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饭后点击一个网站，跳出社会学者于建嵘的一篇文章：《社会转型下的绝望》，我没有打开它。学者们直面社会底层惨淡人生的勇气我向来钦佩，但是，面对那些反复上演而又无能为力的社会悲剧，你宁愿转过脸去。这不是躲避崇高，这是人性的弱点。我转而打开电视，想找点轻松的节目，却无意目睹了一桩更悲惨的现实。

电视画面上是一间摇摇欲坠的小屋，一个青年女子一边哭着一边大声斥责一个中年男子，男子双手抱头一语不发，旁边是两个手足无措的孩子，姐姐七岁，弟弟五岁。弟弟一丝不挂，浑身上下血迹斑斑，已然是一个血人，小鼻子鲜血正在流淌，眼睛里流露的惊恐不安却压过了疼痛难忍。这是中央台在讲述宁波慈城镇发生的一幕。从播音员的介绍中知道，哭泣的女人是一个志愿者，抱头不语的男子是两个孩子的父亲，这桩血案的制造者。母亲呢，早已于两年前逃离了这个家。志愿者后来将照片发到网上，说那不是个家，是刑场。

男子和妻子是江西农村来的打工者，都没上过学，男的靠刷油漆养家，两个孩子生下来后生存压力骤然加大，本来脾气不好的他开始打老婆，老婆扔下两个孩子逃走了，他的脾气更加暴躁。邻居发现两个孩子经常遍体鳞伤，便告诉了一名报社记者，记者来时正碰上他在殴打孩子，他向记者保证以后不打了。记者告诉了两个关注未成年人成长的志愿者，两个志愿者来给孩子送点衣服，碰巧他旧病复发。

在公安局里，他骂自己该死，知道不该伤害孩子，可就是管不住自己的手，并主动上交了一把锋利的刀子，那正是他的犯罪工具。悔恨的痛苦挂在他那如同兵马俑一般的木讷又麻木的脸上，你从上面找不到一丝罪犯的气息。

志愿者立即将孩子送往医院，两个孩子上了车之后却慢慢兴奋起来，东瞧瞧，西摸摸，男孩儿还指着窗外纷纷退去的行人车辆让姐姐看，原来这是他们生平第一次坐轿车。脸上的血迹，压不倒天真的童心与好奇。

医生说得马上实施手术，孩子太小不能使用麻药，可是这个五岁的孩子竟然一声都没坑挺了过来，在他的心目中，医生的手术刀大概比父亲的尖刀温柔多了。护士们忍不住哭起来。两个孩子被临时送进了福利院，众多的志愿者前来探视姐弟俩。他们知道这并非久计，因为小男孩在玩得高兴时会情不自禁喊那些志愿者叫妈妈。他们开始联系他那出走的妈妈。好不容易有人找到孩子姥姥家的电话，但对方只说了一句话就扣了：这个女儿本来就是我们从街上捡来的，不要提她的事烦我。唯一的希望沉入了水底。

事情的结局不得而知，因为我突然发现上高中的孩子早已放下课本，和我一样看得出了神。我于是断然关掉电视：让孩子观看这样的镜头，是这个时代成年人的罪孽。

但是，关掉电视并不能消除悲剧的存在。从性质上讲，上面的悲剧与南平血案一样，都是属于社会学家所说的社会溃败问题，是底层社会细胞的变质与坏死，是最底层弱势群体的人性扭曲与堕落。比南平事件的不同之处在于他的刀子是刺向自己的孩子，因而更违背伦常与人性。它同时也提醒我们关注农民工的可怕境遇。什么样的社会条件才能造成这样的悲剧？首先是经济上的压力。我国的收入差距不但没有像发达国家那样伴随经济起飞而缩小，反而不断拉大。以城乡差有社会学家认为，中国的城乡差距已经是世界之最。但是，经济压力绝非导致人格变态的唯一因素。那些怀抱梦想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发现一个完全冷漠和异化的世界。在这里，连乡土社会中残存的人间温情也已经荡然无存。这样社会环境使他们从精神上恐惧和绝望。经济上的不能承受的压力是可怕的，精神的绝望与崩溃是可悲的。如果这两种不幸同时袭来，没有人的人格会是健全的。更可怕的是，人格的破产使得一切不公和压力最后传导给社会最弱势、最无助的群体——儿童身上，正如鲁迅所说，强者挥刀向更强者，弱者挥刀向更弱者。

因此，消除这类悲剧不仅要改革收入分配，更需要重构基层社会民间组织包括宗教组织。近期在赴马来西亚参加一次学术会期期间，我应邀出席了一个马来西亚华人民间宗教组织——慈惠堂慈善晚会，其间有一个白发苍苍的老母亲走上台来，向慈惠堂表达她的深深感激，五个已成年的女儿众星拱月一般环绕的母亲身旁。二十年前，丈夫患肺癌去世，一个幸福的家庭陷于危机。生死存亡之际，慈惠堂向她伸出了友爱之手。这是一只使一个家庭免于沉沦的救命之手。四个女儿和她们女儿的感恩的歌声，深深沁入每个观众的心田。类似于慈惠堂这样的民间宗教组织在东南亚的华人社会中比比皆是，它们犹如传说中大慈大悲的观世音，向那些面临灭顶之灾的人们伸出救援之手，它们在扶困救危和社会和谐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没有完善的民间组织的存在，和谐和稳定就只能是动人的口号。

然而，当那个宁波慈城那个变态的父亲陷于绝望之中时，并将刀子伸向自己的亲生儿女时，可曾有人向他伸出过救赎之手？孟子认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他的刀子，有没有刺痛你的心？

2010-4-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