂，生产果汁，增加农民收入。另外，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大山深处的农民可以走出来，外面的人也可以走进去。比如，云南政府修通公路，搞旅游开发，吸引大量游客来到深山密林中观光度假，为当地发展带来很大收益。这些都是典型案例。
我们知道，一些欠发达国家接受发达国家的援助发展经济，但并未由“输血”转变成“造血”，仍旧缺乏摆脱贫困的知识和能力，很容易陷入贫困的“泥沼”中无法自拔。而中国通过这样一种开发式扶贫，一方面加强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促进当地产业转型，帮助农民提高生产能力和水平。实践证明，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脱贫经验。
坚持“三位一体”的大扶贫格局。巩固和发展专项扶贫、行业扶贫和社会扶贫“三位一体”的大扶贫格局。在专项扶贫方面，抓好易地扶贫搬迁、整村推进、产业扶贫、就业促进、革命老区建设等工作，注重规划引导、分类指导、企业带动和农户参与。
在行业扶贫方面，各有关部门发挥行业优势，创新帮扶措施，根据扶贫开发总体规划目标、连片特困地区分县名单及贫困地区基本情况，有针对性地提出政策意见，特别是资金项目优先覆盖贫困地区并在投入力度上给予倾斜。比如金融扶贫，以金融机构、企业、贫困户为基础，衍生出一系列适用于不同特色产业的扶贫模式。假如，某县有贫困人口10万，当地金融机构为每人提供5万元扶贫贷款额度，加起来共50亿。如果把这笔钱分给每个贫困户，后续可能还会有一些问题，但要是把贫困户组织起来，成立合作社或企业，然后由企业来运作这笔资金，所获收益给贫困户分红，就能持续解决贫困问题。
在社会扶贫方面，抓好定点扶贫、东西扶贫协作、扶贫国际合作等工作，进一步挖掘定点扶贫可用资源，尽可能扩大对连片特困地区重点县的覆盖面。比如定点扶贫，国家海关总署通过对贫困地区干部进行培训，选派优秀干部到贫困村当第一书记，动员相关社会资源为贫困地区服务，有效帮助贫困人口摆脱贫困。再比如东西扶贫协作，北京大学对口支援新疆石河子大学，在这一过程中选派多位教授给该校学生授课，同时也对该校教师进行了培养。可以说，一些国家知名高校通过学科支援、高校团队支援等，带动西部地区高校整体发展，提升当地高等教育水平。我国的东西扶贫协作，从地区与地区、城区与县的对口帮扶，到街道与村庄、政府部门与村庄的结对帮扶，扶贫对象逐步缩小至个人，合作项目也日趋细化。
选派第一书记下乡扶贫。第一书记扶贫是脱贫攻坚的重要举措。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共选派近20万优秀干部到贫困村任第一书记，奋战在脱贫攻坚的一线，推动扶贫攻坚取得显著成效。我了解到，有的第一书记利用社会资源，为当地贫困村引进光伏发电项目，一方面使村民用电不愁，另一方面将余电并网使村民拥有持续稳定的收入。由此，我们要通过第一书记及其社会资源，动员全社会力量，对贫困村实施精准施策，帮助贫困人口摆脱贫困。
深入推进精准扶贫模式。精准扶贫不再是泛泛的扶贫，而是一种复合型扶贫治理体系。这一体系以贫困人口为中心，以基层农村社区为场域，通过政府主导牵头、吸纳企业等市场主体、民间组织或志愿者团体等社会主体参与其中，组建复合型扶贫治理主体，从而有效推进精准扶贫，实现贫困地区善治的目标。
以上都是非常好的扶贫经验，是中国成功减贫的重要原因。
总而言之，中国有一个较为完善的国家治理结构，设立了专门的扶贫机构，制定了扶贫战略和计划。从整体上看，中国政府实行的扶贫战略基本上可归结为发展经济学中所谓的“涓滴效应”。这种以问题为导向、积极学习外部先进理念和方法、然后通过小规模试验进行检验和调试、再利用政府的力量进行推广的创新模式，是中国扶贫工作不断创新和完善的重要保证。
中国的扶贫是治标和治本的统一。救济式扶贫虽然立竿见影，但救济的终结，常常就是返贫的开始，所以还要通过开发式扶贫来治本。经济社会发展着眼于提高扶贫对象的自我发展能力，而社会保障着眼于保障公民基本福利，二者与扶贫开发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才能达到治标治本的统一。同时，还是局部与全局的统一。比如，发放的“扶贫猪”“扶贫羊”，转头就被杀了吃掉。贫困村山高坡陡、土地贫瘠，金融、政策等也不配套。在这样的情况下，扶贫在发展经济外，更需要生活方式、社会结构的调整。与经济社会发展相互促进、与生态保护并重、与社会保障衔接，正是要在工作全局中谋划扶贫开发工作。
当前，中国的扶贫开发已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期。要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坚决打赢这场脱贫攻坚战，确保贫困人口到2020年如期脱贫，让中国经验成为人类与贫困的斗争中更宝贵的资产。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