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和观念会影响事件的进展，但在很大程度上，地理决定了事件的结果，现在比过去更甚。为了理解即未来的冲突，现在是弹净最熟悉自然世界的维多利亚思想家著作灰尘的时候了。一个走遍天涯海角的记者提供了地形图指南和冲突进入新阶段的导火线。
20年前，狂喜的德国人推倒柏林墙不仅象征了打破人为边界的行动而且开始了一个思想循环，即认为不管是地理上的还是其他的所有边界都是无法克服的；所谓的“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只是贬义词；激发了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的人道主义或慕尼黑会议上对希特勒的绥靖政策等一轮又一轮的国际干预。在这方面，90年代以武力维持的自由主义和推动民主的新保守主义分享了同样了国际主义理想。但是对慕尼黑噩梦再现的恐惧的过分反应造成了越南战争或者如今伊拉克战争的后果。
因此现实主义伴随着另一个思想循环开始了复兴。如今，“现实主义者”是表示尊重的标志，“新保守主义者”是用来嘲笑的词语。越南比喻已经战胜了慕尼黑比喻。宣扬恐惧的道德好处，认为无政府主义是社会主要威胁的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现在已经取代以赛亚·柏林成为代表当今思想循环的哲学家。现在的焦点与其说是关于普遍理想倒不如说是从种族到文化到宗教的特殊差异。在十年前指出这些的人被看作‘宿命论者’和‘决定论者’而嗤之以鼻，如今却被被当作‘实用主义者’而倍加称赞。这是过去20年的主要洞察力，世界上存在比极端独裁者更糟糕的事，伊拉克的糟糕结果就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我要说正是这种思想支持了这场战争。
所以在受到惩罚后，我们如今都成了现实主义者，或者自认为成了现实主义者。但现实主义不仅仅是反对这场回顾起来发现很糟糕的伊拉克战争。现实主义还意味着承认国际关系是由现实所决定的，这种现实比控制国内事务的现实更悲哀、局限性更大。现实主义意味着尊重秩序比尊重自由更甚，因为后者只有在前者建立起来后才变得重要。它还意味着把注意力集中在让人类分裂而不是统一的东西上，正如全球化的高级牧师说的那样。总而言之，现实主义是关于承认和拥抱我们无法控制的力量的，那些限制人类行动的力量如文化、传统、历史、文明面纱下的更严峻的汹涌澎湃的潮流。对现实主义者来说，外交事务的核心问题是：谁能对谁做什么？在产生现实主义的所有让人厌恶的真理中，最直截了当、最让人不舒服、最具有宿命论色彩的就是地理。
实际上，在最近的现实主义回归中起作用的是地理因素，它用最传统的方式进行报复。在18世纪和19世纪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之前，地理是受到尊重的学科，其中政治、文化、经济学常常是谈论立体地形图时所谈到的东西，虽然并不总是被形式化。因此，在维多利亚时代和爱德华时代，山和从山里长大的人是第一层次的现实，而观点不管如何提高只能是第二层次的东西。
不过，拥抱地理并不是要接受它是亘古不变的力量，人是无能为力的。相反，它通过谦虚地接受命运的安排而让人有资格享受自由和选择。这种思想在当今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全球化不是在削弱地理的重要性而是在不断强化它。大规模的信息交流和经济融合削弱了许多国家的力量，暴露出由弱小的、动荡的地区组成的霍布斯式世界。在地区内部，本土的、民族的、宗教的身份来源被重新确认，因为这些总是固定在特定区域，最好的解释方式就是使用地理。就像决定地震与否的地理因素一样，冲突和动荡定义下的政治未来具有类似的地理逻辑。当前正进行的经济危机引起的动荡将削弱社会秩序和人类的其他创造，进一步强化地理的重要性，使得全球的自然边界成为唯一的限制性因素。
