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贵有自知之明。在汶川发生大地震后，似乎每个人都应该进行反思、反省，我也不例外。当然，在今天的场合，我不是做反思，只是根据主持人的介绍，如实地向大家汇报我对自己的认识。我的认识是：如果仰视宇宙，我仅仅是一颗尘埃；如果环顾自然，我大概是一株小草；面对强权，我是一个蚁民；但让我直面北川映秀孩子的神态，我充其量是沧海一粟。人们常说，我是“律师界的良心、良知”，这实在言过其实。大家都有与生俱来的良心，怎么能把良心、良知都给了一个人。的确，汶川大地震，让国人承受了太多太多。在此，我禁不住要讲述发生在灾区的故事，这两个故事使我的心灵受到了极大地震撼。仅有6岁的小姑娘，被重压在瓦砾之下，压到第三天有人去救她，知道她在做什么？真想不到，她在唱两只老虎的儿歌。救援人员清楚地知道她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安慰他们，使他们的情绪更趋冷静，我们让6岁的孩子承受着与其年龄绝不相当的超常负荷，实在可悲；另一个10岁男孩，被救时，左手抓着小弟弟，右手抓着小妹妹，杨澜亲眼看到他用仅剩的半个馒头，喂两个兄妹，自己却一口不动。杨澜问他：“小弟弟，你现在最需要什么？”他说：“我最需要水。”杨澜把水递给他，说：“所有的水都是你的，你喝吧。”你知道十岁的孩子说什么？“阿姨，你给我的水，我已经喝了，不能再喝了，留给别人吧。”10岁孩子的思想境界比那些只会索取、不肯付出的贪官污吏和道德败坏的律师高出不知多少，就在此时此刻，他还在付出。苍天有眼，中国还有点希望！这两个故事，使我充分认识到我的心灵还需要净化，同时，我也愿意看到、愿意听到所有的人都能勇敢地承认，在大震之后，心灵需要进一步净化。
因此，我必须告诉大家，第一，我真的是一个不学无术的人，我仅仅是办了几个案子而已；第二，我也会讲错话，如果有何不妥，请大家谅解。当然，三味书屋仅是民间举办的讲座场所，面临的不是政府机构。面对政府机构，我可能会说，请宽大处理吧！不管怎样，在大震之后的第一个“六.一”儿童节，我作为一个老人，让我献一次丑。我的题目是《我在北京做律师》。坦白地说，从2月份开始我就一直推拖，推到现在，就随意地报了这样一个题目。主要内容共有两个部分，一个是我做律师，另一个是，我在北京做律师。希望大家对中国律师的现状，对北京律师的生活有所了解。如果我的观点不正确，相信今天到场的同行、朋友会在适当的场合、适当的时间予以纠正。
第一点，律师是一种职业。既然是职业，就应当允许律师采用正当的手段去谋生、去赚钱，这不仅是职业的需要，同时也是生存的需要。何谓正当手段？我想借用庄子的一句话来概括。必须说明，我现在作的解释，并不是庄子的原意，仅借用他的话说明问题。庄子说：“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庄子原话是“离析”的“析”，现在我将它改为“分析”的“析”，叫做析理，析万物之理。舍此，未必是正当手段。律师的析理应当达到以下几个目标：第一，一定要明辨是非；第二，一定要理清事物的关系，即法律关系，非一般的社会关系；第三，一定要衡量公正；第四，一定要维护人权；最后，一定要做到扶危济困。归结起来，律师职业是高尚的，而现实却与之相反，在律师业和执业者队伍中，已经出现大批将高尚的律师职业异化、变种的人，致使内部不正当竞争已经严重到相当的程度。对于不正当手段，可以从两个方面考察。在内部，行业竞争是允许的，但是采取不正当手段，搞所谓的竞争，应当坚决抛弃；另一方面，我将它喻为“大吃小”，即某位大律师以“大”之名组建律师事务所，雇佣众多的小律师，大律师不办案，只负责招揽案件，然后指派小律师办理案件，对他们进行变相的剥削。不正当手段，变化方式还有很多，在此不一一列举。至于外部的不正当手段，可谓五花八门，不一而足。全国各地被曝光的法院院长无一例外地都牵扯到一批律师。北京西城区法院院长贪污受贿，数额特别巨大，居然判不了、判不下去，原因在于，他交代出一批律师，有立功表现的缘故。总之，律师职业是高尚的，千万不要将它糟蹋掉。
