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图书馆首先就不是为民主而生的，也不是为改变民情而生的，它首先意味着一种民权，是为改善人们的生活而存在。或者说，其所体现的，首先是一种关乎生活的态度，是一种对幸福、自由的领悟与赞美。
我在大学开了一门电影课，给学生们介绍一些好的电影。比如最近我向他们推荐了《背马鞍的男孩》。这是部2008年上映的伊朗电影，导演是我非常喜欢的萨米拉·马克马巴夫。电影用隐喻的线条勾勒出了人的异化：一个天天背着富家小孩上学的穷少年，为了“一天一美元”的报酬，在这个小孩的驯化下，变成了“两条腿的马”，不但背上了马鞍，而且被钉上了马掌，甚至住进了马厩。
如果说达尔文主义表明了动物如何进化成人，那么这部影片则解释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如何使人退化成动物。而在我的印象中，城市便是这样一个不断将人异化的所在。这也是我不断下乡寻找的另一个原因，而且我相信，如果没有乡村精神的哺育，我们的城市将不会有未来。
2001年前后，就在我准备留学，犹豫“出国，还是下乡”的时候，虽然其间还在工作，但多数时间是在家里读书、看电影，并且收获颇多。前者，因为通读了《胡适文集》，我知道了一些被遮蔽的人与事，对20世纪的中国历史有了一个通盘把握。后者，主要得益于一些伊朗电影，它们让我能够更理性、更宽容地理解异域的文明，并且乐于了解他们的生活与心灵。无论是书籍，还是电影，如果能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世界，反观自己，善莫大焉。
而当时给我印象最深刻的电影便有萨米拉的《黑板》。电影讲述的是一群失去学校的伊朗教师，背上一块大黑板———像是沉重的翅膀，在荒凉的大山里长途跋涉，寻找学生——— 放羊的孩子。
多年来，我时常会想起那群乡村老师，背着黑板到村子里寻找学生，虽然其中也有谋生的意味，不可否认的是，它更包含着一种朴素而金贵的信仰，即至少他们会相信：人需要知识，知识对人生是有用的，是可以让人生活下去的。而且，如果你需要，他们愿意送知识上门。这样的景象，在中国也并不陌生。远有梁漱溟、晏阳初一代人，亲临乡村搞建设。时至今日，在我周围，同样有许多我熟悉的朋友，他们不甘故乡与中国农村的荒芜，在做着力所能及的事情。
受其鼓舞，就在最近，我也在老家参与建设了一个图书馆。而且，这是一个以我的名字命名的图书馆，第一个以活人名字命名的乡村图书馆——— 熊培云图书馆。
从稻谷到书籍
建一个乡村图书馆，这一心愿由来已久。2008年夏天，为了重拾《一个村庄里的中国》的写作，我回到乡下老家，并在县里开始寻找一些相关的资料。印象最深的是在县图书馆很难找到几本像样的好书;而附近寥落晨星的几家小书店，新书同样乏善可陈。一座城市，无论多么繁华，街道多宽阔，如果见不到书，在我眼里，总还是萧条的。那时我便在想，倘使这里有一个向全县开放的图书馆，该有多好!