所以，我们需要回归地图尤其是我说的欧亚“动荡区”。我们需要重新研究最了解地理环境的思想家。为了应对我们时代即将出现的地理报复，我们需要更新其理论。
想理解地理的作用，你就需要寻找那些让自由派人道主义者紧张不安的思想家，那些认为地图决定了一切，人类几乎无能为力的人。
其中一个这样的思想家是在1949年发表《腓力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的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德·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布罗代尔通过把人口统计学和自然本身纳入历史，帮助恢复了地理的适当地位。在他的叙述中，永久存在的环境力量引起了预先决定政治事件和区域战争的持久历史趋势。比如，在布罗代尔看来，地中海沿岸的贫瘠和靠不住的土地连同不确定的常常引起干旱的气候激发了古希腊和罗马的征服。换句话说，当我们说有能力控制自己的命运时，其实是在哄骗自己。为了理解气候变化、北冰洋变暖、石油和水等资源短缺带来的当今挑战，我们必须重新利用布罗代尔对历史事件的环境解释论。
同样的，我们也必须重新考察美国海军舰长和曾经出版《海权对历史的影响》的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蓝海战略。马汉把大海看作伟大的文明“共同体”，他认为海军力量一直是全球政治斗争中的决定性力量。正是在1902年马汉创造了“中东”这个概念来指代对海洋战略具有特殊重要性的阿拉伯和印度之间的区域。实际上，马汉看到印度洋和太平洋是地缘政治命运的枢纽，因为它们让海洋国家在欧亚大陆边缘发挥作用，因而影响到中亚的政治发展。马汉的思想帮助解释了为什么印度洋将是21世纪地缘政治竞争的中心，为什么他的书如今在中国和印度的战略家中非常走红。
同样的，荷兰裔美国战略家尼古拉斯·斯皮克曼（Nicholas Spykman）看到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海岸线是主宰欧亚大陆的关键因素，是抗衡俄罗斯陆上力量的天然屏障。在他1943年去世前，美国正在和日本作战，斯皮克曼就预测中国的崛起和后来美国保卫日本的需要。甚至在美国为解放欧洲而战斗时，他就警告战后统一的欧洲力量的出现最终将成为美国的麻烦。这些都是地缘政治决定论的先见之明。
但是，地理报复的最引人注目的领袖是现代地缘政治鼻祖麦金德爵士（Sir Halford J. Mackinder）本人。让他一举成名的不是一本书而是一篇文章“历史的地理枢纽”。该文最初是1904年他在伦敦皇家地理学会上的演讲。麦金德的著作是地理学科的原型，非常好地总结了“倡议者是人不是自然，但是自然在很大程度上起决定作用”的主题。
他的主题是俄罗斯、东欧和中亚是决定世界帝国命运的“枢纽”。他在后来的书中称欧亚大陆的这个地区是“心脏地带”。围绕该地区的是四个“边缘”区，因为信仰在麦金德看来不过是地理的功能之一。即存在两个“季风气候区”：一个在东边，面朝太平洋是佛教之家；另一个面朝印度洋，是印度教之家。第三个边缘区是欧洲，其西边是大西洋，是基督教之家。四个边缘区中最脆弱的是中东，是“因为接近非洲降水量稀少”，大部分地方是“人烟稀少”（1904年的情况）的伊斯兰教之家。
这种欧亚立体模型地图和20世纪初期发生的事件是的麦金德主题，开头一句就具有宏伟的气势：
当遥远将来的历史学家回头看我们度过的几个世纪时，就像我们现在看待埃及王朝时代那样，按透视法缩短后，很可能的情况是把过去400年描述为哥伦布时代，他们会说这个时代在进入1900年后不久就终结了。
麦金德解释说尽管中世纪基督教世界“局限在一个狭小的区域，受到外来野蛮人的威胁”，哥伦布时代---大发现时代---看到欧洲越过大洋进入新大陆。因此在20世纪交替时，“我们应该再次处理封闭的政治体制问题”，这次是“世界范围的问题”。
社会力量的每次爆发不是消失在周围未知空间和野蛮混乱的管道中，而是在地球另一边产生强烈回响。世界政治和经济组织中的虚弱因素随后被打破。
