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致力于政治哲学和中国政治的研究，今天能获得杜伊斯堡大学名誉博士的殊荣，在衷心感谢杜伊斯堡大学学术同仁的厚爱的同时，更深感作为一名政治学者所肩负的学术责任与社会责任之重。
政治学已经成为推动政府决策制度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重要知识工具，同时，也是汇集和反映民意，表达民众需求的重要途径。
30年前的改革开放，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它不仅创造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也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政治和学术进步。作为改革开放后最早的一批大学生，我是中国过去30年巨大社会变迁的一名参与者和见证人，也是直接的受益者。改革开放后，我们放弃了僵化的计划经济和命令经济，引入市场经济，从而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增长。GDP从1978年的3264亿元人民币(442亿美元)上升到2007年的246619亿元人民币(35231亿美元)，在过去29年中年均GDP增长率超过9.5%。我们的贫困人口从3亿多人，下降到现在的不到2000万人。经济上的成就毋需我多说，政治方面的成就也同样令人瞩目。“人权”成为最基本的政治价值，被写进了中国宪法。“法治”被首次当作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并且以宪法的条款加以规定。改革开放后，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自由选举也在广大的农村开始推行。一个相对独立的公民社会正在兴起，并且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公民可以自由地出国、自由地经商、自由地变换职业。所有这些现在习以为常的东西，在改革开放前都是不可想象的。
对中国政治的这些进步，中国的政治学者也像其他知识分子一样，尽了自己的努力，并且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中国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最初产生于20世纪初。但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受前苏联的影响，它被当作“伪科学”而取消，在我国学术领域中消失了近30年。改革开放后的1979年，在邓小平先生的直接干预下，政治学得以恢复。在过去的30年中，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极为迅速，已经成为我国的基础社会科学门类之一，在促进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丰富中华民族的知识宝库，推动社会现实政治的进步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中国政治学者与其他学科的学者在改革开放后倡导的不少重要概念，如人权、法治、以人为本、私有财产、公民社会、和谐社会、政治文明、全球化、善治、宪政、合法性、全球治理、政府创新、增量民主、透明政府、责任政府、服务政府、效益政府等，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中国政治改革的进程，增强了民主执政的合法性基础。越来越多的政治学者开始与政府机关合作，承担决策部门委托的研究课题，提出的许多政策建议为政府吸纳，转变为国家的制度或政策，政治学已经成为推动政府决策制度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重要知识工具。政治学也是汇集和反映民意，表达民众需求的重要途径。越来越多的中国政治学者走向田野，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由此形成的调研报告不仅直接推动着中国政治学自身的发展，而且成为向政府决策部门表达民众政治需求的特殊渠道，促使政府及时地满足公众的要求。许多政治学者身体力行，直接投身现实的政治生活，成为推进现实政治进步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例如，一些政治学者担任各级政府的政策智囊或咨询专家，为政府献计献策;一些政治学者担负起培训官员的任务，传授实用性的政治科学知识;还有一些则发起各种活动，为推进中国的民主治理尽心尽力。
中国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许多困难和问题。例如，公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正在拉大，城市与乡村之间、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与中西部落后地区之间的差距也在增大;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尚未得到有效遏制;资源和能源越来越多地依赖进口;官员的腐败还相当严重;犯罪率居高不下，等等。我们也需要通过制度创新来更好地解决推进民主与维持稳定、提高效率与维护公平、参与全球化与保护国家自主、弘扬传统文化与学习西方文明之间的矛盾与张力。解决这些困难和问题不仅需要政治家的远见与胆识，也需要政治学家的智慧与学识。
全球范围内的许多冲突、动荡和分歧，源于对人类共同命运的无知，也源于不同民族国家之间各不相同的政治价值观。政治学者有责任揭示全人类不可分割的共同命运，弘扬人类的普遍价值，促进各国在政治价值方面的坦诚交流。
人类已经进入全球化时代，政治学者不仅要承担国内的学术责任和道义责任，也要承担国际的学术责任和道义责任。全球化时代是一个充满碎裂和动荡不定的时代，贫富两极的分化、种族和宗教的冲突、能源资源的短缺、生态的恶化、环境的污染、物种的灭绝、恐怖主义的蔓延、全球风险的增长等，无不威胁着世界的和平与人类的福祉。建设一个和平的、和谐的世界，需要全人类的共同努力。我认为，政治学者尤其应当为建设一个和谐的世界做出贡献。因为全球范围内的许多冲突、动荡和分歧，源于对人类共同命运的无知，也源于不同民族国家之间各不相同的政治价值观。政治学者有责任揭示全人类不可分割的共同命运，告诉人们事实的真相，弘扬人类的普遍价值，向政府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促进各国在政治价值方面的坦诚交流。
令人高兴的是，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中国与世界的交流与合作日益增多，中华文化与包括西方文化在内的世界各种文化越来越融合。但令人担忧的是，中国人与西方人之间在诸如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宗教等问题上，也存在着许多重大的分歧。作为一名政治学者，我深知，这些政治价值观的分歧，很可能成为政治冲突的根源。而中国与西方国家的任何重大政治冲突，不仅会损害我们各自的国家利益，而且世界的和平安宁最终也会受到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作为一名知识分子，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德国的，东方的还是西方的，我们都有责任通过增加交流与合作，为消除这些分歧做出最大的努力。文化的多样性是人类的价值所在，人类的思想和观念永远不可能，也不应当完全统一，但是，我们完全有可能做到“和而不同”。让我们一起为建设一个“和而不同”的和谐世界，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