我刚才讲谋食，接着讲谋道。律师不仅是一种职业，还是一个事业，是依靠进步思想助推的事业。这是广东的一名律师给我的启发。我认为道的核心就是公平正义，律师业谋的就是公平正义。在谋道过程中，第一，要保障公平；第二，要伸张正义；第三，要维护民主；第四，要积极参与或支持建立一种合理的社会秩序。律师应是最爱秩序的人，在谋道的时候，必须把这点放到突出位置。所谓进步思想，核心有两条，一条是健全法制，一条是实行法治。通过这两方面，努力提高包括律师在内的人们的情操。这个事业值得为之倾注心血，同时，必须极力保持自重。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律师应当是大众的益友，是连接人民与政府的纽带与桥梁，是建立合理社会秩序的积极的力量。我相信律师绝对不是异端，不是所谓的异己分子，动辄将律师作为异端邪术对待的认识是错误而荒谬的。如果这个力量能够被充分利用起来，我相信在某些层面、某些环节，整个社会面貌就会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化。
第二点，律师工作的主要特点或是职业习惯，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依法解决问题。如果大家寻求律师提供帮助，选择标准在于：看他能不能解决问题。为了解决问题，律师必须具备较强的业务能力。比如求实的能力、求是的能力、逻辑思维的能力、应变的能力以及语言表达能力，这些都是律师必备的基本素质。其中，语言表达能力是律师的门面。从目前情况看，很多律师语言表达能力低下，最让人感到寒心和担忧。这让我想起老舍先生写的《西望长安》，书中讲述一个政治骗子，叫李万铭，农民出身，他能把斯大林勋章骗到胸前，骗得毛老人家也云里雾里，被指派赴苏联考察，最后他不但有了官衔，还有了军衔。后来由于极为特殊的情况，使他的犯罪行为得以暴露。在从西安到北京的软卧车厢里，他同一个总参军官坐在一起。那个军官问他，你到北京干什么？李万铭回答，去开一个最高军事会议。这个军官听后大吃一惊，最高军事会议怎么没听说过。军官下了火车，马上打电话核实，一问根本没有这回事，就此案件才终以告破，李万铭被判十五年徒刑。李万铭这个人口吃，他以参加抗美援朝被炸，留下口吃后遗症为掩饰，四处行骗。在这个案件中，恰巧，庭审法官也口吃，怪就怪在律师也口吃。想象一下，几个口吃当庭瞎审一气，无论如何不好交代。这个事情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就律师而言，表达能力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书面，一个是口头。这两个方面都很重要。根据我的体验，书面表达应当做到八个字，即朴实无华，准确精炼。如果达不到这八个字的要求，应当说稍逊风骚。特别是在书写辩护词、代理词时，体现得更加充分、更加明显。辩护词脱离不开事、理、情。事，即事实，要作为骨；理，即道理，要作为肉；情，即人情，要作为筋。有骨、有肉、有筋，还不够，要用新鲜的血液，即新鲜的语言，将它们连接起来，贯穿在事、理、情之中。只有这样，辩护词才能生动，才能活泼，才能站得住，才能立得稳，才能永远常青。否则，就会失去直击要害的力量。庭审活动由两部分组成，一个是事实调查阶段。在这个阶段，律师口头表达一定要遵循某位大师的名言：我不是在同你争论，我是在告诉你。它应是一种理性的交流，而非剑拔弩张的战斗。在辩论阶段，又呈现另一种情形，应当将其视为发表演讲。很多律师对此不屑一顾，我多次听律师说，今天的案子我没有多少准备，就简单说几句吧。