看到欧洲帝国没有了扩张的空间，因此，麦金德预测他们的冲突将变成世界性的，不管这个预测多么模糊，它还是大致描述了两次世界大战的范围。
麦金德认为欧洲历史是“从属于”亚洲历史的，因为他看到欧洲文明不过是反对亚洲入侵的斗争结果而已。他写到，欧洲只是因为其地理条件成为文化现象：高山、峡谷、半岛的错综复杂排列。北面冰天雪地，西面是大洋，南面有地中海和撒哈拉沙漠阻隔，东面是俄罗斯庞大的威胁性的一马平川。在这个受局限的领土上，从开阔的俄罗斯大草原涌进来一拨又一拨的游牧部落和亚洲入侵者。反对这些入侵者的弗兰克人、哥特人和罗马人的联盟产生了现代法国的基础。同样的，其他欧洲大国起源于或者至少是通过和亚洲游牧部落的遭遇而成熟起来的。实际上，正是因为耶路撒冷基督教朝圣者遭受到强悍的塞尔柱王朝的土耳其人（Seljuk Turks）的所谓虐待导致了圣战的爆发，他认为这是欧洲集体现代史的开端。
与此同时，俄罗斯虽然受到森林沼泽的保护，免于许多强悍部落的入侵，但是在13世纪仍然落入金帐汗国蒙古人的虎口。这些侵略者大量毁灭和改变了俄罗斯。因为大部分欧洲没有见证过这种规模的毁灭，它能够作为世界的政治战场而出现，而俄国在很大程度上被剥夺了参与欧洲文艺复兴的机会。最终成为以陆地为基础的帝国，拥有防止入侵的天然屏障，俄罗斯将永久明白被严酷地征服是什么样子。所以，它变得永远着迷于扩张和把持领土。
麦金德写到，哥伦布时代的大发现只不过强化了地理的残酷事实。在中世纪时代，欧洲人基本上被局限在陆地以内。但是当通往印度的海上道路在好望角被发现后，欧洲人突然有机会进入南亚的整个边缘地带，更不要说新大陆的战略性发现了。他告诉我们虽然西欧人“用舰船覆盖海洋”，俄罗斯同样让人印象深刻地在陆地上扩张，“从其北方森林中冒出来”用哥萨克骑兵管理大草原，横扫西伯利亚，把农民送到大草原西南部种麦子。这是一个古老的故事，欧洲对抗俄罗斯，自由派海上霸权（像雅典和威尼斯）对抗反动的陆上霸权（如斯巴达和普鲁士）。对大海来说，除了有机会使用遥远的港口而发挥世界性的影响外，还提供了让民主能够扎根的神圣不可侵犯的边界的安全。
麦金德注意到在19世纪，蒸汽机的出现和苏伊士运河的开凿提高了欧洲海上强国在欧亚大陆南边军事动员的能力，正如铁路开始在欧亚大陆腹地为陆上强国做的贡献一样。所以，争夺欧亚大陆注定成为斗争的焦点，这让麦金德得出他的观点：
就在我们考虑更广泛的历史潮流的这种简要评价时，某种地缘政治关系的顽强存在难道不是变得清晰了吗？船只无法到达的欧亚大部分地区是世界政治的枢纽，它在古代对骑马的游牧部落是开放的，如今不是被铁路网覆盖了吗？
正如蒙古人敲欧亚大陆边缘地区的门而且常常攻破一样，俄罗斯现在同样扮演着征服者的角色，因为正如麦金德写的，“在计算中，地理特征比人类特征更清楚、更稳定、更容易测量”。忘掉沙皇和1904年的未来的人民委员吧，如果和更深层的地理构造力量相比，他们的作用简直微不足道。
麦金德的地理决定论让我们对苏联的崛起以及它在20世纪后半叶以及此前两次世界大战中在全世界庞大的影响力有思想准备。毕竟，正如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注意到的，这些冲突是争夺麦金德所说的从东欧到喜玛拉雅山甚至以外的“边缘”区的斗争。而且，冷战对抗战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跨越大中东和印度洋的边缘地带。实际上，美国势力深入到阿富汗、伊拉克，今天和俄罗斯就中亚和高加索地区政治命运不同观点而引起的紧张关系等只能支持他的观点。在文章的最后一段，他甚至提到了中国人征服“枢纽”地区的前景，这将让中国成为主导性的地缘政治大国。从人口学的角度看，中国移民现在占据西伯利亚部分地区，俄罗斯对远东区域的政治控制受到削弱。人们可能看到麦金德的预言再次成为现实。
地缘政治决定论的智慧持续跨越了一个世纪，因为它承认人性最深刻的斗争不是关于观念的而是关于领土控制的，具体来说就是对欧亚大陆腹地和边缘区的控制。当然，观念很重要，能超越地理因素，但是地理逻辑决定了某种观点的出现。共产主义东欧、蒙古、中国、北朝鲜都是与苏联这个庞大陆上强国接壤的。经典的法西斯主义基本上是欧洲产物。自由主义诞生的深厚根源在美国和英国，两者都是岛国和海上霸权。这种决定论很容易让人憎恶，但很难被忽略和排斥。
