踯躅于金融危机的废墟之上，西方的思想者们对当代资本主义似乎陷入了普遍的困惑与焦虑。茫然四顾之际，他们蓦然在东方找到了重建的灵感。于是，中国模式的言说开始甚嚣尘上。

毫无疑问，中国模式缘起于所谓中国经济奇迹。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一直处于某种主流思想的质疑之中，但中国持续的高速增长以桀骜不驯的方式一次次粉碎了这些悲观的预言。人们开始相信，中国经济的确是一个奇迹。奇迹之所以为奇迹，就是因为它超出了现有思想的解释能力。不幸的是，无论从哪个方面看来，所谓中国经济奇迹都是一个想象和杜撰之物。

中国经济之所以被视为奇迹，乃是由于其持续的超乎寻常的增长速度。但是放眼全球的最近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史，与中国同样处于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实在非常之多。以金砖四国为例，在采取了某种更加自由的市场化改革政策之后，它们几乎都实现了相当持续的高速增长。虽然这几个国家在整体上的经济增长速度都不如中国高，但无论如何都属于中、高速增长区间。换言之，在经济增长速度方面，中国与其他三国并没有质的区别，而更多的是量的区别。考虑到这些不同经济体高速增长几乎发生同一时期，我们大致可以归纳出它们共同的原因：那就是更加开放和更加自由的市场化改革，以及伴随着所谓全球化的全球市场体系在最近20年中的高速扩张。正是这两个因素推动了金砖四国在最近一二十年的共同的高速增长。至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高出其他三国的那一部分，实际上也很容易在中国内部找到制度性的解释。在我看来，中国各级政府人为压低各种成本的特殊能力(比如劳动力成本、环境成本、税收成本等等)，以及远远超过其他三个国家的投资能力(高投资率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因素)，正是超越其他三个经济体那一部分的恰当解释。前者使中国在全球资本竞争中赢得了更多的投资，并能够以更低的价格销售；后者则显著拉升了中国的投资。而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中国的经济结构较之其他同样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在结构上更为失衡，因而前景也可能更不稳定。我们似乎可以说，中国高出其他经济体的那一部分增长速度，实际上是以结构的失衡，社会的断裂为代价的。而这种成本现在已经越来越为我们所痛苦地感受到，越来越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麻烦。的确，中国各级政府具有向社会和未来转移成本的能力，但成本不是不在了，它只是藏在我们用传统会计方法无法观察到的地方。这种成本我们总会在未来以这种或者那种方式支付。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经济的超高速增长，可能就不再那么耀眼了。如果一定要称之为奇迹的话，那么我们也可以以同样的方式来称呼印度、巴西……甚至更多国家。看清楚了这一点，我们就会发现，中国的经济增长不过是全球资本主义在二战之后一个长周期扩张的一部分而已。如果有什么独特之处的话，则是中国政府在压低企业成本、政府成本上无与伦比的能力。在我看来，这就是所谓中国模式(如果它有的话)的真正内核。

一般而言，所谓模式是一个具有相对稳定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制度结构总和。从这个角度观察，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近20年所形成的制度结构，其稳定性、持续性还远远没有受到时间和危机的考验。事实上，已经有相当多的迹象显示，在全球市场体系扩张动力逐渐衰竭的今天，中国曾经有力推动经济增长的这种制度结构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重大挑战。证诸历史，那些成功并为后来者效仿的所谓模式，无一不是在应对各种严峻挑战而进行的不断调整和革新之后才最终得以形成的。我以为，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中国模式才可能真正成立。而在中国现代资本主义从未经受过任何重大危机考验的今天，就开始高谈阔论所谓中国模式，未免过于心急，也过于轻率了。

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制度不过是一个民族国家独特精神独特价值的外化过程。易言之，包裹于所谓模式之内的，乃是一个民族国家的独特文化。无论是外部的中国模式论者或内部的中国模式论者，都试图从中国的独特文化或者文明中去寻找思想根源。但实际上，在我看来，除了肤色之外，从思维模式、话语结构到世俗伦理、制度架构，那些在侃侃而谈的中国模式论者，可能根本没有意识到他们在建构中国模式的理论时，使用的几乎全部是来自西方的学术训练和理论方法，他们甚至没有意识到，中国模式这个概念本身就充满着西方意味。对于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来说，这可能是一个难以接受的事实，但它的确是一个事实。所谓中华文明和中国文化，不过是可以聊以表达我们民族特性的一个空洞符号。或者，它只是从故纸堆里钻出来的书呆子们对当代中国的一种情绪投射。与当下中国的现实几乎毫无关系。明乎此，我们才能真正洞察我们今天的历史起点，才能真正清醒地认识中国文化究竟会以何种方式在未来复活。在阅读马丁—雅克的《当中国统治世界》一书时，我非常惊讶于作者对中华文明在未来的那种想象，但坦率说，那仅仅是一种想象——一种出于对当代资本主义不满而急切寻找替代物的想象。

在相当程度上，中国模式不过是若干知识分子出于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失望和不满，在匆忙之中遴选出来的一个替代物，一种对神秘事物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