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我个人来说，在内蒙兵团的劳动可以说是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在长沙上大学的念书可以说是苦其心志，动心忍性。我虽然没有受到什么大任，但这些做工农兵和做工农兵学员的经历在我的人生中都有正面的意义。在内蒙的社会实践中打下了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开始养成阅读经典原著的习惯；在工农兵学员的时代继续拓宽和发展了对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而且经过了比较系统的理解能力的训练，提高了综合素质。这些可以说都对我后来的学术发展作了铺垫和准备。
七十年代前期做工农兵学员上大学，是我人生历程的重要改变。上大学的前前后后，酸与甜，苦与乐，都充满其中，至今记忆犹新。需要提醒读者的是，这里所谈的，纯粹是一点个人的经验，并没有什么代表性，把它写出来，只是为以后的人了解那个时代的丰富性提供一点素材而已。
一
“大漠三千里，黄水五百廻”，这是我当年下乡在内蒙古巴盟河套以西的乌兰布和沙漠中所作的一首词的开首两句。青年时代，意气风发，1969年春天，我离开母校北京三十五中学，抱着“屯垦戍边”的理想，与本校的一些朋友相约一起奔赴内蒙古西部的乌兰布和沙漠，参加刚刚组建的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内蒙兵团1969年1月组建，我们成为内蒙兵团的第一批兵团战士，习称“北京第一批”。我所在的一师四团，北临阴山脚下，南延伸进入乌兰布和沙漠，横跨杭锦后旗和磴口县两地。我所在的连队位于全团的最南端，向南不到30华里是三团，东距河套的西端大约二十余华里。在我们连，北京第一批来的知识青年，除了我们学校作为男校的同学，从老初一到老高三不等，还有来自在北京与我们学校隔街相邻的师大女附中的同学们。我们的连队，距汉代朔方郡窳浑古城的遗址只有五、六里路，站在我们的住处向东远望去，风化了的古城遗址是一拔平地而起的方形土包，傍临着北面一片海子，在落日的照耀下，显得奇特而非凡。多年之后，九十年代的中期，我才偶然看到北京大学侯仁之教授在1965年发表的有关乌兰布和及窳浑古城遗址的长篇论文，与记忆相印证，十分亲切。
在沙漠中开垦荒地，引黄灌溉，种植粮食作物，是我们“屯垦戍边”的日常任务，因此生活的磨炼主要是繁重生产劳动的“劳其筋骨”，和少油无肉饮食的“饿其体肤”。艰苦生活的磨炼强化了体力和意志应对恶劣挑战的能力。我在内蒙兵团的基层连队生活了四年半，其中有一年多时间是在附近的沙金套海人民公社“支农”。支农是当时所谓“三支两军”的一部分，内蒙兵团是属于部队序列，连以上干部是现役军人，所以由现役军人二连王指导员和五连黄副连长率领我们一行十余人担任对周边人民公社的支农工作。工作的内容主要是开展所谓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学大寨等运动。但即使参加支农工作，我的绝大部分时间也是不脱产的，和农牧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每天晚上组织开会学习。在内蒙兵团的这一段，由于我的劳动和综合表现算是较好，在连里作过班长、排长，排长是我在内蒙兵团的那个时期男知青可担任的最高职务。
我在内蒙兵团时期，劳动之余，很注意读书。除了随身带去的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游国恩等的《中国文学史》等外，在1970年以前已读过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帝国主义论》；1970年在磴口的巴盟图书馆得到一本《马恩全集》第二卷，非常高兴，因为其中有久寻未得的《神圣家族》。1970年庐山会议后批陈整风，提倡学六本书，我又读《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费尔巴哈与德国古代哲学的终结》、《自然辩证法》，《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工资价格和利润》，《反杜林论》，阅读这些书，加上在支农实践中的运用，自己感觉到在思想方法和理论思维方面进步不少。