为了辨认出观念斗争将走向何方，我们必须结合现在的情况修改麦金德的观点。毕竟，麦金德不能预测一个世纪的变化将如何重新定义---强化地理在当今世界中的重要性。这样做的一个作家是在1999年出版《东方烽火》的耶鲁大学教授保罗·布拉肯（Paul Bracken）。布拉肯绘制了因为时间和距离的消失而确定的欧亚大陆的概念地图和权力真空区域的填补。这个观点让他宣称“空间危机”的出现。在过去，人口稀少的地理区域扮演了安全机制的角色，但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他说，随着空白区域的快速消失，“地球的大小已定”本身就成为不稳定的力量。正如我在美国陆军指挥和参谋学院了解到的，“同样的摩擦积累起来就会造成巨大变化”。
让欧亚大陆地图缩小的一个力量是技术尤其是技术在军事上的使用，以及它给予国家越来越大的力量。在冷战初期，亚洲军事力量基本上是动作迟缓的，庞大军队的首要目的是保证国家稳定，其注意力是向内的。但随着国家财富的增加和电脑革命的普及，从石油丰富的中东到太平洋边缘的亚洲四小龙等新兴国家的亚洲军事力量发展成为完全成熟的，军事和民用后工业化联合体，拥有导弹和光纤和卫星电话。从官僚角度看，这些国家也变得更加衔接，让其军方有能力把注意力向外扩展，朝向其他国家。欧亚大陆的地理不是垫脚石，反而成为谁也逃不出去的监狱。
用布拉肯的话说，从以色列到北朝鲜存在一个“无法打破的国家纽带”，他们都在部署洲际导弹和破坏性武器库。这些国家导弹射程的地图显示一系列相互重叠的圈子：不仅没有一个国家是安全的，而且1914年式的导致更大规模战争的连锁反应是很容易想象到的。“亚洲导弹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就像从前美国西部的六发式左轮手枪扩散一样”。布拉肯写到，这是廉价的致命的国家均衡器。
推动地理报复的另外一个力量是人口增长，这让欧亚大陆地图更加幽闭。90年代的许多知识分子认为18世纪英国哲学家马尔萨斯是明确的决定论思想家，因为他认为人类作为物种对物理环境做出反应而不是作为独立的个体组成的集体。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世界粮食和能源价格起伏不定，马尔萨斯得到越来越多的尊重。如果你走在居住着众多愤怒的粗鲁的忠诚的，大部分是年轻人的卡拉奇或者加沙的贫民窟看一看，人们就能很容易看到马尔萨斯预测的争夺希缺资源的冲突即将到来。在中东的三十年里，我观察到它从基本上的农业社会转变为繁华的大城市。在接下来的20年里，阿拉伯世界的人口可能翻一番，但是地下水供应可能减少。
大部分都市地区的欧亚大陆、重叠的导弹射程、耸人听闻的媒体将不断造成愤怒的群众聚集起来，他们是听信从一个第三世界大都市像光速一样迅速传到另一个城市的谣言激发起来的。所以除了马尔萨斯外，我们还能听到20世纪研究群众心理的哲学家艾利亚斯·卡内蒂（Elias Canetti）的很多话：为了迷人的集体象征而放弃个性的人的集合的现象。正是在欧亚大陆的城市里，群众心理学将产生最大的地缘政治影响力。所以，观点确实很重要。正是地理的压制提供了滋生危险意识形态的最佳土壤，并为它们提供了传播渠道。
有这些都要求对麦金德的地缘政治理论进行重大修改。因为欧亚大陆地图缩小和填满了人，它不仅擦掉了区域研究的人为划界痕迹，还消除了麦金德把欧亚大陆划分成特殊“枢纽”区和临近“边缘”区的差别。中国和北朝鲜对伊朗的军事帮助可能引起以色列的军事行动。美国空军能够从印度洋中部小岛迪戈加西亚（Diego Garcia）上发起对内陆国家阿富汗的攻击。中国和印度海军可以从亚丁湾到南中国海的区域发挥影响力，沿着整个边缘区超越自己的领域。简而言之，和麦金德相反，欧亚大陆已经被重新组织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这个地图的新无缝连接区可以在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前哨基地看到。