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饭后买来一份报纸，却迟迟没有打开，一丝阴云盘旋在心底，生怕它又送来新的噩耗。然而，恐惧和退缩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经过一番犹豫，我打开它，一行标题跳入眼帘：“富士康跳楼门再爆命案，五个月内第九人坠楼”！三天之前，一则相似的新闻，曾经告诉了我们有关第八个跳楼者的消息。人类两千多年前就发明那十个简单的数字符号，我们从幼儿园时代就已经烂熟于心，然而，此时此刻，我却感到它们竟然是如此地晦涩和沉重，令人窒息！它们是数字，还是魔法师的诅咒？

报纸随后附上了九个自杀者的姓名和年龄，最小的17岁，最大的24岁，平均年龄22岁，全部是来自农村的打工者。 据新华视点报道，该公司近期已经制止的员工自杀还有二、三十起。

作为世界最大代工厂的富士康已经聘请高僧做法事穰灾，北大清华的心理学家也已经赶往深圳进行心理辅导。然而，如果世界著名社会学家涂尔干还活着，他一定会对此不屑一顾，在其划时代的著作《论自杀》中，他通过翔实的统计资料和深刻的理论剖析，首次向人们揭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自杀的神秘面纱。他指出，将自杀仅仅看做一种心理现象是肤浅的，它其实是一种社会现象，促使人自杀的主要因素是信仰的崩溃、社会的原子化以及由此而来的人际关系的冷漠，或者是过度的社会集权吞噬了个人生存的价值和空间。他认为一个社会的自杀状况反映着社会秩序的混乱程度，因为社会的苦难必然变成个人的苦难。

富士康的跳楼门似乎依然在为他杰出的研究成果提供新的注脚，给根据记者的调查，该公司的薪酬水平比一般企业好，但人际关系十分冷漠，23岁的贵州籍农民工蒙景迪曾跟第八个跳楼身亡者同一宿舍，他在这里已经住了七个月，还不知道其他九个室友的姓名。蒙说，马向前出事前曾在床上躺了三天，竟然没有一个室友过来问一声。只是有人看见他大把吃药。这样的人间，还值得活吗？生存还是死亡，于是不再是一个问题。一位南方周末的实习记者以打工者身份潜入该厂28天，他告诉我们，那些在钢铁机器和巨大货柜之间过日子的青年人，相互间有一个通用的称呼——“屌毛”，即使不太熟悉的人之间也彼此大声粗口的这样互相“尊称”。这样粗话反映的究竟是他们心中的社会估值，还是他们对于自己的价值评判，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身为最底层的劳动者的自尊感的丧失和精神的绝望。记者拍下了一幅该厂生产线上的女工们照片，那疲惫、空洞而又茫然的眼神，会让任何一个心中还有一丝热气的人为之震撼。你会情不自禁想起一句老话：哀莫大于心死。这就是美国时代杂志封面上的风云人物？时代杂志可曾理会她们真实的人生苦难？

可是，发生在属于同样的农民工身份，同样的年龄段，甚至是同一个企业，这样前赴后继的自杀行为却是涂尔干也未曾描述过的。仿佛是一丝轻微的震动所导致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一个青年的轻生引发出如此的心灵共鸣，并导致出仿效性群体自杀行为，仿佛他们从中瞥了救赎的曙光一般，究竟何以如此？这显然与中国特色的二元社会结构有关。这些八零后或九零后的青年人怀抱着改变命运的梦想走进城市，却在事实上被人为的户籍制度阻挡在城市之外，不管是在精神上、阶层上，还是经济上。他们担承了这个号称世界工场的国家最繁重的劳动，创造了日益增加的社会财富，自己却成了既不是城里人又不是乡村人的农民工，成了共和国大地上活的孤魂野鬼。尤其是当金钱成为人的价值的唯一尺度，当整个社会浸泡在利己主义的冰水之中，当人类的一切优秀的精神价值被摧残殆尽，当奢华与堕落成为全民的远大理想，当炒地皮暴富成为万人羡慕的风云英雄，当诚实和勤劳被视为无能的标志的时候，也就是他们的生存意义彻底动摇的时候。正如涂尔干所说，当一个人感到不存在是多么快乐时，只有完全放弃生命才能使他获得精神的满足，而一旦生命不值得活下去，一切都可以成为摆脱生命的借口。

这些至死都没能融入他们向往的城市的年轻人，其实是在用自己的青春和生命投票，这一票的意思是，这个社会并不值得人活下去。这些涉世未深却似乎又洞悉了人间真相的孩子们，仿佛在学着智者苏格拉底的样子对那些正在这个社会中如鱼得水的幸运儿们说：我们去死，留下你们活着，到底哪个好，只有神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