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如何向法制社会过渡？还有更高形态的民主联盟共同体，能不能直接向民主联盟共同体过渡？如果说我们现在向民主联盟共同体国家过渡的话，遇到什么样的麻烦？又有什么样的挑战问题？不回答这个问题，一味讨论我们是大国还是小国的问题，是一种鸵鸟思维。我想大胆地提出一个假设：我们有可能直接向民主联盟共同体过渡！
世界和平不是乌托邦。现在，欧盟越来越像一个国家了，这不仅在法律上，在欧盟人民的心里也是如此。连一个英国农场主也把欧盟当成了国家。这在10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我看美国和欧盟都是超民族国家。发达的基础设施和统一的市场造就了这种新的国家形态。这还是证明了分工和贸易是消除部族敌意、塑造部族和平的酵素。
大国这个问题，好像从电视系列片《大国崛起》开始就比较关注了，看报纸有一个感觉，大家在讨论大国策略的时候，好像那个前提就是，目前我们这个国家结构上或者在国家演替的形态上跟人家差不多，在这样一个前提之下来讨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往，我自己认为暗含的前提是有问题的，也基于这一点，恐怕我就有下面的想法。
放弃“造反有理”的革命思维
这两三年在我脑子里面萦绕着一个词，就是“枪杆子”，这当然也与发蒙时期读毛主席的语录有关。具体说到书的内容的话，我倒觉得，恐怕我们现在来讲中国现代史，时机还不是非常成熟，因为有些事情我们不知道，信息不充分，表达的时机也不成熟，但是“枪杆子”这个词的确是很有意义。
划分历史阶段，角度不同，划分的时间段也不同。从共产党起步开始，从社会变革的角度看，是不是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分别是革命时期、继续革命时期、改革与发展时期、科学改革发展时期？这四个时期都有一个枪杆子和笔杆子的关系，革命时期我们有很多的书来反映那个时期。共产党成功了，这固然与时代赋予我们共产党力量有关，但我以为更与国民党政权的能力太弱有关。
从老一辈的人跟我讲一些具体的事情，到我们看一些历史资料，都给人强烈感觉：蒋介石政权就没有统一中国，或者短期内在形式上有统一，实际上没有。他的中央权威很弱，可能比现在的印度中央政府还要弱。在这样一个情况下，革命力量打败了蒋介石，可的确是打败了一个非常弱势的政府。我们的枪杆子胜利了。
但是，革命就是不讲道理；继续革命就是继续不讲道理，我说的道理，是指市场经济的道理。那么，革命的道理是什么？毛主席的话叫做“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帮助“枪杆子”的“笔杆子”要讲道理，自然讲的是“革命”道理。我们革命成功以后，“笔杆子”的确造出很多理论，当然也有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就是论证革命的合法性，论证这个革命成功的原因，给我们一个理论体系，给我们一个认识体系。现在看来，这个体系的确有很多的问题，而最大的问题是革命道理不适应搞建设。
继续革命时期，我觉得是我们党内的或者觉悟者们有一些好的探索，就是想放松管制，搞一点市场经济。结果很快就不行了。“笔杆子”讲不过“枪杆子”。结果我们还是处在认识社会发展基本规律的一个迷雾当中。只要继续革命，就不好讲道理。
改革开放30年，很多市场经济的道理可以讲了是我们的发展时期，“造反有理”的道理有的没有抛弃，有的则完全被抛弃。
现在提出一个科学发展观，仔细想，就是要进一步抛弃“造反有理”的道理，尊重社会发展规律，尊重人的权利，特别是人的财产权。这个口号变化有重大意义是。在科学发展时期，我们能不能再剥开过去理论的迷雾，提供一套真正具有解释力的一套说法，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这方面我们已经做了一定工作，但的确是没有形成一个基本的共识。在这个问题上，焦点就是关于“大国崛起”的认识。
通过渐进改革完成社会转型和过渡