我那时还常常翻看《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所以毛语体一度对我的文体影响很大，直到后来念研究生的时候才逐渐转变过来。其他的理论书也读，空想社会主义者里面，魏特林的书论不平等的部分我印象较深。文学方面开始时喜欢三曹和白居易诗，后来颇留意辛弃疾词，常翻看邓广铭的《稼轩词编年笺注》。也看过几本高尔基、茅盾的小说，但这一时期小说看的比较少，因为我在中学和早期文革时代看过的小说甚多。此外喜欢传记作品，当时内部出版的尼克松的《六次危机》、讲邦迪传记的《出类拔萃之辈》都给我很深的印象，我尤喜欢读梅林的《马克思传》，直到上大学后仍然常常读《马克思传》。
二
1972年，内蒙兵团开始推荐知识青年上大学，这一年我们团进行推荐的时候，我尚未从支农工作回来，所以没有参加推荐。这是兵团知识青年第一次有正式合法的机会离开边疆农村，回到城市，而且是以上大学这种人人羡慕的方式。所以，虽然这一年夏天每连只推荐了一个人，但这对知识青年群体特别是其中的精英仍构成一个很大的冲击。从前那种没有其它任何选择的、平静的“扎根边疆”、“建设边疆”、“红在边疆”的生活，一下子改变了。在新的选择面前，以前的誓言渐渐褪色而开始变得失去意义，青年的各种理想在新的可能面前纷纷跃动起来。我的两个朋友在这一年都被推荐上了大学。我在一首词中写道：“同心数人去，当时已怅然”，反映了我当时的心情。我那个时候有点遗憾，因为我觉得，当时如果我在连里，被推荐上学的可能性很大，可惜我却不在。这一年夏天我在离家三年多后第一次回北京探亲，心情多少有一点沉闷，在河南干校的母亲给我父亲写信，说我总是以“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安慰自己。
回到连队，在劳动和工作中，作为排长，我一贯以身作则，和大家一起，天天挖渠、浇地。好在我有一个排部，里外两间，晚上学习方便，指导员还特别在大会上表扬我的学习精神。1972年底的时候，我们已经知道下一年推荐上学要增加考试的分量，我的一些中学同学就从各地返回北京复习。不过我那时在连里也没有复习数理化，劳动之余，晚上在我的排部里主要还是看各种哲学社会科学的书。没有复习数理化的原因，固然是因为每天劳动，没有集中的时间；更重要的是，在当时连队生活中，每天宣传讨论的都是如何扎根边疆、红在边疆，在这种氛围里准备文化的复习，会成为一种反讽：作为知识青年干部，天天组织大家学习，要扎根边疆，自己却一心准备复习考试，回到城市上大学，这使自己在道德上觉得很难说服自己。
1973年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我以本连惟一被全票推荐的人上报团里，以我当时在团里的名气、表现，如果照1972年主要依靠单位推荐的方法，应当说，我上北大、清华那是顺理成章的。就理想的专业而言，我在1972年的时候已经把苏联人编的第三版《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看得很熟，因为这本书是毛泽东写过批注的，所以当时最想念的是政治经济学专业。但是，这一年文化考试也成为主要指标，于是，由于我数学复习准备不力，按考试成绩排名录取，我被分配录取到位于长沙的中南矿冶学院自动化系。我得到团里的通知，知道自己没有得到回北京上学的机会，而两个候补的人却顶替年龄过线的人分到北京的高校，心情多少有些沮丧。
就我们兵团来说，当时工农兵学员的选拔的确是“百里挑一”，是很不容易的，对于大家，那时能够被推荐上大学，离开下乡之地，绝对是求之不得的天大好事。而就我个人而言，这一年上大学已经是肯定无疑的，问题只是能不能上一所自己理想的大学、理想的专业。在这个意义上说，我的心情和反应算是比较特殊的。