据阿拉善协会的杨利川先生说，直到1985年前后，北京的书店还没有开架，买书得从柜台上取。真不敢相信!而在我印象中，第一本对我的文字有启蒙意义的书———《中国古代寓言选》，便是这一天我在书架上取出的。如果没记错，这应该是在1983年。真有此城乡差别，也并不令人惊奇——— 在中国，乡下往往能开风气之先。
几年以后，待我走出乡村，长大成人，从北京到广州，从香港到巴黎，见过的好书店已数不胜数。而台湾24小时不打烊的诚品书店，更是让我一次次流连忘返。当年苦于乡村生活中的种种体力活，而现在惟一的体力活就是将一箱书从一个城市拖到另一个城市。从稻谷到书籍，都是人间食粮。
2009年在台湾的那次短暂旅行，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对慈济会的源起有了些了解。据说，证严法师在年轻的时候，知道有个孕妇小产，跑到医院却因为交不起8000元的保证金而不得不抬回去。为此，她很忧伤，并且决定从此担当。此后的机缘，让她成为台湾慈善事业的标杆。由着当年的醒悟，证严法师一生都在见证这样一个信念：既然“人人都是观世音”，如果能让有爱心的人一起来做事，那么每个人都是“千手观音”了。如果能集合众人的善心与力量，济贫救难不是难事。这些话深深打动了我。多么遗憾啊!多年以来，我只顾写作，独自一人，却忽略了可以与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牵手做事。
一年后，我的新作《重新发现社会》终于出版，并且获得了一些朋友的赞扬，想来这也全是因为这本书契合了此一时代的精神。事实上，我之所以强调重新发现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托克维尔的影响。没有哪个人像托克维尔那样透彻地看到了社会的力量。在他看来，国家可以防止社会互相倾轧，而社会又因为保持充分自治可以防止国家对个人权益与社会自由的剥夺。而如果国家能够切实保障个人的权益与自由，那么在这个社会里，人人都能感到祖国的存在，“从每个乡村到整个美国，祖国是人人关心的对象”，而不是摆脱的对象。
既然我希望重新发现社会，希望有一个功能正常的乡村社会，就先从建一座图书馆开始吧。在马尔罗笔下，真正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人，没有时间去闹革命，他们的一生都在忙于修建图书馆或者公墓。我很希望我的生活有一些转变，能和一些朋友，一起脚踏实地地做点有利于乡村的建设。所以，当李英强等先生希望能帮着我在老家共建一个图书馆时，我是真觉得机缘已到。我不得不像从前一样感慨：上帝热爱人类，让有理想的人分散在四方;上帝热爱人类，更让有理想的人无处不相逢。
有些事情，想一想你就会激动。我们能力有限，改变不了大环境，但总能改变些小环境。小环境改变了，大环境也会慢慢改变。
用自己的名字去创造
我向来认为，中国人是从不缺少扶危济困、改造社会的热忱的。我也知道自己平素是如何懈怠，一事无成。就这样，日复一日，漫不经心，忙于种种芜杂之事，而我们最想做的事情，绝大多数时候都停留于美好愿望，或未得机缘，或缺少行动，终不能像证严法师一样，做到“有愿、立志、力行”。
同样的道理，许多人之所以热情地赞美德国青年卢安克，像我一样视其为“我们时代的圣徒”，希望他宽恕这个国家加诸其身的某种无礼，一个重要的原因即在于，卢安克为我们沉闷的人生透了一口气，实践了我们想要的另一种人生。在此意义上，保卫卢安克，不仅是保卫社会，保卫乡村，更是保卫我们灵魂的避难所。
“这样的生活是为什么?”我常常会想起卢安克有此一问。有时候，我们真的需要停下来想一想，想想什么是我们一生的选择与期许。
应该说，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余年，中国社会的确有了一个大变化，其最显著特征就是社会开始了横向联合与自我建设。在此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像卢安克和梭罗一样自主地选择自己的生活。就在我筹建乡村图书馆的过程中，最让我感动的是一些志愿者，他们踊跃报名，希望能够到图书馆做义工;更有一位今年要毕业的农家子弟，在别人忙着找工作的时候，他第一时间赶到了当地，准备在这里当一年志愿者。理由是以后工作了，时间恐怕就不如现在这样好安排了。而且，作为唯一的男丁，他是家中的宝贝，母亲和姐姐都十分支持他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一切只是刚刚开始。此后我和一些朋友谈起图书馆的事时，喜悦之情难免溢于言表，因为我更期望它能够成为一种可以推广的模式。也就是，以县城为中心来建设乡村图书馆，使之能够辐射周边的乡镇。与此同时，还要让它成为一个立足于本乡本土的公共空间。像国外的图书馆一样，它既要让书与人相遇，还要让人与人相遇。
