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趁着庚子之变，八国联军入侵，清朝皇室开溜，孙中山的革命党，在广东的惠州，发动了一次武装起义，惠州三洲田起义。这次起义，在孙中山看来，是时局转换的关键。经次一役，国人不再目他们为乱臣贼子，反倒有点同情了。其实，孙中山错会意了，国人对他们的态度改变，跟这场起义关系不大，主要是因为清廷在庚子之变中的倒行逆施。但是不管怎么说，惠州三洲田起义，在革命党人的起义谱系中，地位不低。

起义跟多数革命党人起义一样，动用的是会党的力量。具体在惠州，就是洪门三合会或者三点会的会众。本来，洪门未必有很强的政治性，所谓的反清复明宗旨，很大程度上是遭遇朝廷压迫之后，经高人点拨加上去的。社会上逸出土地的人多了，脱离乡土宗法系统讨生活，有个组织，相对容易些，帮会也好，民间宗教也好，就应运而生。朝廷不喜欢，加以打压，倒也自然。可是，古代的朝廷是弱政府，控制力不强，打压也打压不了。于是，帮会就不黑不白地存活着。凡是在政治上想有作为的反政府势力，都会很自觉地想到他们。太平天国用过他们，戊戌维新被镇压，激进的维新派，也利用过帮会。最后轮到革命党了，早在兴中会初起，孙中山就加入过海外的洪门。在国内舞枪弄棒，扯旗造反，拉这原本就被朝廷视为非法的团体入伙，则是最方便的选择。

惠州这个地方，在广东自成系统，民风强悍，不思守法的“刁民”多，洪门势力大，是个策动造反的好地方。革命党在辛亥武昌起义之前，一共发动了十次起义，就有两次在惠州。

策动会党起义，冒风险他们并不太怕，原本就是时常冒死犯难，干犯法纪的流民嘛。但是，做这种事，一要有钱，二要有枪。对帮会来说，这不是革命，他们也理解不了什么叫革命，只是买卖，刀口舔血的买卖。比起平时的小打小闹，此番只是做的大了一点而已。钱，革命党是有的，每次起义，他们都会在海外筹钱，筹够了，才发动。起义发动起来之后，按日发饷，走街过巷，每到一地，起义者都要杀猪漉酒，大吃大喝。东西还不是抢来的，可见钱是有的。枪也好办，惠州临近福建，福建对面是日本占据的台湾，而福建也是日本的势力范围，经台湾到厦门走私枪支，一般不成问题。所以，造反的洪门手里，就有了最新式的快抢。

起义的发动，时机很好。北京被八国联军占领，天下大乱。同时，台湾的日本总督儿玉源太郎，对孙中山的举动，有直接的支持（这几乎是日本的一贯做法，总是支持中国政府的反叛者）。因此，参与起义的，还有一群日本人。有名有姓的有宫崎寅藏、平山周、福本诚、原口闻一、远藤隆夫、山下稻、伊东正基、大崎、伊藤岩崎等十余人，算是一支“国际纵队”。计划是先由郑士良等人潜入惠州三洲田，先行组织。然后孙中山携众“中日同志”一起到来，共图大举。没想到，郑士良进去把人拉起来之后，港英当局不给面子，孙中山他们在香港受阻。郑士良眼见粮饷将尽，人要散了，于是冒险发动，如果成功，就在海边占个地方，等待从台湾来的援助。

起义发动的时候，由于起义举枪械精良，有格林炮和毛瑟后膛枪，一时间占了便宜，打垮了好几股清军。俘虏了清兵，就剪下他们的辫子，让他们做苦力。虽然后世称他们为革命起义军，但当地人依旧称他们为红头贼，仿佛这些人跟太平天国时期起事的红巾军是一回事。起义军也是腰缠红带，头裹红巾，还打着红旗。领头的人等，头插雉鸡翎，胸挂红绣球。起义失败之后，被清军打死的首领，身上还挂着结成花球的红绸子。尽管是革命党人发动的起义，但是参加的洪门，还是跟其他扯旗造反的农民一样，喜欢把跟戏班子学的本事，用在起义上。

虽然中国的朝廷，有段时间不知所踪。但在广东的地方官，还算负责任，没有听说了起义，就一溜烟走了。当地的民团，也不买帮会的账，硬是帮着清军打义军。虽然起义军一度聚拢了近两万人，声势不小。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日本内阁换人，新的总理大臣改了政策，不主张支持孙中山。于是，预期的外援没有了，钱也没了，枪弹也没了，三合会会众，一哄而散，两个参加起义的日本人死了，郑士良只好走路，起义失败。

洪门对革命和主义毫无理解，也没法理解。用他们起义，等于雇人造反，钱在人聚，钱散人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