一个月后录取通知信下来，录取院系变成了中南矿冶学院地质系，这对我可以说是一个不小的挫折。本来录取的决定是高校招生人员和师团政治部门招生办的共同决定，高校招生同志回校后不能随意改变，我们团所有被录取的考生最后拿到的录取通知都和在师里团里的录取决定一致，唯独我的录取通知出了问题。团里政治处也觉得很意外，负责招生的张干事说要不你明年再上。连里的朋友也为我可惜。可是我想，如果因为学校和专业不是自己理想的选择而转等明年，被别人说起来也不太好。所以我没有选择等待，1973年秋天如期赴中南矿冶学院地质系报到。在我人生中的重要选择关头，我往往都是宁可选择避免外在的道德批评，而忽略实际的功利得失。但是，在行动上作出选择和在心情上保持平衡是两回事，在从北京到长沙的火车上，火车上播送的是《到韶山》的优美女声，我的心里却总出现《红楼梦》里的那两句曲子：“纵然是齐眉举案，到底意难平”。
三
众所周知，1973年这一年招生结束时出现了张铁生信的事件。我记得他的信大意是说，他担任生产队长，不能离开生产队工作去复习，所以无法答好答卷，因此他对这一年的招生方针提出意见。张铁生后来积极参与四人帮的政治活动，并被判刑，这是他自己必须要负的责任。但仅就1973年夏天他所写的这封信来说，在客观上揭出了当时党内两条路线的分歧在青年和教育问题上的矛盾冲突，绝不是笑话。我当时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并不简单，包含着“红”与“专”的复杂冲突。当时主导的路线是文革的极左路线，在这个路线下，发动千百万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到边疆去，“扎根农村、扎根边疆”，成了这个路线对全体青年的“红”的要求，也是当时主流宣传的价值和理想。按照这个路线的逻辑，工农兵上大学，自然应当推荐那些最符合当时主流价值表现的青年去。另一条路线是力图纠正文革对科学技术发展和国家工业化的阻碍，大学必须以“专”为要求，以赶上世界的发展和追随时代的进步，以尽快实现国家的现代化。按这个路线的逻辑，应当选拔那些知识基础好，文化考试水平高的青年上大学。后来我们知道，1973年的推荐考试方法，是周恩来推动的1972～1973年在教育领域批判极左思潮的一个结果。因此不难理解，1973年的重视考试的选拔结果实际上构成了对当时主流文革路线和上山下乡运动的一种偏离，按照这一路线，青年会选择专心复习数理化，不再会认真追随主流路线宣传的那一套扎根农村、扎根边疆的价值和理想。这两条路线的分歧不能不在青年身上引起价值上的迷惑。张铁生的信就反映出这种迷惑。张铁生信被“四人帮”利用而把问题提到两条路线谁是谁非的原则上，主流的文革路线当然就会占上风，以所谓革命化压倒现代化和专业化。何况1973年夏天正是文革路线准备大举“反回潮”、“反复辟”、保卫文革成果，而苦于炮弹不够的时机。这就是在文革这样的特殊时代里，张铁生的信必然被高度政治化的内在原因。
四
中南矿冶学院（曾更名中南工业大学，现名中南大学）当时是冶金部几大院校之一，也是亚洲最大的有色金属矿业冶金研究和教学机构，地质、矿山、选矿、冶金、特冶、材料、机械、自动化，科系齐全，每个系拥有一座独立的大楼，它的校园当时在长沙是最好的。地质系拥有全湖南省惟一的一级教授陈国达，粉冶专家黄培云则在四十年代毕业于MIT，是著名学者赵元任的女婿。（1997年我第二次旅居哈佛，在赵如兰教授家看到中南工业大学的赠幅，问起她与中南工大有何渊源，才知道老校长黄培云是其妹夫，四十年代在MIT。）我到学校以后更明白了，自动化系是当时大家认为中南矿冶最好的系，而地质系被认为是最艰苦的系。同情我的人都认为，有人通过走后门，用“掉包”的办法调换了我的专业，把自己的子女或关系换进了自动化系。报到之后，我登上学校后面的岳麓山，细雨绵绵，使得我的心情很难敞开，在山上套宋人词意，凑了一首小词，调寄浪淘沙：
细雨麓山濛，雾满石亭，低眉信扫尽秋容。红叶虽无落地意，何奈秋风？独步且徐行，漫踏林丛，遥闻山下有钟声。举目不及三丈远，只有桐松。
落地本亦可用飘落，但落地的地指的就是地质系，这是无可改的。上面所说的，涉及到我在上学前和入学初的一段心路历程，从未与同学提起，所以我的大学同学都没有人知道，系里的老师也不知道。这件事本来也不必特别提起，因为没有什么代表性，算是特殊经验。下面言归正传。
从“大漠孤烟”到“潇湘绿水”，生活与环境起了根本变化。长沙是一座古城，但我们那时对长沙的文化历史毫无理会，我们所知道的是，“湘江北去，橘子洲头，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我们所知道的是，长沙是一座革命的城市，我们所参观的都是毛泽东早期革命活动的地方。不过特别值得回忆的是，湖南当时的农业在全国最好，我们的学生食堂，大米青菜，鸡蛋猪肉，样样不缺，商店里花生米等小吃都无票证的限制，不要说比起当时北京有粗粮供应的生活要好，就是邻省广东的同学春节回家也是从湖南大量购买猪肉。仅从这个角度说，文革中在湖南上大学也算是有口福的了。湘江的水有一种柔美的流动力量，夏天游泳非常舒服，与我从前在北京的陶然庭游泳池和京密引水工程的戏水不可同日而语。惟湖南雨多潮湿，常常连日细雨，中南、华南都是如此，这是我始终不能适应的。
