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个不想活的人来说，剩下的问题只是选择一种自杀方式。
只是这些决绝的人太年轻了——年龄在18—24岁之间。本来他们想以饱满的激情和世界谈场轰轰烈烈的恋爱，但他们悲哀地发现，这个世界不仅不爱他们，甚至不需要他们。
像所有年轻而受伤的心，蜷缩在一个酷似集中营的工厂，决定以死唤醒世界对自己的注意——哪怕只是片刻。像都市里失恋的孩子，他们爬到了楼顶，试图在生命最后的时刻能用目光越过钢筋丛林、冰冷机器，然后便像鸟一样飞翔——终于自由，也阴阳相隔。
今年1月以来，在南方一家叫富士康的全球知名企业里，有九条年轻的生命连续以极端的方式向这个世界说再见。
按照惯例，生前无法被善待的生命死后迎来了哀荣,只是凡间已无能力安抚逝者，企业便请来高僧作法，试图让这些未真正开始就已凋零的生命能相对体面而幸福地轮回。
这些厌弃生命的年轻人有这样一些共同的特质：除了令人心悸的年轻，就是来自农村贫寒之家，入职时间短暂。按照专家的测算，在城乡之间钟摆式生存的农民工有1.2亿左右，而且正在经历代际传承，在上一代人集体无望又无奈地结束漂泊后，更加独立、更有个性、更重尊严的年轻一代登场了，面对惨烈的就业岗位竞争、超负荷而单调的工作、微薄而增长无望的收入——其实这些都不是摧毁自杀者的致命绞索。
现在媒体关于整个事件的调查和反思热度急升。
来自企业的解释是，轻生的人有三类：一是个人情感出现问题的人，二是有生理疾病问题的人，三是社会防范意识不够的人。
潜台词是他们从身体到心灵都不够坚强。很符合现代社会丛林法则，无非物竞天择，弱者该死——不新鲜也深受很多所谓成功人士欢迎。与之呼应，有专家说，80、90后是现代大城市中新生打工族，这代人多是独生子女，抗压能力、吃苦能力比较差，当远大梦想遭遇现实巨大挤压时，这些心理尚未成熟的打工者难以承受。
这样分析问题是安全的——这些来自底层的死者已无法辩驳，他们悲伤的亲人也没有话语权。许多该负责的人内心也因此得到解脱。
不过，自杀事件如此密集连续爆发，甚至据披露，富士康园区内已被发现制止的这一类事情还有二三十起，又在提醒我们需要将视野打开，思考推向纵深。
这些试图或成功自杀的员工在劳资博弈中处于极端弱势地位，有时需要遵守种种不合理的甚至带有侮辱性的规章制度，必须用透支自己时间和体力来换取勉强糊口的薪水，不少时候还被克扣拖欠。更重要的是，在企业主眼里，他们和冰冷的机器设备别无二致，都是换取利润的工具，都叫成本。而社会的有效支持尤其是心理救援，在经济增长、企业效益至上的政绩思维下荡然无存。更重要是，这些贫二代们除了在流水线上辛苦地劳作，几乎看不到其余改变命运的上升通道——别提比尔盖茨和李嘉诚式的个人奋斗了，在目前制度环境下，还没有传销靠谱呢。
写这些既不是为自杀者的脆弱开脱，也不是刻意谴责社会，只是为了避免悲剧重演。
也许，在这个利益至上的时代，似乎应该集体思考一下超越利益的追求了，对于底层公众而言，那叫公平正义，叫人文关怀，叫希望不灭。
最后，我想起黑塞写的名著《在轮下》。面对呼啸而至的时代车轮，我们必须加速奔跑，有时会力不从心，有时会浮躁焦虑，但必须适应，它可以轻易地将每一个落伍的个体远远抛下，甚至碾作尘土，且不偿命。
最不可取的是轻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