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的发展总是与学术的发展捆绑在一起。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进入改革开放的年代。时至今日，三十多年的光阴，改革的话题一轮接一轮：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企业转制，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基层自治到社会建设，从机构改革到职能转变，从自由民主到国家治理。在每一轮改革的起承转合处，学术研究都发挥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的学术原则和使命
学术研究到底是要服膺于现实的考虑，还是谋求相对独立的自由发展？这个争论再次把我们拉回到一个基本问题上：中国社会科学的学术原则和使命是什么？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仍然有必要重申。
第一，经常看到一些励志口号，如“心有多远，路有多远”，“思想能走多远，行动就走多远”。其实，思想所能及的地方，行动未必能够到达，但是，思想所不及的地方，行动一定不会到位。现实的改革实践需要学术研究支撑，学术研究的深入能推动认识的深入；认识不到位，改革行动就不可能到位。
第二，学术研究的现实主义态度是必要的，但是，对于社会科学的研究者而言，现实主义意味着关怀现实，以问题为导向，并从现实条件出发来讨论解决问题的可行方案，而绝不意味着放弃理想追求和知识良心，向现实妥协，从而丧失学术批评的立场和能力。今天，无论进行任何一项社会研究，都需要有现实关怀，这种现实关怀并不一定表现为政策宣讲和注解，也不一定表现为站在政府对立面去批评政策。对政府政策的态度如何，那不是学术评价的标准，有没有真正的“问题意识”才是学术评价的关键。换言之，学者的使命并不在于支持或者反对现实政治，而在于本着“问题意识”，说明“问题”的性质，揭示“问题”存在的真实原因。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时代，那些最有贡献的学者，一定是面对现实问题发表意见的人。他们的意见包括表达对以往学术思考的不满，指明目前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之不足，并尝试给出新的解释。给出新的解释，才能产生新的观念，设计新的政策。正是这样，学术的进展和政策的改善才有可能。所以，社会科学学者的使命就是要对“问题”给出新的说法，进而促成某些新的共识以改善公共政策，推动社会发展。中国社会科学的学者就应该立足于中国的“问题”，以中国的视角做出解释。
第三，犹如其他学科，今天，中国政治学者面临诸多问题。其中首要的问题是，如何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去阐发那些被现代国家的人们所认可的政治价值，并将之转化为可行的制度和政策改进方案。令人倍感欣慰的是，中国学者已经或者正在经历“研究转型”，即从理想目标的讨论转向现实路径的思考；从简单的“概念套用”转向“理论再造”。然而，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的构建毕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其中诸多问题互相纠结，一时难以理出头绪，而且就问题的诊断也远未达成广泛的社会共识。这就要求学术研究能够系统梳理国家治理的“问题”，形成系统的研究任务清单。
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有着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尤其在改革开放之后，现代政治建设的探索更加活跃，也日益自觉。中国社会经济的变化表明，一方面改革开放释放了巨大“红利”，促成了社会经济的成就；另一方面，中国的制度弹性也为吸纳发展和变化的要素提供了空间。这些经验为政治研究和政治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政治学坚信这样一个命题，没有任何一种制度是绝对好的制度，也没有任何一种制度是绝对坏的制度。那么，中国的制度到底是什么样的制度？它的制度优势体现在哪里，应当如何发挥？人们常说，“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如果把中国制度比作是一块“好钢”，那它该用在什么样的“刀刃”上？
国家基础建设的核心在于国家的统一
在国际学术交流中，中国政府在诸如重大事务的决策效率、紧急状态的应急管理、跨地区跨政府的统一协调、管理人才的选拔与储备等方面的表现，往往会受到一些从事比较研究的学者们的关注甚至青睐。然而，对于深入观察和研究中国的人士来说，这样的治理绩效，通常会伴随较大的制度成本和代价。那么，有没有在保留制度绩效的同时降低制度成本的可能？
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然而，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多重目标，其中包括要完成现代国家建设、政府建设、政党建设和社会建设等诸多任务。国家建设需要致力于基础建设，而基础建设不应该仅仅局限于经济建设（机场、道路、高楼大厦等物质工程建设），还应该包括信息建设（网络、通讯以及公民信息共享体系建设）、社会建设（社区建设、社团建设以及公共服务的社会化建设）、基础制度建设（国民身份制度、社会福利制度、就业制度、住房制度、医疗制度、教育制度等）、法制建设（旨在树立法律和司法独立性与权威性的司法建设）。就当下的中国而言，国家基础建设的核心在于实现国家的统一——不仅实现领土、政权和语言的统一，更主要的还在于实现市场、管理、标准的统一和公民权利的一致性以及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也即，从根本上说，要实现政权统一，治权统一，民权统一；政府建设的核心在于构建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实现政府的有限性和有效性的统一；政党建设的核心在于重建执政党的领导力——完成革命型政党向法治型政党的转变；社会建设的核心在于投资和改造社会资本——培育社会自治机制，促进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的社会化。
本文为作者发表于《北京日报》2016年3月14日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