讲到大国或小国，应该有个标准。中国可能在某些标准上是一个大国。更重要的是对“国家”这个东西要有一个科学的认识。对国的定义，通常涉及到国号、国旗，或者联合国有一个席位，等等。这样说是不是有一个问题？比如印度这个国家它是不是一个国？它内部极不统一。欧盟是不是一个国？一个英国的农场主和我有一个对话，他说，他几年没有给政府交税，但是政府在2002年的时候给了他6万英镑。其实，他当时说的政府是欧盟。他把欧盟当成一个政府。那么欧盟是一个国家吗？如果说欧盟是一个国家的话，那么我们当代世界到底有几个大国？中国是一个大国？印度是一个大国，美国和加拿大可能也是大国，而且美国你说它是民族国家吗？我很怀疑，我把它叫做民主联盟共同体。你说它是一个国家，但是它不是一个民族国家，欧盟也是这样。所以这样来讲我们现在的世界上可能有若干个大国，其中欧盟算一个。
我进一步要谈关于国家演替形态的问题，由这儿我们的确可以发现一些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斯特拉耶讲的国家演替的五个阶段，有些阶段可以合并。我倒倾向于讲四个阶段。一个是氏族共同体阶段，其实无所谓一个国家，人们逐水草而居，根本没有明确的疆域边界。第二个就是军事共同体，这个边界也不太清楚，比如成吉思汗打到哪里算哪里。可能在俄罗斯的一些地方就呆了一个礼拜，然后就走掉了，这是一个军事共同体。第三个阶段是一个民族共同体。我们现在讲国家的时候，通常讲民族国家，但是民族国家的确和军事共同体不一样，我们在这儿也不多说了。比如说军事共同体适用的原则是命令主义的原则，但是又有商业规则，两者背离的程度太高，主要是命令主义原则。所以才发生所谓的社会转型的问题。斯特拉耶没有讨论过的是民主联盟共同体，这是第四个阶段。这个共同体，你要说成是一个国家也未尝不可。
在这儿我不想做进一步的学理性的探讨。我想问一下，我们是不是一个民族国家？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真是牵扯到我们战略的目标，牵涉到我们策略的讨论，清朝打下天下，疆域很大，它是一个军事共同体。在列强试图分裂中国的时候，蒋介石国民党没有能力解决问题，他的军事共同体不强大，由非常弱的一帮军事领袖做核心，不是一个稳定的军事共同体。
新中国成立后革命政权统治之下的国家，仍有军事共同体的特征。很多原则仍是革命性的，后来毛主席看他的同伴革命劲头有了问题或不像他要求的那样团结，就讲继续革命，所以，“造反有理”的基本精神还发生作用，命令主义的原则仍在发生作用。这个原则甚至到1982年都有表现。1982年的宪法里，就一句话宣布所有的城市土地都是国有的。这是继续革命精神的表现。这是一个军事原则主导的社会，不是成熟的法制社会。法制社会的核心是法律制定的程序以民主制度为基础，而不是有没有法律。我们通常说的民族国家，就是法制社会。说到这儿就要引出一个战略性的问题：我们如何向法制社会过渡？
但是，法制社会有民族国家，还有更高形态的民主联盟共同体，我们能不能直接向民主联盟共同体过渡？我认为，回答这个问题才有意义。
如果说我们现在向民主联盟共同体国家过渡的话，我们遇到什么样的麻烦？我们又有什么样的挑战问题？不回答这个问题，一味讨论我们是大国还是小国的问题，是一种鸵鸟思维。
我想大胆地提出一个假设：我们有可能直接向民主联盟共同体过渡！
我在这儿是不是有一点浪漫主义？至少不完全是！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很多国家实现了这种过渡。由军事共同体转向民族国家的时候，出的问题很多，遭的难很多，那么我们能不能避免呢？进一步说，我就想说，我们由军事共同体能不能一下子迈到我说的第四个阶段，就是民主联盟共同体？如果我们能走到这个阶段，那真是老天爷上帝太帮助中国人了。美国经历南北战争就把这个阶段完成了，美国我不认为是民族国家，它是跳跃了民族国家就走向民主联盟共同体，美国有一些州，你让它独立，法理上不能说不行，但是没有哪个州独立。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现在民主联盟共同体有两个，一个欧盟，一个美国，我们能不能一下子进入到更高的阶段？我认为回答这个问题是对政治学的考验，对政治家也是一个考验。我们讨论大国真是要思考这些问题。
真要想当大国的话，我们一定要解决这个过渡问题。很多方面要改革，要朝着有利于建立民主的大中华民族共同体国家的方向去改革。改革要有清晰的战略，渐进地改。我以为，处理好劳资关系、减少行政层次、划小省治范围、在现有自治区设立若干直辖市，都是需要先做的事情。