我有一个设想：为了更好地动员有此理想者参建图书馆，不妨都以本乡本土的人的名字命名。每个县至少都有一个像我这样的年轻人——— 有的更百倍优秀于我。他们有着一定的社会资本，能够连接外面的世界与本乡本土，能够整合资源，又熟悉当地的民情，甚至不用花很多精力，便可以孵化出这样一座图书馆。
有些人可能不理解，你用自己的名字去命名图书馆，是在沽名钓誉么?实话实说，朋友们最初有这个提议时，我还是有些犹豫的，但转念又欣然接受了———毕竟我接受了很好的人本主义教育的熏陶，而以人的名字命名创造，这也正是西方文化的精髓。更重要的是，我需要建立一种模式。
学着用自己的名字去命名你的创造吧，这不是坏事情。你活着的时候，要学着用你的名字去担当。而且，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利用他们的热情与影响力参与本乡本土的建设，有更多的才子佳人有名有姓地去担当，去呵护与他们生命有关的一切人与物。你若有志于这“两千分之一的改变”，有志于建立一种关乎人的传统，何妨在你活着的时候，从自己的名字开始?当你诅咒“人民”这个词语空无一物时，我也不希望你永远生长在一望无际的匿名之中。
回到本乡去
上面有关图书馆的一些想法，借着网络和报纸的力量传播出去后，有不少朋友给我打来的电话，表示对我说的这个模式很感兴趣，希望也能在自己的老家建这样一个图书馆。这一点小小的建设，让我对中国现实又多一些体悟：无论乡村，还是城市，只要你愿意身体力行，总还是能做些事情。
五月的一天，阳光明媚，县一中校长李军洪先生特地安排了一个仪式，请来了县里的一些朋友。在开馆致辞时，我不知道在座嘉宾是否都听懂了我说的要把这个图书馆建成“本县拉丁区”的内涵。所谓拉丁区，于我而言，还有另一段故事。几年前，在我决定离开巴黎回国时，内心颇有些翻江倒海。最终让我解脱的是海明威的一句话。大意是说，一个人如果在年轻的时候曾经在巴黎生活过，那么即使有朝一日他离开巴黎，以后他走到哪里，哪里就是巴黎。而现在，我要把巴黎的精华，也就是飘满书香的拉丁区，带回我的故乡。
从出乡村到回乡村，对我而言也是一个轮回。而且我相信，许多人都有这样一段还乡梦。早在开始这个系列写作之前，我就提到了农学家董时进“回到本乡本”去调查的观点。中国虽然没有像美国一样发育出一种可以为民主奠基的乡镇精神，但我相信，中国人对本乡本土建设的热情，从来没有因为目前的“半盘西化”和以推土机为图腾的现代化而被彻底磨灭。
说到乡镇精神，值得一提的是，在我需要捐赠的书单里，特别要加上的正是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这是多年来我受益最深的书之一。当然，在此我最关心的并非民主本身，而是民主产生的条件。托克维尔认为，决定美国民主的有三个因素，它们分别是自然环境、法制和民情。而论及重要性，是自然环境不如法制，法制不如民情。而好书对于民情的培育，显然是无比重要的。
但另一方面，建设图书馆的目的并不全在于此。甚至，这也不是最重要的目的。还记得几年前，我在托克维尔的故乡——— 法国的乡村旅行时，最触动我的恰恰是在一些村庄能看到小型图书馆，它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既然人有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那么乡村图书馆首先就不是为民主而生的，也不是为改变民情而生的，它首先意味着一种民权，是为改善人们的生活而存在。或者说，其所体现的，首先是一种关乎生活的态度，是一种对幸福、自由的领悟与赞美。托克维尔本人不也说过：“生活不是苦难，也不是享乐，而是我们应当为之奋斗并坚持到底的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