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财产公开，是一个国际通例。但是，这个在别的国家视为常识的事情，在中国却一直悬在半空，落不到地上。坊间对此有种种传说，一种说法就是，90%以上的官员不同意财产公开。显然，官员财产公开制度迟迟不能落地，最大限度地恶化了官民关系，强化了有关民间“无官不贪”的推测。

其实，从本质上讲，中国不能推行官员财产公开制度，首先的障碍，不是技术，也不是官员的意愿，而是结构。中国的官员，在体系内又被称为干部。干部体制受着新 旧两种传统的支配，就老传统而言，官员是民之父母，官民之间，构成了一种变形的伦理关系。就新传统而言，干部是民众的领导人，民众命运的支配者，也等于是父母，比父母还大。新旧传统奇怪地扭结在一起，都体现在了现在的官员身上。虽然现在民众已经在官员身上感受不到父母的感觉，但有事找政府的积习，依旧在某 些民众身上能找到。同时，官员也还在堂而皇之地为民众的阅读和欣赏操心，担心他们遭受污染，明显是在把民众当自家的孩子来看。

在这样一种结构中，要求官员财产公开，显然是不合适的。做孩子的一方，怎么可以要求父母公开财产呢？父母官当然地不会欺骗自己的孩子，不会多吃多占的。反过 来，在现代国家中，官员无非是政府的雇员，是纳税人通过政府雇的办事人员。中国第一次实现共和时，将这种雇员理解为公仆，其实有点过分。但官员的性质，毕竟是花纳税人钱，为纳税人服务的雇员。由于这种雇员有支配公共权力的特性，有以权谋私的可能，所以，纳税人要求他们定期公开财产，无疑是天经地义的。现在中国的民众要求官员公开财产，其实是基于现代国家的规矩。但如果想要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在现实和心理上的官民结构，还需要进一步的调整。

当然，官员财产公开制度的确立，在技术上也有巨大的欠缺。诚然，很多官员不乐意实行这一制度，的确是因为他们有贪腐的问题。但是还有一些官员，却不见得存在明确无误的贪腐，而是因为现在的官员收入，存在着收入上的界限不清晰。

如果说，明确的贪腐算是黑色收入，明确的合法收入就是白色收入。而在黑白之间，还存在着相当辽阔的灰色地带。总会有些收入不黑不白，介于违法和合法之间。坦率地的说，虽然不能说现在中国几千万的官员个个都贪污，但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有这种灰色收入。即使不讲法不责众，把灰色收入悉数算作赃款，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清朝雍正年间，皇帝要整顿吏治，前提是从钱粮征收附加的耗羡中，提取大笔的养廉银，作为补贴发给官员，然后才能进行。这个耗羡（税银征收过程中加征 的火耗，和征粮过程中加征的羡余），其实原本就是官员的灰色收入。在提取养廉银之后，剩下的耗羡归公，就等于把灰色收入中的一部分合法化，洗白了，剩下的归公，不能再动，动就成了黑色收入。

帝制时代的做法不足道，但经验也可以吸取一点。现在，官员的白色收入很低，不比社会一般水平高多少。但几乎每个官员，都有大量的灰色收入。在现阶段，若要把官员的收入，仅仅限制在白色区域内，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如果现在实行官员财产公开，目标限定在白色领域，显然也是无法落实的。因为那样的话，我们的大多数官员，会很穷，绝对无法靠工资，给自己和家人挣得一个体面的生活。

当然，提高官员的白色收入，前提是官员的数量要大大减少，减少到财政能支撑的程度。实现这个前提之后，就必须增加官员的白色收入部分，挤掉灰色区域，达成非黑即白的境界，在黑白之间划出一道清晰的界限。这样，财产的公开，才能实现便于监督的目的。否则，即使强行实现了财产公开，由于政权的政务操作，毕竟是由 官员来完成的，这种公开制度，必定会给弄的乱七八糟，天下大乱。我的意思是，对于官员不肯实行财产公开制度，简单的道德谴责，固然解气，但无济于事。重要的是转变观念，改变结构，解决技术障碍，给官员遵从这个制度的余地和可能性。如果这一切都做到了，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官员们还不肯就范，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