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后期，迈克尔·波特曾经指出，迄今为止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国家有能力从投资驱动的发展阶段进入创新驱动的发展阶段，其余的，则长期停滞于要素驱动的或投资驱动的发展阶段。在“日本案例”报告中，波特认为日本经济尚未获得充分的创新驱动。后来，日本经济陷入10年之久的停滞，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波特这一至今仍被学术界忽视的推测。

新古典经济学告诉我们，决定一个经济长期发展速度的三大因素是：人口、自然资源、技术进步。其中，技术进步的速率和资源扩张的速率都是知识的函数。而知识总量的增长率正比于年轻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另一方面，生育率反比于母亲的教育程度，而教育程度正比于人均收入水平。这就意味着，经济增长或迟或早导致生育率下降，从而导致人口老龄化和知识停滞。这样，我们得到任何人类社会的长期图景：经济增长逐渐减速，直至经济重新返回零增长率的稳态。伴随这一长期经济过程的是“人口转型”——死亡率随知识进步而迅速降低并且生育率逐渐降低从而人口增长率迅速上升，经过大约两代人之后，生育率和死亡率都会稳定在一个较低且相等的水平从而人口不再增长。

人口转型界定了经济发展的基本问题：如何在两代人左右的时期内，将涌现出来的“多余人口”尽可能地转化为资本存量，从而全部人口在老龄化之后仍能保持足够高的人均收入？

在知识社会或后工业时代，资本存量主要是人力资本而不是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方式是教育和医疗卫生服务。如果一个国家的教育和医疗卫生部门长期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上述要求，多余人口的劳动力和他们的后代就不能及时转化为知识含量更高的人力资本。那么，人口老龄化将逐渐拖累人均收入增长率，直至人均收入长期停滞于某一较低水平。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自2013年至2050年，平均每年拖低人均收入增长的大约5%。假如中国人均收入在2050年达到日本人均收入的1/3，那就要求中国的人均收入在这一阶段保持平均每年增长8%以上的速度。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保持如此超常的增长率，必须以知识进步和人力资本积累为依据，否则就是空想。

什么样的知识和技术是“进步的”？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说，只要有利于提升人均收入的增长率，就是进步的。我们应当注意，从资源与环境耗竭的角度说，这样的进步往往是退步。

如果我们能尽快缓解教育危机和医疗卫生服务的危机，并且使劳动工资的真实增长能够支付迅速攀升的教育和医疗卫生费用，我们或许可以保持超常的人力资本增长率。那么，中国尚有希望进入创新驱动的发展阶段。否则，中国最好的情况是停滞于投资驱动的发展阶段，然后，随着人口老龄化，与日本一样陷入长期衰退。

政府能为我们进入创新驱动发展阶段做什么吗？根据以往的经验，一个什么都不做的政府很可能比一个什么都要做的政府好得多，至少，它最大限度地减轻了民间创新活动的税负。什么都要做的政府很可能迅速官僚化，于是最大限度地压制了创新。

创新，本质上是一种私人活动，但这是嵌入在有利于创新的社会网络之内的私人活动。什么样的社会网络是有利于创新活动的呢？我知道的几乎唯一特征是：多元和宽容，让每一个人自由地探索他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

怎样才可以有多元和宽容？我认为，文化传统固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政府仍可做一些事情来抑制或转化那些不利于创新的文化因素，尤其是，通过教育民众，逐渐使主流价值观成为多元的和宽容的。

政府可以做的另一件重要的事情是以独立于劳资双方的身份鼓励和保护劳动者的自由工会。至少，政府不应压制自由工会及类似的组织。知识含量越来越高的劳动（人力资本），作为现代最重要的生产要素，需要越来越恒久的产权激励，否则便难以积累。经验表明，如果没有自由工会来保护劳动产权，劳动者就要借助频繁“跳槽”（以脚投票）来维护自身权益，致使他的劳动所积累的企业专有型人力资本将消失。因此，长期而言，与自由工会和罢工相比，“跳槽”或许成本更高。不允许工会保护劳动权益，就如同不允许同业协会保护业内知识产权一样，长期而言必定降低生产的专业化水平。

但是官僚政治更容易与垄断资本结盟，所以劳动的维权，格外需要自由新闻和公共领域，以抗衡官僚政治与垄断资本的结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