对此，我曾不止一次地在法庭上感到脸红。辩论演说是一个律师素养、水平的集中体现，它不仅反映律师的精神面貌，还能展示律师的思想水平、知识水平和各个方面的能力。古罗马大师说，演讲是道德完美的体现。我认为，这个道德不是一种规范，指的是风貌风范。发表一篇好演说不易，我本人也做不到，但愿意学习，遗憾地是我们很多律师甚至连学习的愿望都没有，经过这么多年，总是提高不快，实在让人感到遗憾。我把这段总结一下，写好辩护词并善于表达，要求有较高的水平、有丰富的知识、有执著的精神、有严谨的作风、有哲人般的胸怀、有诗人般的激情，有语言大师的文采，有演说大家的风度。有人会说这个要求过多、过高，但我认为如果律师是个有心人、有志者，历经长期磨练，一定能够达到这样的基本要求。我曾发誓，我真地不相信，在21世纪的东方，在演讲方面超不过古罗马和古希腊的演讲大师，我不信也不服！现在看来，我真地太狂妄，我们与古人的差距实在太大。超不过也不能泄气，需要我们继续努力，争取达到这个目标。
第三点，律师工作的作用和意义在于，要通过解决问题，表现一种世界观、人生观，体现我们民族的特征，反映时代的特点以及大众的愿望和需求，积极创造呵护理想社会的环境，推动社会建立合理的秩序，打造一个美善的境界。做到这一点，需要我们不断积累知识、经验和智慧。每个律师是互不相同的个体，风格、面貌、水准、气质和风度，都是唯一的。正因为有了个体差异的存在，这个世界才变得万紫千红，如果丧失了个体差异，律师事业就会走向枯萎。应当明白，法律之所以被敬仰，继而被信服，不仅仅在它的权威性，而且还在于它的魅力。对于这点，我觉悟得很晚，是在去年与《南方周末》的一个记者谈心中，获得的启发。我认为，法律的魅力体现在正义性的内在属性，也就是呵护正义的法律才是美的，是有魅力的。法是治的工具，对于工具，应当加以美化。再进一步，法是一种表达手段，凡被表达的事物，肯定会受到美的感染。众所周知，法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凡是意识形态，就会受到美或丑的制约。把这几点综合起来，法律之美、法律魅力，是法律权威性的哲学基础。当我们温习法律哲学的时候，的确应当把美学作为重要的一支加以考虑。马克思说，“人在按照美的规律建造世界”，这个哲学观点可能来自古希腊“美是真理的光辉”这句格言。因为有了这样的觉醒，我从去年开始，居然在法庭上大谈法律的魅力。我希望我们的法官能意识到法律美的特征，不要以自己的恶行使法律遭受丑化。我们参与的诉讼活动，如果仅仅体现司法的权威性，未必能使大众信服。如果律师在法庭上能够展现和弘扬法的魅力，一定会为人民大众信法服法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现在，讲一讲朋友们最为关心的问题：我在北京怎么能办这些敏感案件，也有人将其称做政治性案件。老实说，办理这类案件我有一个思想发展的过程，向大家亮明我的心态，有助于增强对我的了解，也让大家知道社会上那些流言蜚语是多么地经不起检验。在1991年我接触所谓的“六四”案件的时候，当时的心态是，可以接、应当接，但能不接就不接。我不是为自己考虑，而是为当事人考虑。原因在于，在1991年，我早就知道许多法院的法官讨厌我，他们在公开场合宣称，只要张某来，就一定给其代理案件的当事人重判，结果真是如此。我代理的广东中山案件，当事人是一个工人，工作勤奋，善于钻研，在他的努力下，不仅其所在的打包厂获得重生，而且使该厂进入国家打包行业的前三名。后来因为遭到妒忌，有人就想把他们这个领导班子整体搞垮，于是耍诡计出阴招，以每年应得的奖金诬陷为贪污款项，将他们告发。中山的朋友说，这个案件共有11个被告，请你前来助威。我答应了他的请求。我的委托人是第五被告，在他的前面有书记、副书记，居然判刑最重，而且在法庭发言，我始终列在最后。鉴于这种情况，如果因为我代理了案件而使委托人遭受重判，我感到于心不忍，另一方面，由于主客观原因，最后我还是接受了。