那个时候上大学每日三餐由国家管，不交伙食费，学生助学金高者4元，低者2元，我是班长，经济条件在班里同学中尚属较好，所以没有申请助学金。但为了加强营养，我每天早餐在小贩那里买一个鸭蛋加餐，被一起从内蒙兵团来的材料系女生赵某笑指为“鸭蛋先生”。学生生活很有规律，每天早上6点20宿舍外面球场上的扩音器开始播送“北京颂歌”，相当于部队的起床号，接着播放革命歌曲，“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李双江的这首歌到现在仍然是我的最爱之一。然后顶着“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的广播从事各种晨练活动。每星期六晚扛着凳子去风雨操场看电影，星期天穿着回力鞋到体育馆打篮球，铁打不变的安排，这些是我在那个时代最开心的娱乐和运动。由于所有同学都是从农村厂矿来，非常珍惜学习的机会，认真刻苦，同时大家的学习生活算是生动活泼，秩序井然。
五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大学学制当时一律改为三年。在1973年至1976年的三年大学生活中，我的最大的收获，是来自我称之为的“鼓励自学的自由教育”。进校的第一个学期主要是补课，补中学数学，物理和化学则结合中学和大学内容。我那时用清华编的补课教材，用半个多学期的时间，以超前讲课的进度，把全部中学的数学自学细补了一遍，概念非常清楚，作题也不困难。这说明对于理性成熟的成年人来说，掌握初中和高中的数学是比较容易的。我从家里带去的大学基础课教材，高等数学、普通物理、普通化学多是苏联人编写的大学教科书，翻译为中文，读起来并不顺畅。而且，每个人理解上的难点各不相同，即使是教育部统编的教材，也不可能适合每个个人的特殊需要。我的习惯方法，是把每门课程的每个概念、定义和理论部分，都用自己认为易于理解的语言改述一遍，把难点要点阐明，写在一本一本的笔记本上，去代替教科书讲述不清楚的地方，这几乎是重写教科书的叙述文字，这可以说是我最早开始的文本解释实践。所以，所谓自学，并不是不上课，而是指自己自学的进度大大超前于老师讲课的进度。在三年里，所有的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我差不多都提前半个学期到一个学期自学完成。理解在自学中已经完成，听课是验证理解和加强记忆，学习完全成为自己的主动性活动。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三年里的所有课程，从高等数学、普通物理到理论力学、材料力学等，我都是自学的。在这样的方式下，我的专业基础课可以说还是学的很好（当然，也不是所有课程都适于自学，如化学。另外，在工农兵学员时代，课程设计和同学的意愿，都偏于实际实用，最明显的就是大部分同学对外语没有兴趣，认为到厂矿基层没有用处，我们全班，算我在内，只有两个人坚持把专业英语教材学完，但那时没有收录音机，教材也差，自学效果不佳。）
为什么有可能采取这种超前的自学方法呢？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当时的课程没有考试，也不需要大量作习题，资质好的学生自然学有余力。这也是我称之为“自由教育”的缘由。这使得学习集中在理解能力的锻炼培养，而完全忽略做题技巧的重复训练。（想想看，没有考试，这对于作学生者是何等的好啊！但这样的学习方式要以学生有学习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为前提，而这正是珍视学习机会的工农兵学员所不缺少的。）对我个人而言，三年的这种学习，主要是从理工科的角度全面训练了我的“理解”文本、分析概念的能力，这种能力其实主要就是逻辑分析的能力，和哲学的逻辑分析是相通的。对我后来转向哲学和哲学史，起到了另一种的训练作用。