中国人已经那里，在印度洋，接近伊朗边境的地方建设了崭新的深水港口。那里土地价格飞速上涨，人们在讨论这安静的渔村很可能发展成为下一个迪拜（Dubai）。有一天它将通过输油管、超级油轮和马六甲海峡把中亚城市、印度和中国的新兴中产阶级满足肉欲的享乐之地连接起来。中国人还计划开发其他印度洋港口，以便通过输油管直接运输石油到中国的西部和中部地区，虽然也可能开凿运河或在泰国克拉地峡（Isthmus of Kra）建造桥梁。因为担心被中国人在谋略上超过，印度人正在扩建自己的海军港口，加强与伊朗和缅甸的关系，印度和中国的竞争将可能是最激烈的。
这些不断加深的联系正在改变中东、中亚、印度洋和大西洋进入一个巨大的连续体中，其中马六甲狭窄和脆弱的海峡将成为21世纪的“富尔达边界”(Fulda Gap)（译注：冷战时期东西方的边界）。伊斯兰中东和伊斯兰印度尼西亚的命运因此变成无法解决的难题。但最重要的因素是地理联系而不是宗教纽带。
这种更紧密、更融合、更拥挤的新欧亚大陆地图将比麦金德想象的更不稳定。不是隐含着心脏地区和边缘地区的区分，我们使用一系列内部和外部的核心，它们通过群众政治和共同的偏执狂组合起来。实际上，欧亚大陆的大部分最终将成为像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领土那样的封闭性特征，地理控制一切，没有运作的任何空间。虽然犹太复国主义显示了观念的力量，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争夺土地的战斗是典型的地理决定论的例子。这也是欧亚大陆的未来。
国家控制事件的能力将被减弱，在有些情况下甚至被彻底破坏。人为边界将瓦解，居民的分裂倾向更明显，只剩下河流、沙漠、高山和其他持久的地理事实。实际上，地貌特征将可能是理解未来冲突的唯一可靠的指南。就像地球外壳的断裂造成自然界的不稳定一样，欧亚大陆内有些地区比其他地区更容易产生冲突。这些“碎裂区”可能内爆、外爆或者维持脆弱的平衡。不让人吃惊的是，欧亚大陆不稳定的内核可能是大中东，确定全球强权政治重大变化的地中海世界和印度次大陆之间的大型车站。
在麦金德看来，内核是最终的动荡区域。但是在没有输油管和洲际导弹的时代写作，他认为该区域天生是多变的，从地理上看，也具有从属性特征。一个世纪的技术进步和人口爆炸已经让大中东变成了同样动荡的但更有相关性的地区，而欧亚大陆最容易分崩离析的地方就在大中东的几个动荡区。
印度次大陆就是这样一个动荡区。从地理上说，它北边是希玛拉雅山天堑，东边是缅甸丛林，西边是比较软的印度河边界。实际上，该边界向西前进经过三个阶段：印度河、陡峭的悬崖和峡谷一直延伸到普什图部落聚居地---中亚荒原、最后是一直延伸到阿富汗的花岗岩的冰雪覆盖的兴都库什山脉。因为这些地理障碍在法律边界上并不是相联的，因为印度的邻居很少在功能上是国家，次大陆的现行政治组织不应该被想当然地看。如果你沿着这些陆上边界走就会亲身感受到这一点。在我的亲身经历中，最软弱的就是官方组织了，只是几张桌子，很随便地例行检查行李。尤其是在西边，唯一能称得上边界的是兴都库什山脉，让我认为在我们有生之年就能看到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东南部的整个边界的消失，实际上重新返回到大印度的模糊状态。
在尼泊尔，政府很少控制生活着85%的国民的乡村。虽然有希玛拉雅山恩赐的光环，尼泊尔的几乎一半国民生活在很少巡逻的和印度搭界的阴湿和潮湿的低地。在这个地区开车，在很多方面和恒河平原难以区分开来。如果现在控制尼泊尔的毛主义者不能增强国家管制能力，这个国家本身可能解体。
对孟加拉国来说，可能同样如此。比尼泊尔更多的是，它没有地理上的防御屏障能像一个国家那样来管理。在最近乘汽车旅行中，我透过车窗看到的景象是印度国境线两侧同样的水上风景像尺子一样平的稻田和灌木丛。边界界标混乱不堪，边界管理腐败得很。印度次大陆上的这种人为的领土边界在区域政治、穆斯林极端主义和自然本身的强大力量较量中可能再次变形。
