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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既是中央政府的顺势而为，是上海、长江三角洲经济实力的必然体现，又是中央政府出于历史、全局的战略考虑

从历史看我国金融中心建设情况

讨论金融中心的建设问题，我们不妨从中国金融改革的历史谈起。上世纪80年代的深圳金融改革，是在整个中国改革“摸着石头过河”的原则指导下进行的，当时的金融市场法制还不健全，金融市场还未统一，金融改革的路径还不太清晰。在此背景下，我们选择了在深圳先搞试点。因此，在当时的深圳，出现了诸多的“中国第一”：第一家证券公司、第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第一家股份制保险公司、第一家外汇交易中心、第一家证券交易所等(按照文件批复的时间，是上海比深圳早，按照实际运作时间，是深圳比上海早)。

市场化改革初期，对市场化金融体系建设不甚清楚，自然谈不上金融发展战略目标的选择。经过十几年的探索，政府已逐渐认识到，建设金融中心城市是推进市场经济体系建设的必需；同时也认识到，金融中心城市往往形成于一国或某一区域范围内的经济发达地区。由此，政府逐步形成将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理念。随后，统一的中国货币市场、中国外汇交易中心、黄金交易所、中国银联、金融期货交易所、央行公开市场操作运行等纷纷落户上海，各大金融机构进军上海，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也在上海设立了上海总部。

纵观世界各地，金融中心的形成往往产生于经济发达、交通利、通信便捷以及金融人才相对集中的城市。不管是纽约、伦敦，还是新加坡，其金融中心地位的形成不外乎有两条路：一是随着当地经济不断发展壮大而自然形成，另一条是通过政府的有意识推动，比如新加坡。我们选择上海建设中国的国际金融中心，我认为既是中央政府的顺势而为，是上海、长江三角洲经济实力的必然体现，又是中央政府出于历史、全局的战略考虑。

关于国家金融中心的建设问题

中国政府选择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城市进行建设，毫无疑问，是一个正确的战略选择，但是，有三个问题需要说明。

一是中国金融体系市场化功能的建设是否全部落户于上海？我们知道，集中体现市场化金融体系的金融市场功能内容是丰富而多方位的；而一个经济社会的发展除受经济因素制约外，同样不排除会受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加上现在非常便捷的通信条件支撑和中国金融改革渐进过程的特点(即不排除偶然因素的增多)，不排除在把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的过程中，金融中心的某一个非主要功能也许不一定完全落户在上海。这并不影响把上海建设成国际金融中心城市这一战略定位。

二是如何理解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但其金融服务业产值占GDP之比目前又落后于北京这一现实？金融中心的实质，更多地意味着实现一国或一个区域内资金的集聚融通，各种金融商品的价格发现和金融风险的转移，通过这三项功能使得社会资金能够按照市场化的原则得到更好的配置。自然，要实现这三方面的功能，前提条件之一是各类金融机构要在一个城市中出现物理学意义上的集聚，而这三项功能的释放结果，又必然体现为货币市场交易量、外汇交易量、股票市值、包括债券的证券市值以及金融服务业产值在当地GDP的比例等指标会遥遥领先于其他非金融中心城市。这些指标正是衡量一个城市金融中心地位的基本指标。今天，在涉及金融的GDP和就业结构指标方面，也许上海不如北京，但我认为，从体现金融市场本质的三大功能来说，从体现金融主要功能的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交易中心的功能来说，目前个别结构指标的落后并不会动摇把上海建设为中国国际金融中心这一战略的决心。因为当前中国国内金融市场直接与间接的融资结构以及金融深化仍处于发展过程之中，围绕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中国金融开放也处于发展过程之中。相信随着中国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发展，中国以传统存贷款市场为主导的金融优势将会逐步弱化于以资本市场功能为主导的金融优势，那时，上海金融中心的地位将会进一步凸现。

三是如何理解一个国家、两个国际金融中心的问题？制定一国金融战略，首先要把握未来。在看清未来的发展趋势和挑战环境基础上，再确定为完成一定目标的策略与手段。在未来的10～15年，我国经济持续高增长面临的主要挑战又是什么？除人口老龄化、环境资源限制、国内经济结构失衡和国内金融体系不完善外，另一个不可忽视的挑战是以信用美元为主导的不确定的国际货币体系。面对这样挑战性的环境，中国的资本市场还没有完全放开，改革仍然处于艰难探索的历史时期。以金融业为主的香港是我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继续保持香港的繁荣是中央政府的职责。同时，香港既是一个具有“一国两制、国内境外”这样特殊优势地位的城市，又是一个毗邻内地的国际金融中心，具有纽约、伦敦和上海都不具有的特殊优势。所以我们认为，中国金融中心城市的建设也许要在国家金融中心的概念下，统一思考上海和香港的战略布局。

