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北京“乌有之乡书吧”是一个很惹人注目的地方。自2003年9月成立以来，这里举办的讲座、出售的书刊，很有另类特色。不管怎么说，这个书吧能够存在和发展到今天，应该说是得益于逐渐宽容的改革气氛。
2008年4月，我到乌有之乡书吧买了6本书。这些书都是自费印制的，价格不菲。年过九十的前鞍钢总经理马宾著的《纪念毛泽东》，普通16开杂志那么大，书名下边特地大字注明：“2006年12月26日”（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诞辰）。书的封底印着：“工本费30.00元”。
这本书是杂记、论文、诗词的合集，总计40多篇，还有近20篇附录文章。书中收录的文章大体上包含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怎样看待改革开放以来的形势？作者认为，现在是“破产的破产，失业的失业，乞丐公然到广场讨饭，小偷多得防不胜防……工厂矿山事故频繁……贪污分子越杀越多，杀不胜杀”，“不推倒这新的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党内修正主义），就不要想有社会主义”。
这些问题是怎么造成的呢？作者认为，“其历史根源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期，领导权被修正主义分子篡夺，而十一届三中全会背叛了毛主席路线，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不搞阶级斗争，不搞群众运动”。
怎样解决这些问题？马宾说：“必须翻案，必须造反……-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这个名字，非常适合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内容”，“开展文化大革命，就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革命实践。”
马宾向读者宣布：“现在离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初期阶段，已经-快30年了，看来我们应该规划，积极准备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下一阶段或叫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同时他还提出斗争目标：“在城市，把在改革开放期间一切公有财产被私有化了的财产，全盘收归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在农村，实行土地国有化、劳动集体化、生活社会化的三农政策。”
再来一次“文革”还不够，马宾希望：“七、八年一次，进行几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他还郑重要求：“彻底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平反昭雪。”
这些主张，就是“正在复兴的中国左翼力量”为“拯救中国”开出的药方。
另一本引人注目的书是梅俏著的《毛泽东的“珠峰”》。这本书大约30万字。打开书，目录后面是一位署名“戴公”的人给作者的信。信中说：“祝贺你写了一部捍卫毛泽东晚年思想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著作……文化大革命是伟大的，但同时又是丰富而复杂的，还需要有更多的人来研究。”
据梅俏说，写作此书用了两年，完成于2004年12月。书稿完成之后，“是一位退休的农村支部书记赞助出版的”。2006年12月26日，该书“再版后记”说：“本书于今年5月出版后，得到读者的认可。在大家的赞助和要求下，年底再版。”梅俏写这本书很下了一点功夫，收集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史料，从毛泽东与刘少奇、林彪、邓小平的关系，毛泽东的“反修”理论探索以及“文革”中的外交活动等几个角度，详细评述了“文革”的过程，并且批判了“文革”结束之后，“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翻案复辟”，导致“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背叛行径”。
这是“文革”结束30多年来国内仅见的一本从“左”的角度思考“文革”的长篇专著。
当下不少人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痛心疾首，颇有人眼睛向后看，希望回到“文革”时代。有的人甚至提出“文化大革命”就是好，要发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来解决中国的问题。马宾、梅俏可算是这方面的代表。
2008年2月，北京一些人召开了《纪念毛泽东》一书的座谈会。张宏良、巩献田、梅俏、敬东等人在会上发言，会后还印行了一本《向马宾同志学习》的小册子。