像巴基斯坦一样，孟加拉政府不管是军人政府还是民选政府都没有发挥基本的功能。千百万孟加拉难民已经越过边界非法进入印度。一亿五千万人（比俄罗斯人口还多）拥挤在海平面区域，孟加拉非常脆弱，经不起最微小的气候变化，更不要说全球变暖造成的变化了。仅仅因为其地理位置，千百万孟加拉人将被海水淹没，成为所有人道主义救援努力的根源。在此过程中，国家本身可能陷入崩溃。
当然，印度次大陆上最坏的噩梦是巴基斯坦，它的功能失常是完全缺乏地理逻辑的直接结果。印度河应该成为某种边界，可是巴基斯坦横跨其两岸，正如肥沃的、丰饶的旁遮普平原被印度和巴基斯坦边界一分为二一样。只有塔尔沙漠（Thar Deser）和其南面的沼泽充当了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天然边界。虽然这些是可怕的边界，但不足以形成一个由完全不同的，以地理为基础的民族群体---旁遮普人、信德人、俾路支人、普什图人---组成的国家，对他们来说伊斯兰教还不足以把他们团结在一起。巴基斯坦的所有其他民族都憎恨旁遮普人以及他们控制的军队，正如前南斯拉夫的其他民族都憎恨塞族人以及他们控制的军队一样。巴基斯坦存在的原因（raison d’être）是它应该为印度次大陆的穆斯林提供一个家园，但几乎和整个巴基斯坦的人口一样多的一亿五千四百万穆斯林生活在边界那边的印度。
在西边，巴基斯坦西北边界省的险崖和峡谷与阿富汗搭界，漏洞百出。在我跨越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边界的所有次数中，没有一次过界是合法的。在现实中，这两个国家是分不开的。两国都生活着普什图人，在兴都库什山脉和印度河之间的广大带状区域，他们是真正的普什图斯坦人，一旦巴基斯坦分裂，一个实体就可能冒出来。这反过来将导致阿富汗的解体。
塔里班不过构成了普什图民族主义的最新化身而已。实际上，当今阿富汗发生的大部分战斗是在普什图人之间进行的：阿富汗南部和东部与巴基斯坦部落地区之间的冲突。兴都库什山脉外的阿富汗北部的战斗少多了，正处在重建中，与中亚前苏联共和国建立更加密切的联系，居住着和阿富汗北部一样的民族。这是麦金德的由山和人组成的最终世界，地理事实每天都向美国领导的军队显示出威力，让他们感到苦恼，也让印度军队苦恼，印度自己的命运和边界是兴都库什山脉的两万英尺高墙附近筋疲力尽的力量的人质。
另外一个动荡区是阿拉伯半岛。沙特阿拉伯皇家控制的大部分领土和阿拉伯的关系类似于印度和次大陆的关系。但是尽管印度人口众多，沙特阿拉伯是由庞大的无水地带分割开来的绿洲组成的，从地理上看是模糊不清的网络。高速公路和国内空中航线对沙特阿拉伯的衔接是非常关键的。虽然印度是建立在民主和宗教多元化的观念基础上的，而沙特阿拉伯则是建立在忠诚于一个庞大家族的基础上。尽管印度实际上被麻烦的地理状况和失灵的国家所包围，沙特阿拉伯的边界在北边消失在没有危害的沙漠里，东面和东南面处于强壮的、管理良好的、自给自足的酋长国的掩护下。
沙特阿拉伯是真正地脆弱的地方，阿拉伯世界动荡区最严重的地方是在其南面的人口众多的也门。虽然它只有沙特阿拉伯陆地面积的四分之一，但也门的人口几乎一样多，所以阿拉伯半岛非常重要的人口学上的核心是拥挤在西南角的山区里，那里横扫一切的玄武岩高原，竖起沙漠城堡形成和火山岩颈，拥抱着众多自古以来人口密布的绿洲。因为土耳其人和英国人从来没有真正控制过也门，那里并没有留下其他前殖民地继承下来的强大官僚统治机构。
几年前，当我在沙特和也门边界地区旅游时，那里拥挤着轻便小货车，上面装满了武装起来的年轻人，要么忠诚于这个酋长要么忠诚于那个酋长，而也门政府的存在无关紧要。泥巴和砖头筑起来的城垛掩盖了这些造反的酋长的营地，有些甚至有自己的炮兵部队。对也门步枪数量的预测各种各样，但是任何一个也门人如果想要武器都可以很容易地搞到手。与此同时，地下水供应可能持续不了一两代人了。
我永远不会忘记美国军事专家在首都萨那告诉我的话“恐怖主义是企业活动，在也门，你可以拥有两千万好战的、具有商业头脑的、装备良好的人，和隔壁沙特相比都更加刻苦迈力。这样的未来让利雅得政府惊恐万状”。热闹的、部落的也门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沙特阿拉伯的未来。地理而不是观念与它有密切关系。