过去的30年，是中国金融业逐步开放的30年。由未来的大环境所决定，今后金融业的开放必然仍是渐进的过程。由此判断，从目前到2020年前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过程，可以称之为距离人民币资本项下完全开放前的战略过渡期。在这个历史过渡期内，我们有条件可以充分发挥香港作为中国金融开放“桥头堡”和风险“缓冲区”的作用，可以充分发挥香港作为国家金融战略的重要支点作用，实现沪港两地的紧密合作。在中国境内，以上海为龙头，尽快推进金融改革和金融自由化，重点发展上海人民币金融市场，同时适当发展上海美元离岸市场和人民币离岸市场等。在香港，配合国家金融战略，抓住重点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这一历史机遇，继续繁荣香港金融业，同时抓紧研究香港大都市进一步繁荣的经济结构升级问题。当国家金融战略过渡期结束，即中国资本市场完全放开时，中国的经济总量已逼近美国的经济总量(特别是从购买力平价看)，反映实体经济规模的人民币资产规模将出现今天人们意想不到的发展规模。因此，如果政策不出意外，可以有把握地预计，届时人民币若完全自由兑换，人民币市场自然是一个巨大的国际市场，全球最大的人民币金融中心必定在上海，并且可与纽约、伦敦市场媲美，成为世界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之一。

金融战略过渡期结束后，香港在人民币金融市场方面也许会依附于上海，但相得益彰。届时，香港与上海都是国际金融中心城市之一，但各有分工，各具特色。香港经济除在近十几年内与“珠三角”经济更紧密合作，实现经济结构升级外，在金融方面，香港在亚洲美元市场、人民币资产国际管理、衍生品市场和亚洲金融合作方面，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在目前的历史过渡期内，上海要集中精力抓紧推进境内以人民币为主的金融市场建设，支持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建设，做好人民币区域化过程中境内、境外资金交易“管道”和制度的建设，并充分理解建设好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有助于未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同时，又要充分认识到，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最终形成，是国家金融战略下政策调整演进的结果，是人民币资本项下完全开放以后国际金融市场博弈的结果，是中国市场经济体系最终形成的标志。

关于地区金融中心的建设问题

一段时期以来，我国的一些地方政府对建设以不同名称命名的金融中心城市怀有浓厚的兴趣，规划建设的积极性也很高。对这个现象应该怎么看？在这里，谈三点认识。

第一，这充分表明地方政府认识到了金融的重要性。政府看重金融，首先是看重当地经济建设中的资金筹措问题。其次，重视发展金融，可以提高当地金融服务业占GDP的比重，有利于改善当地的产业结构，扩大当地就业。但必须认识到，在国家统一的金融市场运行规则主导下，在全国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基本布局完毕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强调建设区域金融中心，已经往往不是强调体现金融中心主要功能的货币、外汇、证券市场功能的金融中心建设，而是强调扩大传统的存贷款业务和一些个别产品的交易，并以此吸引金融机构到当地落户。

第二，不管地方政府赋予金融中心什么名称，从市场功能角度分析，各种称谓的金融中心或区域金融中心，主要还是传统的存贷款市场，而存贷款市场的发展主要取决于地区经济的发展速度、规模和质量。目前中国金融分支机构的设置原则和程序已经不同于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一个金融机构设置分支机构，须经董事会严格的审批，有一套严格的考核指标。而且中国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的治理结构和风险管理水平明显提高。在这个前提下，地区经济发展得好，有钱可赚，金融机构会主动到那里开拓业务；如果地区经济发展不好，风险很大，金融机构是不会到那里设点布局的。

第三，地方政府如何抓金融？首先，要抓金融业的生存环境，即抓法律环境、抓税收环境、抓留住人才的环境。其次，地方政府抓金融，重要的应是采取有效措施突破制约当地经济发展的金融瓶颈，加强当前可能做到的金融业务创新和机构创新，而不应该去追求不切实际的、国家金融战略下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中的一些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目标。上海的一些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其他城市既学不了，也没必要去学，不应该花很大的财力和精力去反复论证要不要搞区域性金融中心，更不应该用纳税人的钱去反复讨论地区金融中心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问题；而是应该集中精力和财力，在国家统一法规下抓可能做到的金融创新，多办实事。我们可以从比较中发现，在一个市场经济成熟的国家里，比如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国，并不存在像中国这么多城市争作区域金融中心的现象。这值得我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