这种自学教育方式其中自然有得有失，而我要说的是，这种没有考试、不要大量作题的学习模式，带给了我另一重要的发展空间和可能性。
六
由于没有考试和作业的负担，从第一个学期结束的假期开始，我就开始大量阅读哲学、社科、文史书籍，文革时期图书馆的文科书开放仍然有限制，但人的阅读兴趣也受到时代的限制，所以当时图书馆的书已大大满足了我的需要。上大学后，我延续了在内蒙兵团开始的文科爱好，以通读《马恩选集》和《列宁选集》为基础，从周一良的《世界通史》和敦尼克的《世界哲学史》开始，广泛借阅了各种人文社科书籍。大学三年中所读的书既多且杂，书名也难尽数。印象深的，是读希腊哲学史以后，看马克思的《数学手稿》，一下子就明白了。读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史》，我给同学讲《哥达纲领批判》，内容就比一般的解说要丰富。《资本论》第一卷也是这时开始读的，连带也把于光远、徐禾的政治经济学书翻看一过。《汤显祖集》总放在枕头旁边，中午午睡前翻上几页。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学校图书馆一层左行尽头的阅览室，有文革以来出版的所谓内部书籍，有小说、传记、社科等类，并不公开书目借阅，但知道的人就可以从管理老师座位旁边的侧门进去选借，在阅览室内看。像苏联小说《你到底要什么》，《多雪的冬天》，历史著作《第三帝国的兴亡》等，我都是在这里看的。我忘记了自己是怎么知道这个窍门的，总之在那里学生看书的很少，除了我以外，只有冶化专业的一个女同学对理论问题有兴趣，有时在那里借书看。当时有两个刊物非常流行，一个是《自然辩证法》，一个是《学习与批判》，这两份刊物的特点是理论性强，可读性也强。我的经济条件不可能多买书，所以像《学习与批判》等都是在这个阅览室看，自己只买《自然辩证法》。当然，也买《战地新歌》。
就我们的教学计划和安排来说，当时都经过认真仔细的设计，安排给工农兵学员上课的老师都是非常优秀的有经验的老师，我现在仍能记起来的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以及专业课的任课老师，都是业务骨干，教学水平较高。为什么要配备有经验的老师任教呢？我想，一个原因是校系和教师对毛主席教育革命路线的支持，主观上要把社会主义新型大学办好；另一个原因则是顾虑工农兵学员有经验，敢造反，怕工农兵学员提意见。当时宣传工农兵大学生有一个口号，叫做“上、管、改”，意思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就我们的实际经历来说，主要是上，没有管，也没有改。同学对老师是尊重的，老师也和同学一起参加各种活动，相互接触多，师生关系很融洽。但是应当承认，相当多的学员基础较差，虽然这对工科特别是与实际结合较密切的专业，在专业课学习方面似乎影响不大，但对于这些学员，由于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的学习没有深入把握，从长远的技术发展和创新能力来说，就会有问题了。
在专业学习之外，对我个人有影响的，主要是“工农兵学员上讲台”。我在内蒙兵团时期，受时代风气的影响，长期自学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理论，已有一定的基础。在1973年的第一个学期，政治课讲中共党史，我写了一篇文章，较长，主要讲大革命时期对于群众运动的态度，这个文章折射了文革群众运动对我的影响，在今天看当然没有什么价值，但引起了同学和老师的注意。第二学期政治课讲哲学，老师就安排我讲了几次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同学的一般反映是我讲的效果比老师讲的要好。本来，我是大城市的知识青年，有较长期的自学经历，在思想理论水平方面当然不是一般同学可以相比的，而由于上讲台的反响，更使得我在“开门办学”中被附加了一份兼任政治课教学的责任。所谓开门办学就是走出校园，让课堂与厂矿基层相结合，但每个班的实习去处不同，政治课教员却没有那么多。于是，1974年在湖南新化开门办学我就负责讲《哥达纲领批判》，1975年在湖北黄梅开门办学我就负责讲《反杜林论》。用当时的标准来看，我可以说是“又红又专”的一个例子，“专”就是专业课学习，“红”就是政治理论学习，所以，我后来的转向哲学，决非偶然。