插入在地中海和伊朗高原之间的肥沃的新月形地带构成另一个动荡区。这个地区的国家---约旦、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是模糊的地理表现，在20世纪之前没有多少意义。当地图上的官方边界被取消的时候，我们发现逊尼派和什叶派群体与国家边界对立的天然手指画。在这些边界之内，黎巴嫩和伊拉克的政府权威几乎是不存在的。叙利亚政府是独裁的，根本上是不稳定的，约旦政府是理性的，但是受到静悄悄地围困（约旦存在的主要理由就是为其他阿拉伯国家充当缓冲器的作用，这些国家担心和以色列在陆地上接壤）。实际上，黎凡特（the Levant）（地中海东部诸国及岛屿等）的特征就是独裁政权和低效民主。
在肥沃的新月形地带的所有地理上不合逻辑的国家中，伊拉克是最特殊的一个。萨达姆·候赛因的独裁是阿拉伯世界中最糟糕的，本身也是受到地理因素决定的：追溯到1958年第一次军人政变的历届伊拉克独裁者都不得不比前一届更加具有强制性，目的只是为了让国家团结起来，因为它没有能够激发民族和派别意识的自然边界。把库尔德人和伊拉克其他地方隔离开来的山脉，在中部的逊尼派和南部的什叶派区分开来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或许对于伊拉克的稳定更加重要，如果和追求民主理想相比的话。如果民主不能在短期内建立强大的机构根基，伊拉克的地理状况很容易让它返回到独裁或者无政府状态。
但是尽管人们最近都关注伊拉克，地理和历史告诉我们叙利亚可能是阿拉伯世界未来动荡的真正核心。叙利亚北部的阿勒颇（Aleppo）是集市城市，与摩苏尔、巴格达、安纳托利亚（Anatolia）等的历史联系比和大马士革的联系更密切。每当大马士革的命运衰落，东部的巴格达崛起，阿勒颇就重新获得其伟大地位。在阿勒颇的集市上闲逛，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大马士革显得多么遥远和无关紧要。集市主要由库尔德人、土耳其人、切尔卡西亚人（高加索人的一支）阿拉伯基督徒、亚美尼亚人等控制，和大马士革露天市场不同，它更多是逊尼派阿拉伯人的世界。正如在巴基斯坦或者前南斯拉夫，叙利亚的每个派别或者宗教都有一个具体的位置。在阿勒颇和大马士革之间是越来越伊斯兰化的逊尼派腹地。在大马士革和约旦边界之间是德鲁兹派穆斯林，在和黎巴嫩接壤的山的要塞住着阿拉维（Alawites）派教徒，他们都是一千年前横扫叙利亚的来自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的一拨什叶派的残余。
1947、1949、和1954年叙利亚举行的选举因为把选民按照派别路线两极化而使得裂痕更加严重。24年里更换政府21届后，已过世的哈菲兹·阿萨德（Hafez al-Assad）在1970年上台。在30年里，他是阿拉伯世界的勃列日涅夫，因为没有能在国内建立公民社会而避开了将来。他的儿子巴萨尔（Bashar）最终将不得不开放政治体制，如果要和配备有卫星天线和网络的激烈变化的社会保持同步的话。但是没有人知道后专制的叙利亚的稳定程度如何。政策制订者必须担心最坏的情况出现。但阿萨德之后的叙利亚可能比萨达姆之后的伊拉克做得好多了，恰恰是因为它的独裁并不是很严厉。实际上，从萨达姆的伊拉克进入阿萨德的叙利亚旅游就像爬出水面呼吸一样。
除了无法解决政治合法性问题外，阿拉伯世界还无法保障自己环境的安全。土耳其的高原人在21世纪将控制阿拉伯，因为土耳其有水，而阿拉伯没有。实际上，为了开发自己异常贫困的东南部地区压制库尔德分裂主义运动，土耳其需要改道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幼发拉底河越来越多的水。随着中东成为干枯的都市地区，水将变得像石油一样宝贵。拥有水资源的国家将有能力敲诈没有水的国家。水将成为像核能一样的东西，因而让脱盐化和两用电站设备成为未来战争中导弹攻击的首要目标。不仅在西岸，而且在没有多少运作空间的其他任何地方。
