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句实话，自打《南方周末》全文发表了王彬彬先生的文章，我就一直替汪晖教授捏把汗──像他那样死不开口，硬扛着，恐怕不是个事。为什么不是个事？因为“抄袭剽窃”这四个字，搁在一位学者身上，还真是个事。这些年，咱们大学校园里，事儿可不少。一会儿是学生把老师给杀了，一会儿是老师把学生给睡了。但这些都好办。杀人偿命，借债还钱。该公判的公判，该私了的私了。私了之后，该干吗干吗。不能教书，还可以搞研究。抄袭剽窃就不同了。如果情节恶劣性质严重，那就像警察严刑逼供、出纳挪用公款、医生闹出人命，还能不能再吃这碗饭，也都成了问题。

汪晖先生这会儿，就可能有这种危险。

这就要拯救。只不过，像先前“挺汪派”那样整，是不灵的。什么“王彬彬动机不纯”，什么“王彬彬态度不好”，什么“八十年代还不规范”，什么“某某派趁机整人”，全是帮倒忙！汪晖如果没抄，你直接告王彬彬诽谤就行了，扯这些淡做什么？绕开正题胡搅蛮缠，不讲事实反咬一口，只能让我这样原本半信半疑的，反倒相信王彬彬所说是真。这可真是弱智！小沈阳的裤子，都不带这么跑偏的！

所以，当我在6月6日的《南方都市报》评论周刊上，看到林毓生先生的主张，真是举双手赞成。对，就应该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汪晖涉嫌抄袭调查委员会”，来审理此案。因为非如此，不能还汪晖一个清白，如果他当真清白的话。

这可不是虚情假意。实际上，在我看来，端正学风固然重要，保护人权也同样重要。但更重要的，还是借此机会，建立防止学术腐败的有效机制，制定解决学术争端的游戏规则。汪案之所以久拖不决，只能靠媒体来评论和呼吁，不就是因为缺这两个吗？

问题是，这个“专门委员会”，应该是啥样的呢？

我想，首先，它应该是客观、公正、中立的。因此，甭管是谁建的，挂在谁的名下，都应该是“只对公众和事实负责”的“独立机构”。谁都别来打什么“招呼”，委员会也不听“招呼”。在弄清楚事实之前，委员会不发表任何倾向性意见。这是“立场”。

第二是“组成”。委员会的委员，诚如林毓生先生所说，应该是“享有清誉、具有公信力”的“第三者”。但我认为，还应该有一定数量的非同行委员，甚至可以考虑聘请理工科教授和海外学者参加。实际上，认定是否抄袭，并不一定需要本学科专业知识。相反，如果全是同行，都有利害关系，万一搞“潜规则”咋办？当然，委员会名单应该公示。涉嫌抄袭者、被抄袭者和举报人，包括汪晖教授，都有权申请某位或某些委员回避。

第三是“任务”。委员会的惟一任务，是弄清事实，即根据《著作权法》和国际学术惯例，讨论“汪晖抄袭”的说法是否成立。与此无关的话题，比如汪晖的学术成就等等，均不在讨论之列，也不应写进决议。

第四是“程序”。委员会应广泛听取各方意见。汪晖教授的答辩权和申诉权，王彬彬教授及其他人的举报权和知情权，都应得到充分的尊重。汪、王双方和其他人，都有权提供新的证据，发表新的意见，但只能谈程序和事实。如有从动机、态度、门户之见、派别斗争等角度节外生枝者，应在警告三次后，取消其发言权。

第五是“决议”。为避免议而不决，应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做出“委员会决议”。结论，可以有成立、不成立、存疑、不算抄袭但不规范等。但应“逐条判定”，不能“混为一谈”。表决和撰写结论时，应实行“实名制”。所有的意见，包括不同的认定，也包括相同认定的不同理由，都应该实名写进结论。比方说，某某认为是“抄袭”，某某认为是“失范”，理由是什么，等等。最后，这份决议，理所当然地应该向当事人和全社会公布。

总之，“汪晖涉嫌抄袭调查委员会”的工作原则，应该是“独立调查，无罪推定，就事论事，公开负责”。这样做，无论对汪晖、对王彬彬、对学术界、对被侵权人，以及对报道此事的媒体，都是公平的。事实上，如果委员会认定“抄袭不能成立”，汪晖教授就可以松口气了。如果认定“抄袭成立”呢？能拯救他的，恐怕也只有他自己。

其实那也简单，就是承认错误，公开道歉。

承认错误也不丢人。死不认错，那才是神仙都救他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