我们上大学的时期属于广义的文革后期，全国经历了“批林批孔”、“学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反击右倾翻案风”等运动，但就我们这样的在北京和上海以外的工科院校而言，这些运动对我们的学习计划影响不大。总体上说，我们所经历的这些运动，都不是急风暴雨式的，而是毛毛细雨式的，和长沙的天气一样，这大概就是中心和边缘的不同吧。在我的记忆中，惟一一次真正“运动”了大家的，是一九七四年二、三月的“反回潮”，各班都积极组织寻找批判的切入点，一时间校内大字报贴满了院墙，很有点文革初期的味道，其中印象较深的是猛批湖南大学招收的高中毕业生直接进大学的“师资班”。但这次运动仍控制在学校的各级领导之下，在不长的时间内即告结束。对于同学们来说，大家都知道学习机会难得，何况毛主席也说过“学生以学为主”，所以此后对运动都没有什么热情。特别是，由于工科学生开门办学的时间很多，像我们七四年夏天在新化锡矿山，七五年春季学期在石家庄煤机厂，七五年秋季学期在黄梅地质队，七六年春季学期在桂林地质所，课程和任课老师也都随学生一起下去，很少有大块时间在校内参加运动。但国家大形势如此，运动自上而下，任何机构不可能完全置身于外，大学教育也不能不受到连绵的政治运动的影响，这是特殊时代环境的限制。对于这些运动本身，我都没有兴趣，但趁着潮流也看了一些相关的书，批林批孔中读《论语》，使我对孔子非常同情，一九七三年底看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也看杨荣国解放前在桂林写的《中国古代思想史》，开始形成了一些与时论不同的有关古代伦理思想的初步看法。而这些想法就是后来我报考北京大学研究生时给张岱年先生写信的基本内容。
孟子说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这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话。就我个人来说，在内蒙兵团的劳动可以说是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在长沙上大学的念书可以说是苦其心志，动心忍性。我虽然没有受到什么大任，但这些做工农兵和做工农兵学员的经历在我的人生中都有正面的意义。在内蒙的社会实践中打下了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开始养成阅读经典原著的习惯；在工农兵学员的时代继续拓宽和发展了对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而且经过了比较系统的理解能力的训练，提高了综合素质。这些可以说都对我后来的学术发展作了铺垫和准备。
大学毕业时，由本专业教研室支部书记李达焕老师和我一起，研究决定本班同学的分配方案，我放弃了留校和到国内本专业最好的科研单位，选择了华北会战指挥部。我在1976年8月大学毕业，一年后，1977年10月国家宣布恢复高考制度，随后1977年11月初国家又宣布恢复研究生及考试制度。1977年11月我报考了北京大学1977级哲学系的研究生，后来1977级和1978级合并招生，考试延后，我在1978年5月参加研究生考试，又通过复试，被录取为北京大学文革后首届研究生，进入北京大学著名的中国哲学史专业学习，找到了真正属于我的地方。这样，我就在这一年实现了两个跨越，一个是从工科到文科的跨越，一个是从工农兵学员到研究生的跨越。77级本科生、78级本科生和我们78级研究生都是1978年入校，当时的研究生依照文革前制度，佩戴红牌，一切待遇视同教员，可在宽敞无人的教员阅览室学习，深为77、78级本科生所羡慕。1981年我毕业留校任教，后又考取了北京大学首届文科博士生，1985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成为北京大学首批文科的博士。至此，我的学校学习的经历终告结束，开始完全转入大学教书的生涯。
2006年9月写于哈佛旅次
陈 来：北京大学哲学系，1008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