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不是养鸡场，社会不希望大学教授都被饲养成“标准化的鸡”。

这题目里的第一个词是对立于“共相”而言的，指事物的特殊性。第二个词，当然是指墨家主张的“兼爱”与“非攻”。墨子那一学派的人，若论手艺与社会职能，相当于欧洲早期资本主义的工匠，即“小商品生产者”。经济史家们觉得，这些小商品生产者逐渐发展起来，成为“第三等级”，最终取代了“第一等级”和“第二等级”。我只说经济史家们“觉得”如此，暗指他们其实并没有第一手材料来证明他们的看法，虽然这些看法是被普遍地认可的。例如，一位最著名的学者在他最新出版的一本专著里也是这样认可的（参见厉以宁《资本主义的起源》，商务印书馆2003年6月第1版）。

但是与13～15世纪欧洲小商品生产者的命运迥异，墨家代表的手工业者群体没有崛起于先秦中国社会，而是消失了。今天，我们并不清楚他们为什么会消失，但我们看到了中西小商品生产者在意识形态进而在文字方面显出的一些重要差异。例如，墨家是主张兼爱和非攻的，而欧洲的小商品生产者们却似乎主张竞争，并且到了宗教改革的极端时期，他们甚至主张断绝一切尘世的爱——不管那是兼爱还是对自家亲友的爱。总而言之，如果我们觉得韦伯的思路勉强可以接受的话，我们就不难推测，墨家之所以没有崛起于先秦社会，是他们的精神趋向所致。越是生存竞争激烈的环境，那些精神趋向于兼爱非攻的生物群体就越难以繁衍。或许，墨家所处的时期，恰恰是生存竞争最激烈的时期吧？

这让我想起康德的《历史理性批判文集》，那里面有这样一种看法：物种之间的竞争，似乎是为了实现大自然给物种设定的目的。因为只有在激烈竞争阳光和水分的环境中，树木才能笔直地向上生长并且把树根深扎进土地，那些远离森林的零星小树，长得既不笔挺又不粗壮。康德晚年的思考，似乎更加接近竞争的学说。

如此看来，我们应当接受竞争的学说了？不尽然。我在香港教书的时候目睹了这样一个故事：最初，黎智英找到张五常，请教是否可以办一份有品味且不亏损的刊物。我们都知道，按照每千人消费的报纸刊物计算，香港居世界之首，可见媒体竞争之烈，亦可推测再办一份刊物所承担的风险之高。但张五常告诉黎智英，虽然竞争激烈，但若以数倍于其他刊物的报酬吸引最好的作者群体，新刊物就可能既有品味又不亏损。黎智英听从了张五常的建议，果然，《一周刊》品味上乘，且相当赚钱。不过，新刊物的利润引来了竞争对手，即《东周刊》。假如两份刊物都已经在最低成本上提供着高品味的内容，假如市场价格只能让这两份刊物中的一份保持不亏损，那么，不难想像，新进入的刊物将诱致两份刊物同时寻求大众市场，这意味着降低品味以迎合大众的口味。于是，这两份刊物就逐渐从“小众媒体”向“大众媒体”演化，并且在我即将离开香港的时候，这两份刊物获得了“淫贱双周”的名声。

竞争通常可以导致产品的多样化，典型如家用电器。例如，在缺乏竞争的经济里，洗衣机的种类要比在自由竞争的经济里少得多。但是，竞争也可以导致产品的单一化，典型如“标准”的发生，在通讯器材和录像设备的市场里，竞争导致了标准化，而标准化导致了产品的单一化。

一位考古学教授写了一篇批评北京大学最近提出的改革方案的文章——《大学不是养鸡场》。在那篇文章里，他正确地提出一个类比：吃鸡的人都想吃家养的鸡，可是养鸡场老板的逻辑是把尽量多的鸡变成标准化饲养的鸡。大学不是养鸡场，因为社会不希望大学教授都被饲养成“标准化的鸡”。

即便在经济学理论里，我们也不难证明：假如买方和卖方关于产品的信息极端不对称，从而买方不得不根据例如贝叶斯预期来判断产品的平均质量和支付相应的价格，那么，那些高质量的产品将逐渐被那些低质量的产品“驱逐”出市场。至少存在一种均衡，在那一均衡状态里，全部产品都是质量最低的产品。可能存在的另一种均衡状态是，全部幸存在市场里的产品被划分为两类——质量高且价格高的、质量低且价格低的。

所以，北京大学的改革者们，因为接受过经济学训练，似乎首先应当告诉改革的批评者们，为什么改革方案所追求的更加激烈的竞争不会导致上述的“劣币驱逐良币”的均衡。可惜，我至今没有见到这类解释。如果学术市场的竞争确实有可能导致大学教授群体里质量高的被质量低的驱逐出市场，那当然也就意味着改革的彻底失败。

目前批评改革方案的教授们多数都是人文学者，他们或许不懂得信息经济学家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证明过的上述“劣币驱逐良币”的定理，可是，他们的批评却大多符合这一定理所说明了的经济学原理。

殊相与非攻，前者是学术市场应当追求的局面，后者是人文学者们不喜欢的“饲养”方式，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上述这般复杂。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