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和环境其实是一体。生命由它的身体边界包围着，边界内侧有生命复制所需的记忆与材料，边界外侧统称为生命的环境，内部和外部之间有能量交换。生命从环境摄取资源，其排泄则成为环境的一部分。排泄太多，环境可能恶化到威胁生命的程度。摄取太多，资源可能耗竭。从同一存量摄取资源的个体生命，数目往往很多，它们之间的竞争越激烈，资源耗竭越迅速。以同一环境为排泄的个体生命，数目越多排泄总量越大。

一切生命过程，在我们所处的演化阶段，可分为两类：⑴无意识演化阶段，生命个体尽可能多地摄取资源并复制自身；⑵有意识演化阶段，生命个体的行为不再服从简单的数量复制原理。例如，个体生命可以有幸福感，并且复制自身未必最大限度地增加幸福感，行为的意义远比复制自身更重要。

一切生命都有下列三种能力：发现新的资源存量，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提升环境的生命容量。在无意识演化阶段，这些能力统称为适应（试错的和模仿的）。在有意识演化阶段，这些能力统称为技术（原创的和学习的）。

有意识演化的生命，除了技术能力之外，还有追求意义的自由（也是一种能力）。并且因为意义，往往改变了技术的演化路径。各种意义，按照它们对个体生命的重要程度排序，称为偏好。生命个体的不同行为可被看作不同偏好的载体。群体内许多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可改变个体偏好，并且因此，群体可向着某些特定的偏好类型演化，于是有不同的文化传统。又由于意义差异，有些文化传统倾向于节约资源，有些则倾向于耗竭资源。

就人类而言，当不同文化传统相互作用时，人类整体可向着某些特定的偏好类型演化。如果演化是倾向于耗竭资源的，那么，可以挽救人类的就仅仅是技术。如果技术已经不可能挽救资源耗竭的结局，那么，人类必须改变偏好类型。

教育可以有效地甚至激烈地改变受教育者的偏好，尤其是人文教育。假如我们是通过教育获得节约资源的偏好类型，我们不妨说：教育，通过使新的生活方式成为可能而增加了环境的生命容量。在无意识演化阶段，生命容量仅指环境可容纳的生命个体的数目。在有意识演化阶段，生命容量的意义逐渐从量的改变为质的，指更丰富且具有创造性的生命。

人的生命，可由三个方面刻画：⑴物质生活，以资源丰裕的程度来度量；⑵社会生活，以各种情感体验的深刻程度来度量；⑶精神生活，以心性自足的程度来度量。

一般而言，现代人追求幸福，他们行为的目标被称为“幸福最大化”。上列三个方面，或它们的加权联合，构成幸福的源泉。偏好和文化传统，若以精神生活为幸福感的主要源泉，是最节约资源甚至可开发新资源的类型。相比之下，幸福感主要源于物质生活的偏好和文化传统，是最耗竭资源的类型。

数千年的传统农业社会是可持续的。然而，迄今为止数百年工业社会的生活方式，是资源耗竭型的。沿着工业方式演化的文化传统，如果不能从追求物质生活的幸福感转变为追求精神生活的幸福感，就是不可持续的。今天，工业社会转化为知识社会，需要通过教育——家庭的、学校的、模仿的和自我修养的，让知识工作者获得智慧，并因智慧而极大地增加幸福感，从而极大地节约资源或开发新资源。

中国的文化传统，含有主要源自精神生活的幸福感的要素。这些要素不仅在依旧清贫的人群里而且在先富起来的人群里已有相当显著的表现。日本和韩国的实践表明，真正重要的问题是教育——不是传授知识而是开发智慧。

关于智慧，我认为与资源和环境议题密切相关的，概而言之就是对适度性的把握。适度，就是自觉地不欲。这是一种内在的节制，是自觉。建立这样的自觉，东方人有传统的技术，如瑜珈这样的修身养性之术。西方人也可有相应的技术，例如脑科学在这一领域的应用，可使“他律行为”转变成“自律行为”。与他律行为相容的是竞争主导的文化，与自律行为相容的是合作主导的文化。东西文化的交汇，可能形成更富智慧的新文化。

百年前，地理学家和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根据自己流放期间在生存环境极端恶劣的西伯利亚东部和满洲北部的考察，最终建构了成为今天演化社会科学基础的卓越洞见：演化的高级阶段，特征是生物行为从竞争主导的转为合作主导的。因为，只有互助，才真正使无数生物形成互补的链态，可持续地循环和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