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7日，广东南海狮山工业园区本田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百名生产工人因不满工资低、福利待遇差，停工一天。有工人称，技校毕业进厂工资为800多块，共做两年后才1000多点，有时连一个年轻人正常的生活都不能维持。因此，他们用罢工的方式来要求资方提高工资。

稍微有点常识的人恐怕都会同情工人的诉求。不过，在中国，有这样一群经济学家或者经济学爱好者，他们似乎是投资人聘请的专业辩护士。就在讨论富士康问题的时候，他们已经迫不及待地论辩说：富士康之外的人，比如学者，呼吁富士康提高工人工资，或者改善劳工福利，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富士康如果真的照做了，劳工反而会遭到最大损害：富士康不能盈利，关门大吉或者裁员，失业的劳工，他们连那点血汗工资也拿不到了。他们自以为高明地反问：如果该死的富士康真的死了，工人们就幸福了吗？

这种声音，在劳工集体行动较为频繁或者媒体关注劳工权益的时候，总是出现，比如，很多经济学家和企业家就是据此反对《劳动合同法》的。他们通常给出三个论据：第一，工资应当由市场来决定。因此，第二，他们反对舆论提高劳工工资的所有呼吁，据说这将干扰工资的市场决定机制。第三，他们也反对工人用集体行动的手段推动资方提高工资，理由同上。

让我们倒过来对此略作评论：

第三点论据说明了这些人士所信奉的经济学的基础性失败：这种经济学让他们误以为，人是以单纯的经济人的身份进入经济性交换合作网络中。然而，现实中的人永远是以人、而非经济人的身份活动的，即便在经济活动中也是如此。劳工用集体行动的方式要求提高工资，乃是他作为一个完整的人的权利。

第二点论据不能成立。市场就在社会中，而不存在于经济学的逻辑世界中。企业的旁观者对他认为不公平、合理的事情，比如劳工低工资发表意见，乃是十分自然的事情。这种舆论对于经济秩序的正常运转至关重要：旁观者的公平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规范市场向着公平的方向演进。而人们对于市场是否公平的判断，栽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对于社会是否公平的判断，而这对于稳定的社会秩序是至关重要的。

第一点论据根本不能成立，现行劳动力市场中看不到真正的市场机制。因为，劳、资双方的法律与政治地位大不相同，其谈判地位高度不对等。比如，户籍制度限制了外来民工的视野，他甚至根本不敢想象自己可以在城市生活。这样，他不敢按城市生活的预期确定自己的工资要求，倾向于低估自己劳动力的价值。另一方面，企业可以依赖政府授予的特权，压制劳工主张自己权益的努力。劳资双方在此制度框架内达成的工资，没有什么经济学上的合理性可言。

尽管如此，很多人相信，中国劳工只配获得这么一点收入，其工资只要提高一点点，外资就会撤走，中资就会关门。这样的人把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变成了一个迷信，患上了工资上涨过敏症。他们已被锁入狭隘的逻辑死路中，其经济学模型已把中国经济锁入低工资路径中，血汗工厂体系形成某种程度的路径依赖。

这样肤浅的经济学逻辑不值得信赖。根据常识，劳工工资逐步提高未必会造成经济灾难，反而能使中国经济恢复常态。事实上，这是中国经济结构、乃至社会结构恢复正常状态的唯一途径。

可以设想，在舆论压力下，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废除现有限制劳工自由和权利的诸多不合理法律、政策，劳工的谈判权利和能力增强，劳工工资提高，福利改善。这个时候，依赖低工资的企业确实会面临成本压力。但且慢，劳工新增的收入也会用来消费，或者变成储蓄-投资。也就是说，全社会的消费需求会增加，或者投资会增加。前者意味着产品价格可以提高，后者意味着被工资提高挤出的工人可以找到新工作岗位。总的结果是，劳工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提高了，而且不以某些劳工失业为代价。

对珠三角新兴工业区，人们可以设想这样一条升级之路：政府容纳外来劳工定居，这可能推高劳工的工资要求，代工企业将面临成本压力，它们裁撤部分员工。但在工厂就业的员工因为收入增加而新增的服务需求，将让这些地方的服务业规模扩大，被裁撤的员工可由此获得就业岗位。这样，单一产业甚至一家企业决定一个地方经济的畸形局面将得到缓解，整体经济结构将趋向良性化，这些地方看起来将更像个城市，而不再只是工厂的附属品。

体制扭曲导致劳工收入过低，这是一个事实。当下经济、社会、精神等领域的紧张、冲突已表明，这种状况应立即予以改变。为此，极有必要打破肤浅的经济学编造的一些迷信。

原载于2010年5月25日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