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近期中国深圳富士康公司发生的一连串年轻工人自杀事件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解释：有人称这是对剥削阶级工厂老板的控诉；有人说这说明中国社会的快速变革带来了问题；亦有人称这是近期媒体对悲剧事件进行大规模宣传引发工人效仿造成的结果。但这些解释均未透过现象抓住问题的本质。

富士康工人自杀事件似乎当然需要一些专门的解释。今年以来，已有10名工人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另有两人自杀未遂。部分观察人士认为这是“群发性自杀”现象，即某一团体在一段特定的时间内发生了大大高于正常预期水平的自杀事件。尽管此类群发性自杀现象在中国并不多见，但其它国家的报道曾确认在学校、军队和其它与富士康的工业园区环境类似的封闭式团体中出现过群发性自杀。这一现象最常发生在青少年和年轻人群体，由于他们之间相互认识或通过个人通信、媒体或互联网了解过之前的自杀事件，因此总是会相互影响，最终发展成群发性自杀事件。

鉴于有30万人在受影响的厂区内工作，尚不清楚这一连串自杀事件是否已符合群发性自杀的正式统计学定义，但媒体的密切关注肯定让人感到自杀人数异常增多。令人担心的是，在这种情绪高度紧张的氛围之中，媒体的继续报道将鼓动更多的人走上轻生之路。

有关富士康的报道中最常见的描述是：这些自杀事件是中国社会快速变化的结果。它们认为，为获得金钱上的成功而进行的激烈竞争、传统家庭结构的消失、独生子女的适应能力弱、农民向城市的大规模移民以及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其它方方面面相应地导致心理紧张、精神疾病和自杀现象增多。

事实情况并不支持这些假设。可能除了酗酒或滥用药物的比例有所上升，没有证据证明普通精神疾病的患病率快速增长，而且有确凿证据表明过去20年间自杀率大幅下降，降幅或许高达50%。随着国家的流动性更大，竞争更为激烈，个人的心理压力肯定会有所改变。但这些紧张性刺激的剧烈程度或许还低于中国改革前。当时，农村贫困人口比例很高，社会流动性受限，家庭关系僵化。

尽管近年已经下降，但中国的总体自杀率仍高于大多数高收入国家。这是另一个重要方面。自杀是导致中国青少年死亡的第二常见原因，仅次于交通事故，而自杀因素在美国排名第三，位居交通事故和谋杀之后。

中国自杀事件的模式和特点均与西方有很大的不同，关于存在这些差异的原因有相当多的争论。在中国，农村的自杀率是城市的两倍，女性和男性的自杀率相似；而在西方国家，城乡自杀率大体相同，而男性自杀率则比女性高了两倍到四倍。另外一个主要不同点是，中国自杀身亡的人中只有65%患有精神疾病，而高收入国家中的这一比例是90%至95%。

在中国，抑郁症和其他精神疾病仍是自杀的主要风险因素。不过，相比其他国家，长期和短期的社会心理压力（特别是家庭矛盾）、冲动的个性、较差的矛盾解决能力在中国的相对作用可能更大。有约65%的自杀身亡者和约27%的自杀未遂者是通过服用杀虫剂自杀的。在中国，没有精神疾病的人在人际关系出现矛盾后做出的冲动性自杀行为致死的可能性比其他国家更高。在其他国家，企图自杀的人更常见的方法是服用安眠药等致命性不那么强的方法。

中国尚未制定一种国家战略来应对自杀这个公共卫生问题。从90年代初开始，决策人士就越来越意识到这个问题。不过，地方性、机构性的自杀预防工作尚未整合成全面的国家或地区性的计划。富士康事件最让人吃惊的一点是，媒体被允许对这一事件进行广泛地了解报导，政府官员在努力解决问题方面态度直率，而15年前我们是看不到这类情况的。我们希望，新的透明性将促进对工人普遍条件的更大重视，尽管媒体的大量报导可能会有鼓励更多自杀事件的风险。

公众对富士康事件的不满应该还会激发在制定综合性、多领域自杀预防机制的重新投入。首先，重新投入限制自杀手段的公共卫生工作（特别是杀虫剂）、扩大对高危群体的社会支持体系、展开宣传活动以减轻在精神问题上寻求帮助所带来的羞耻感，这些都将帮助保持自杀率的下滑趋势。

应对富士康事件的最好方法是，首先对事件进行详细调查。这将包括确定工作环境、媒体报导的影响、其他社会压力和潜在的精神问题在促使各个自杀者自杀中的相对作用。只有到了那个时候，富士康才能确定是否需要采取行动以及采取什么行动来避免未来发生更多的自杀事件。这类信息还将对公共卫生部门更好地了解中国更广泛的自杀问题、制定有效的社区解决方案至关重要。决策人士、厂主和记者们现在最不该做的是，满足于对这一复杂悲剧成因的表面解释。

（编者按：本文作者费立鹏(Michael R. Phillips)现为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主任，美国埃默理大学(Emory University)精神病学及全球卫生教授。）

── 原载 华尔街日报中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