我至死抱定一个信念：准备坐牢。我没有产生任何的恐惧，反正监狱是人坐的。我也没有留下任何的退路，仅写了一个不算遗言的遗言，交到律师事务所密封，叮嘱他们在我坐牢之后再打开。这个遗嘱至今还在封存，现在早已忘记书写的内容。同时，我对此类案件，采取大案小案都是案，不分大小、一视同仁的态度。我同很多人开玩笑，我说，我真正办案子的时候，差不多有六十岁，一个六十岁的老翁，千里迢迢去办一个小小的盗窃案件，你们是否相信？我办了，因为在我的心目之中，无论案件大小，只要大众有需求，我就应当全力以赴。有了这样的心态，自然就不会像有些人讲的那样，我以屡战屡败而著称。败了以后是不是如丧考妣、痛哭流涕？我哭过，但并不是因为我的失败。在第二个阶段，我逐渐有了自信，感觉在律师行业，办理此类案件非我莫属。首先，我对中共惯用的政治斗争手法比律师界其他人，更为熟悉。这得益于被斗挨整的经历，是吾党对我多年批斗教育的结果。正因为有了以上经历，使我深知应对的措施和规避的办法。刚才，我同所里一名律师通话，他说一个美国人来所，被公安局盯捎。我告诉他：“凡是被盯上的，非蠢即笨！”，是缺乏历练的表现；其次，面对着这样一个社会现实，我进一步坚定了“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信念，对可能遭受的恶劣后果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在第三个阶段，我充分认识到办理这样的案件一定要讲求策略，要肯于思考，下功夫研究问题。即使官司必输，也要输得明白，要对得起历史，对历史有所交代。当时，清规戒律相当多，对律师辩护设置了重重障碍，但我有一个基本地把握：第一我不违规，第二我不违法，总之不出格，因此政治风险更小，坐牢的概率更少。最后，我感觉到我的思想认识也有了极大提高，即办理此类案件，表面是为被告人辩护，实际是在为理念辩护。如果面对被告所承受的无端罪名而无所作为，迟早有一天，同样的罪状、同样的罪名也会落到我的头上，这点毋庸置疑，绝对如此。
当时，对这类案件明确规定不得作无罪辩护，但偏偏这些被告无一例外都是无罪。他们饱含冤屈，非但没有过错，而且个个是顶尖的人才。因此，我主张换思路、变提法，努力冲破一切不当的禁令，冲破一切预设的障碍，不纠缠于有罪无罪的认定，而是以事实和证据将指控反驳得体无完肤，最终推导出指控不能成立的结论。现在看来，这种办法极为奏效。如，在办理北大博士、物理系学生王军涛案件的时候，我针对起诉书的指控，将主要事实逐条罗列，在关键之处，甚至一句一句地举出事实予以反驳。第二点，针对起诉书指控的罪状讲法理。如，著名记者高瑜案件，开始指控她触犯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经过我们据理力辩，最后，罪状不改，刑期不改，将罪名改为泄密罪。在鲍彤案中，被告人最重要的罪名之一，就是攻击政府。我内心清楚，从材料上看，起诉书指控的攻击政府就是指攻击时任政府首脑李某。的确，李某存在问题，鲍彤完全有权利向中央反映。而李某心有戚戚，居心叵测，下定决心将他收拾而后快。我在辩护词中写到：“政府”和“政权”是两个相关但又相异的概念，“攻击政府”与“推翻政权”具有不同的含义。请允许我据此说明，反对政府首脑并不等于反对政府，更不等于推翻政权。当年主张反对 “两个凡是”的中央领导，任何人都不会认为他的行为是在攻击政府，由此也不能得出旨在推翻政权的结论。中央领导可以做，民众为何不可。另有一个“四君子”案件，就是有四个北京小青年，颇有一番政治热情，要研究如何进行体制改革。在他们之中有个卧底，受卧底的怂恿，成立了一个青年政治学会。学会成立后，麻烦随之而来，他们被政府拘捕。起诉书指控，张某某等人提出“中国当前实施的民主是假民主，要结束老年政治，建立青年中国”，这是妄图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颠覆人民民主政权的行为。