在这个座谈会上，张宏良发言说，马宾现象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这个现象本身表明了中国左翼力量正在复兴。他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演习，演习什么？首先演习的就是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张宏良问道：“目前我们党，我们国家，我们民族，我们人民，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导致中国兽性化发展的根源是什么？就是西方文化中所谓的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则，以及物欲为本、肉欲至上的纵欲主义……”“马宾同志高龄率先跨出第一步，率先捅破这层窗户纸”。
梅俏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好多人跟不上，而且同情心在邓小平一边。当时发表一篇社论，《红旗》杂志发的，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现在读这篇文章是很正确的，江青讲过去老干部70%到80%都是民主派。从现在结果看，江青的话有什么错？”
一位名叫敬东的发言说：“30年的所谓改革开放，我们没有看到什么进步。我们看到的是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的大倒退，是全面糟蹋了社会主义，糟蹋了我们的共产党……”“中国社会在短短的30年就造就一大批特大官僚、特大地主、官僚买办、大资本家，这是什么执政纲领造成的？”敬东的结论是：“不得不呼唤人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但是，我们要问的是，“文化大革命”整了一亿人，非正常死亡两千万人，怎样看待此事？对此，这些可敬的先生们不置一词。是不是觉得为了一场实验，死几千万人是不值一提的小事？更重要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面貌发生巨大变化，民众生活水平空前提高，国力日益增强，在这些先生的视野中竟然毫无位置。
梅俏倒是在书里写了一个衣衫褴褛的农民工，以此作为改革开放的缩影和写照。与此同时，对于国务院在2006年全部取消了农业税，给种田的农民发放多种补贴，以及多年来逐渐打破城乡二元结构，鼓励农民进城，却只字不提。
“文革”中，安徽凤阳县多数农民都出去乞讨，不知道梅先生了解不了解。如今凤阳县还有几个人靠乞讨为生？繁忙的梅先生可能也懒得过问这样的小事。
根据马宾设计的“劳动集体化”的农村政策，想必还要把农民都框死在一亩三分地上搞饭吃，不许随便迁移，农民同意不同意这样的设计呢？
与马宾相识并同为东北老乡，曾任全国政协-常委、国家经委副主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的赵维臣对笔者说，马宾这些想法是完全错误的，他这个人的脑袋就是一根筋，极左。赵维臣说，中国的问题还得靠改革来解决。
马宾、梅俏等人虽然不遗余力地给“文化大革命”美容，但究竟效果如何，恐怕要打很大折扣。问一问全国民众尤其是过来人，回到粮票、布票、肉票的年代，愿意不愿意？回到不给办理因私护照，不允许私人出国进修、留学、讲学、访问、做生意，严禁港澳自由行、更不用提到台湾旅游的年代，愿意不愿意？关闭西方国家和港澳台地区在中国内地办的工厂，把港澳台居民赶出内地，强迫国内私营企业公私合营，没收私人房产，下令部分城市居民“上山下乡”，在农村恢复“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度，禁止农民进城，老百姓答应不答应？恢复干部职务终身制，人人手持“红宝书”，天天“早请示、晚汇报”，取消考试制度，靠单位推荐上大学，会有多少人支持？所有书店清一色摆满领袖著作，全国民众只有几本小说、几部电影、几出戏剧可看，民众满意不满意？
答案明摆着。但我们却不可因此低估了极左思潮对改革开放的干扰和破坏作用。一段时间以来，这些“左”的人物利用种种现实问题兴风作浪，抹黑改革开放，千方百计鼓吹“回到过去”。他们口吐莲花，把过去计划经济年代描绘成陶令笔下的桃花源，人人平等，没有腐败，没有贫富分化，人人的生活有保障……这些言论蒙蔽了某些人，特别是未曾经-历那些年代的年轻人，造成了不大不小的困惑。其实，现实生活中令人头痛的问题，只有依靠深化改革解决，舍此别无他途。正如胡锦涛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宣示的：“决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
读了马宾、梅俏等人的言论，应该提醒他们注意1981年6月27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说：“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同时指出“文化大革命”是“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
很多“左”的朋友有几句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像这样公然挑战党中央的言论，如果听之任之，必然会造成思想混乱，后果不堪设想，建议有关部门严加追究。”这些朋友对马宾、梅俏、张宏良、敬东等人的言论难道就不该建议“严加追究”一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