懂战争，方能懂和平
在这个纷扰的世界，每天都有血腥杀戮的新闻报道传入我们的耳目。个别的杀戮被叫做犯罪，集团间的拼杀则被叫做战争。政治家们一边在制定和实施法律来惩戒犯罪，另一边又运用法律去要求大批人走上战场，斩杀被他们宣布为敌人的人们。
聪明的政治家既会利用战争，又会创造和平。当然，政治家不是都聪明，即使他们聪明，也未必总能驾驭局势，所以，这个世界总有愚蠢的战争和脆弱的和平。
理解战争不易，以至于罗伯特·罗素专门写了一本书《人类为什么战斗》。关于战争根源分析，只有读他的书如醍醐灌顶，产生理性对话的快感。
罗素说，在表面上，战争好像是天经地义的事，人们难以察觉到战争的奇怪之处。对于具有好战本能的人来说，打仗确实是自然而然、合乎理性的事。但对于不具有这种本能的人来说，战争的奇怪之处则与它的平常之处同时存在。一个法国艺术家原本对战争麻木不敏，突然间他却奉命向德国人开枪。朋友们确定无疑地告诉他：那些德国人是劣等民族。同样地，一个德国的音乐家可能有类似的遭遇。于是，他们两人只好互相开枪，否则，他们就会被自己的同胞杀死。失去音乐家，法国人高兴；失去艺术家，德国人高兴。可是没有人想到，不管杀死谁都一样，都使文明蒙受损失。罗素说，“这是发神经病的政治”。
罗素没有止于对战争的简单诅咒，他对战争的根源有很深入的分析。部族情感、宗教情感以及共同体对安全的需要，都会由政治家和宗教领袖加以强化，在人们心中塑造出一个非予以消灭的敌人来。部族情感会演化为爱国主义意识，它唤起人们最优秀的品质，不惜为民族利益而付出牺牲。
如果战争根源之一是部族感情、共同体利益(有时候是政治家的利益)，那么，文明进步的标志就是部族边界的消融和政治家的克制。但这个过程太过漫长了。
据考古学家说，当今世界的所有人，大概是一个非洲原始人部落的后裔，这个部落也就包含了区区几十个原始人。也许非洲这个地方曾经跑出来过很多个原始人部落，但只有其中一个部落的后裔在这个世界上繁衍生息，形成当今的人类群体。这个群体尽管有共同的祖先，但祖先的子孙们却异常不安分，相互纷争不息。人类的历史几乎就是战争史。这让人着实感到悲伤。
可以想象，我们的祖先们为了生活得好一些，不断地分化出小股队伍，去开发新的处女地。在新石器时代到来前的几百万年里，每一伙人一旦获得一块相对丰饶的土地，便发育为大的共同体，形成部族。部族间缺乏交流，彼此就生出差异来，所谓“五里不同俗，十里不同音”。特别是寒冷地区的人为了御寒，在自然选择规律的作用下，人们有了长鼻子、深眼睛、白皮肤的特征，其他地带的人也有了其他种种适应环境的相貌特征。加上语言的差异，人们就生出隔膜来了。普遍的隔膜容易幻化为普遍的敌意。
部族为生存而产生共同利益，部族间难免因利益发生冲突。部族里有风险偏好的人容易被推举为领袖，而部众对领袖的回报，便是对领袖的拥戴乃至神化。领袖巩固自己地位的办法之一，是放大部族的生存风险，把幻想的敌人变为现实，把现实的敌人变为恶魔。专制的舆论和激进的宗教领袖，都可以成为他们的帮手。
部族向国家转变，直到民族国家形成，国家的边界才相对固定下来。消融国家边界的力量来自贸易和分工。贸易消除隔膜，分工促成依赖，而经济发展创造了资源和人口之间平衡的可能，于是，和平曙光亮起。
世界和平不是乌托邦。现在，欧盟越来越像一个国家了，这不仅在法律上，在欧盟人民的心里也是如此。连一个英国农场主也把欧盟当成了国家。这在10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我看美国和欧盟都是超民族国家。发达的基础设施和统一的市场造就了这种新的国家形态。这还是证明了分工和贸易是消除部族敌意、塑造部族和平的酵素。
在多民族国家，聪明的政治家应该努力发育和平力量，尽量消除国内民族之间的隔膜，在各民族间实行一体化的政治经济政策。苏联在这方面是失败的。它们的革命政权建立以后，竟然在内部长期维持很多共和国并存的格局，还以为那是一种进步。欧洲这块地方在同一历史时期给我们提供了两个相反的政治变迁案例：一个是欧盟，它使多个民族实现了联合；另一个是苏联，它使本来联合起来的多个民族分道扬镳。这种差异的发生当然有经济基础的因素在起作用，但政治家对历史的担当能力的差异，也具有关键性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