对此，我从两个方面进行辩驳：第一，指控的第一个论据是实施假民主，我们可以冷静理性地，结合现实政治生活提出一个事实：这些年来，搞假民主不在少数。仅在近期，我又收集到一个证据，本月18日，《读书周刊》转发了《炎黄春秋》刊载的迟泽厚《我亲历的中共“九大”》一文。文章披露了九大公开大搞假选举、假民主的情况。文章写到“各代表团受领任务，把哪些人投或不投这十名对立面，就陈毅等人，落实到人头。各代表团明确了自己的任务后，必须从‘三忠于’的高度，以党性保证按要求投票。结果，毛泽东以1510票全票当选，朱德得了809票，陈毅得了867票。”回顾党的历史，面对如此严酷的事实，使人深感震撼。当代有志于民主建设的青年学子对政府提出批评意见，即使语言过激，也应当予以认同。可悲的是，却被诬陷成为推翻党的领导。第二，指控的第二个证据是“结束老人政治”。应当知道“结束老人政治”是邓小平的政治主张之一，被十六大所接受并付诸实施。如果强加“结束老人政治”就等于颠覆政权，这就将矛头指向最高主张者，起诉书指控的荒谬之处不证自明。再如，很多案件都涉及到一党专政的问题。我的想法是，要将学术讨论同行动上要推翻执政党，严格区分开来。学术讨论讲求自由，加以限制绝对行不通。1943年3月31日我党在《新华日报》公开发表《一党独裁，遍地是灾》的社论。由此推论，有关一党专政的问题可以自由讨论。以上案件表明，要采取有针对性的富于策略的方法，达到为当事人合理辩护的目的。
最后，办理此类案件最需韧性。这个韧性是鲁迅先生的教导。在我办理王军涛案件后，最高人民法院简报点名予以批评。根据是，张思之居然在法庭上提问了13次。后来，我写文章给予反驳，多少次是度，是13次还是12次。无论怎样，办理此类案件一定需要韧性，需要持久精神，毕竟在那段时间政治压力比较大。我借用例子进一步说明韧性的重要，陕西发生一起死刑案件，该案代理律师发现裁判确有错误，在判决宣告后，以最快地速度向最高人民法院反映，请求暂停执行，结果20多天后继续执行。事后律师说，我尽到最大努力，枪响之后，我的任务就结束了。对此，我持不同的观点：枪声一响，我们的任务才刚刚开始，一定要将案件查个水落石出。这就是为什么多年来，我对代理案件不依不饶、追查到底的原因。对办理此类案件是否都满意呢?绝对不是。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解决好北大才女、烈士林昭女士生前所说的组织性和良心矛盾的问题。党反复教育我们，一定要顾全大局，但我真的不明白顾全大局的含义。党也不解释一下这个大局到底指什么。我确认的大局是，依照宪法法律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除此无他。有个王炳章，是中国改革开放前所谓第一代民主精英和民运分子。此人获得医学和哲学双博士学位，既不做大夫，也不研究哲学，一心一意投身民主建设，在国内搞不成，就跑到美国继续从事民主运动。当然，政府对他恨之入骨，大概在2002年，便设计在中越边境将他抓捕，并判处无期徒刑。一审请我代理，广东法院告知后天开庭，时间已来不及，建议二审再来，我说可以。等到二审，法院又说王炳章已请律师，不用来了。到申诉阶段，法院失去了搪塞的借口，就主动找我，转达上峰的意思：王炳章案件的申诉，你办影响太大，是否可以不办。我向来者提出，只要讲明是哪位领导作出的指示，就可以不办，对方闭口不答。于是，我说，你们是律师行业的管理者，办事要讲公道讲良心，要学会换位思考，如果你是律师，我是官员，你又做何感想。因此，该案申诉至今还我的手里，我已下定决心一直办下去。这既是当事人的需要，也是揭发不可告人丑行的需要。第二，尽管我发表了一些辩护词，但没有一份辩护词能做到畅所欲言，这是能力欠缺的表现，是我内心深处的悲哀。第三，办理此类案件肯定面临风险。