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我们不会用节制这样的字眼去赞赏一个时事评论家，说不定很多人还会觉得，这是个侮辱呢！因为它令人联想到懦弱与退缩，而一个懦弱退缩的作者怎么会是一个称职的评论家呢？根据大家的习见，一个好评论人应该是勇敢的，他要拥有对权力说真话的勇气，面对孤高的强权不让步，面对狂热的大众不动摇，坚持己见，一士谔谔。这种人又能节制？

美国老派左翼杂志《异见》(Dissent)的现任编辑、著名的政治哲学家华泽(Michael Walzer)，曾经写过一本社会批评者的案例史《批评者的伙伴》(The Company of Critics)，分别考察了本达·欧威尔和波夫娃等著名知识份子，然后总结出他们共同具备的几项批评美德(Critical Virtue)，其中第一样就是勇气。他说：“那是一种在同胞们都陷入沉默，甚至沦为共犯的时候，仍能持续批判暴政及压迫，甚至还正面谴责与之共谋的同胞的勇气。当这种批评是来自于自己人的时候，它所引起的愤怒、冒犯与不解就格外地刺激，而且格外地难以化解。这正是我们敌人所说的话，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听到这种质问，却还能继续批评的评论家全是勇敢的人类，虽然他们的勇气只是偶尔才受到赞赏。”

我完全同意华泽这段话，我相信大部分人也都同意关于评论家的这种见解。不要说评论家了，我们有时候还会把勇气的美德推而广之，加诸于所有知识份子头上，要求他们一起当勇士。

此所以科学史再三称颂布鲁诺（Giordano Bruno），他为了自己的见解（而且还是事后被认为是真理的见解），甘受火刑折磨。此所以现在的中国文人不断忆述梁漱溟先生的往事，他敢在那个年代当着众人的面前直斥毛泽东，不愿在流氓的威迫下，辱骂他崇敬的孔子，并且留下“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的豪言。和华泽所说的不同，这些典型人物的勇敢，并没有被后人忽略。相反地，大部分人记住他们的主要原因，就是他们闪光暴现的那一刻。大多数人都不清楚布鲁诺究竟说了甚么，可是他们知道他曾毫无惧色地步向刑场，大多数人也没有读过梁先生的着作，但是他们晓得他曾逆拂龙鳞。

于是勇气就成了一种批评者或者知识份子的著名美德了，甚至是种被过分夸耀的美德。为甚么知识份子和评论家的勇敢有时会是一种被过度强调的美德呢？因为它能产生巨大的吸引力，可以诱发出后来者的想像，使他们以为勇气就是他们的目标。就像古代北欧的维京战士，他们不惧战死，因为只有英勇，至于他们说的话到底对不对，究竟有没有产生效果，这反而就不重要了。

勇敢本来不应该是评论家追求的目标，它只是完成目标的必要条件罢了。一个评论家的真正目标是发现问题，把它揭示出来，如果可能的话，还要为它构想出对治的方案。他这么做是为了他的伙伴，也许是他的同胞，也许是整个人类。我们也不能排除他是为了自己，因为发现了真相，于是感到不得鸣的紧迫，此乃真理之召唤，他相信知识份子和评论家有服膺这种召唤的天职。

所以华泽又说：“有些人过于渴望自己的批评事业，他们欢迎每一个刺激和冒犯同胞的机会，他们是兴奋的批评者。侮辱布尔乔亚毕竟是布尔乔亚知识份子最乐于从事的活动，我不认为这需要勇气。或者它需要，但这种勇气其实是亚里斯多德所说的勇气这种美德的过量和扭曲。刻意的冒犯，对粗暴的欲望，皆来自于某种道德上的草率……它会斩断社会批评者与他所批评的社会的连系，并且使他脱离任何对于还在这个社会中生存的人们的理解之需要”。

我愿意更进一步地指出，这种草率的勇气还不只是一种匹夫之勇，还不只是一种欠缺同理心的粗暴，它更是一种自我标榜。这种过于表现自己的智慧和勇气的批评家，或许真的离开过山洞，明了外头世界的真相，但当他回到洞穴向他那些还被困在洞内的同伴诉说真相时，他的冲动不是来自引导他们离开困境的悲情，而是为了炫耀自己的见识。他甚至一心求死，想令同伴发怒，好利用他们打向自己身上的拳头来证明自己的正确。他就像一只极度亢奋的孔雀，从早到晚不停地开屏，对着一群暗哑的乌鸦展示自己的美丽。

一个人究竟是为了回应真理之召唤而英勇献身，还是为了吸引目光要人崇仰才奋然狂言，这是很难分辨的。这里头的界线本来就十分精微，中庸之道谈何容易，在中国这么特殊的处境下，它就变得更难捉摸了。很多人以为高压的体制只会使人懦弱，但他们却没想到这种体制同样也会制造出一批以勇气为目标的骄傲批评者。这两种人都过于关注自己，只是方式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