最后一个动荡区是波斯核心区，从里海到伊朗北部向南一直延伸到波斯湾。实际上，大中东的石油和天然气全部集中在这个地区。就像航运航道从波斯湾散开一样，输油管越来越多地从里海地区向地中海、黑海、中国、印度洋等散开。横跨两个能源生产区的唯一国家是伊朗，正如杰弗里·凯姆普（Geoffrey Kemp）和罗伯特·哈卡威（Robert E. Harkavy）在《战略地理和变化的中东》中指出的那样。波斯湾拥有世界原油储量的55%，伊朗支配了整个海湾，从伊拉克边境的阿拉伯河（Shatt al-Arab）到东南边的霍尔木兹海峡，沿岸1317海里，多亏了它众多的港湾、小湾、海湾、岛屿，提供了众多非常好的地方用来隐藏装满油罐的快艇。
伊朗在古代是一流的超级大国决不是偶然的，背后有一定的地理逻辑。伊朗是大中东的总体结合部，紧密地焊接在所有外部核心上。它的边界基本上延伸和吻合于地貌的天然轮廓----西部是高原，北部和南部是高山和大海，东部是延伸到阿富汗的沙漠。因此，伊朗作为民族国家和高雅文明拥有比阿拉伯世界大部分地区和肥沃新月形所有地方更多珍贵记录。和临近地区的众多不合地理逻辑的其他国家不同，伊朗没有任何人为的因素。难怪现在印度和中国都讨好伊朗，他们的海军将在21世纪主宰欧亚大陆的海上航线。
在大中东的所有动荡区中，伊朗核心是独特的：伊朗引起的不稳定将不是来自其内爆，而是来自强大的内部团结的伊朗国家，它从天然的地理平台向外探索到周围的动荡区。伊朗自身天然边界提供的安全在历史上一直是权力投射的潜在力量。现在当然不例外。伊朗通过不妥协的意识形态和灵巧的情报服务系统，统治着大中东的一个非传统的、后现代的、众多诸侯国组成的帝国：巴勒斯坦的哈马斯、黎巴嫩的真主党，伊拉克南部的萨德尔政党运动。如果伊朗扩张的地理逻辑听起来和麦金德最初说的俄罗斯的扩张逻辑神秘地类似，确实如此。
今天伊朗的地理和从前俄罗斯的地理一样，决定了获得这个动荡地区的现实主义战略的大部分内容：遏制。像俄罗斯一样，遏制伊朗的目标必须是给德黑兰的不受欢迎的政教合一政权的矛盾施加压力，最终导致其内部的变革。争夺欧亚大陆的战斗有很多越来越相互交织起来的前线。但首要的是争取伊朗人心和思想，就像在冷战期间争取东欧人的人心一样。伊朗拥有穆斯林世界最先进的人口，在那里旅行，你能看到反美主义和反犹主义比埃及还少些。这是观念战斗和地理逻辑交锋的场所。
在这个世纪争夺欧亚大陆的战斗中，像上个世纪一样，麦金德的原理还是真实的：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自由派普遍主义和以赛亚·柏林的个人主义不会离开，但是越来越清楚的是这些观念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与地理有关或者被地理所决定。情况总是这样，现在很难否认，正如现在进行中的经济衰退可能造成全球经济在过去60年来首次萎缩。不仅财富，而且政治和社会秩序将在很多地方受到削弱，只剩下大自然的边界和人的激情作为常年以来古老问题的主要仲裁者：谁能强迫谁？我们想全球化能够摆脱陈腐的地图的这个古文物世界，但是现在它报复性地杀回来了。
我们必须学会像维多利亚人那样思考。那就是必须指导和告诉我们新发现的现实主义内容。地理决定论者必须和自由派人道主义者一样坐在同样值得尊重的桌子前，因此把越南战争和慕尼黑绥靖政策的两个比喻糅合起来。拥抱地理的命令和局限性对美国人来说可能特别困难，他们喜欢认为没有任何限制无论是天然的还是其他的能够施加到他们身上。但是否认地理事实只能招致灾难，反过来让我们成为地理的牺牲品。
更好的是，仔细查看地图寻找突破其局限性的巧妙方法，这让实际上对于自由原则的任何支持变得更加有效。在地理的报复中，这是现实主义的本质和聪明的政策制订的关键---在可能性的边缘工作，同时不滑落到悬崖下。
*译自：The Revenge of Geography By Robert D. Kapl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