实际上，律师行业本身就有风险存在。如果对律师执业风险进行细致地研究，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自我引出的风险，主要表现为贪名图利，自招风险。很多律师为了蝇头小利，奴颜媚骨，特别是年轻律师心绪浮躁、急于出名，受了所谓“人过留名，雁过留声”的影响。在我看来，真正靠住的，是依靠自身真功夫，真心诚意地付出，即使为数不多的人把你记在心上，那也是真正的名声。比如大家给我戴上的“桂冠”、“良知、良心”之类的美誉，徒具符号意义，犹过眼烟云，又值几何？千万勿为名利，而将律师业的声望败坏，把招牌搞砸。而政治风险来自于自身的不自重，不自爱，往往授人以柄，有辫子被抓。此外，律师的风险更来自司法环境的恶劣。当前，司法环境相当不尽人意，司法的黑暗实在让人难以启齿。经过汶川大地震，才使我进一步理解了一个浅显的道理：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是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的证明，难以控制和把握，但我们可以以正确的态度、正确的方法应对。我在同广东律师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坚持认为，为了当事人的利益，不得不贿赂法官、于法外行走。我说，每个律师都有他的当事人，问题在于，宁肯牺牲当事人的利益、面临官司惨败，也要维护国家的基本法制，不能为了办理案件，而牺牲制度的公正，以换取当事人的满意。就目前的司法状况，律师只能慢慢等待形势的好转，绝不可与法官互相腐蚀，同流合污。最高法院举办一个所谓的高级法官培训班，一定邀请我参加。我先给他们作了个揖，说诸位法官，从今天开始，我们不互相腐蚀好不好？后来有人告诉我，这些法官对我说的这句话特别反感。我们如何应对恶劣的司法环境，化解不应有的风险，这是摆在我们每名律师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关于律师业同媒体的关系。应当说，二者是以最恰当的方式，相互协作，结成的友好而松散的同盟，这是最理想的合作状态。但在现实中很难做到这一点。原因双方都有。在记者方面，抢新闻、炒新闻是记者的职业需求，而很多案件不宣传则已，一宣传反而难办。河北聂树斌案就是证明。当时，我告诉某某先生，文章不能再写，炒作地太厉害，把当局都炒怕了。因此，该案历经多年始终处于胶着状态。我非常反对律师在诉讼尚未完结时，就利用媒体大加炒作的做法，其后果对律师事业不利，对具体诉讼更不利。而这点，至今还未得到律师业的高度重视。我在冰点事件诉讼完结之前，没有接受任何记者的采访。还可以讲一个极端的事例。魏京生案件宣判前，我委托朋友在石景山找个小旅馆，开庭后就到那里暂住，第二天直奔机场、飞往广东，目的是躲避来自世界各地记者的蜂拥而至，为诉讼活动顺利完成创造条件。这不是害怕什么，如果利用媒体大做宣传，目的达不到，问题也解决不了。要变得更明智和理性，可以在诉讼完结后的适当时机，予以宣传，这样做不会埋没成绩。对魏京生案件，我大约在诉讼完结后的两年，长长地写了一篇文章，全面介绍了情况。这是我化解风险的经验，仅供大家参考。
律师到底应该成为怎样的人，我想引用“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表明我的想法。有人将“出淤泥而不染”改为“出污泥而不染”，十分贴切，比较符合现实。不管怎样，律师现在就处于污泥的边缘，如何做到“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这是对律师业及其执业者的长久锻炼，也是一次严峻的考验。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