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里谈两个问题：一个财政体制改革和税制改革，第二个问题讲一下我们这个国家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在转型组合之间的模式问题。
我们国家现在财政体制，关键就是这么几个问题，第一就是很多钱没有纳入预算，比如说社保，比如说收费罚款，土地收入，而且还有一些国有企业的一些预算，当然最近在赶，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所以我们每年探讨政府到底收了多少钱，花了多少钱，GDP的税费到底是多少，我们现在这个财政全部收入实际上只是整个税收加上一点分税收，再税外脱离预算管理的资金，包括土地，包括社保，包括国有企业的利润，以及大量的收费罚款，我非常保守的算了一下，2009年我们预算率大概6万多亿，如果加上社保土地，收费罚款，还不包括国有企业的利润，这么几项，整个财政收入就是11万2千亿，占GDP33%-34%左右，这个税负在全世界已经和发达国家的税负水平一样了，这是没有全部纳入预但是另外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我们现在对于许多部门，过去许多机构可以设立，组织部给你配领导，人事部门给你配编制，配机构，但是财政没有钱。最后就是给你一些收费罚款的权利来供养这些公务员，因为这些部门在前几年坐收坐支，你收上来再拨给你，但是收支两条线带来不好的后果，一个把过去许多没有法定化的政府收入合法化。
其二，就是政府潜规则上给他一个罚款分成，那么许多部门，比如说你去年收了一个亿，今年收了一亿二，上级部门给你拨5000万，现在就想方设法收费罚款，像绝对化的管理部门是不给你经费的，给你收费罚款的权利，可以向违法的小商小贩罚款来供养，很多大楼都是通过罚款筹资建设的。
改革30年来，我们的政府和行政事业性单位，不是财政供养，给他们收款权，带来收费机构人员膨胀，机构膨胀，收更多的费，罚更多的款，养更多的人，导致一个更坏的制度，这是第二个财政上的问题。
另外一个，政府支出比例太大，我最近写了一本书，中国向何处去，专门计算人员膨胀和财政支出的比例，2007年我们政府供养人员的支出比例是全部实际支出比例的44%左右，那么这个比例在日本是行政公务人员2.5%，美国政府比较昂贵是15%，我们供养人员花掉的钱太多了。这是第三个问题。
四、我们现在税制结构，它主要除了关税以外，主要向企业征税，主要就是增值税，两项附加税，25%的所得税，加上5.5的所得税，还有社保基金，这样按照福布斯的测算，没有测算收费和罚款这个项目，中国税收指数在全世界列为法国之后，为第二，就是中国的指数，而且对于人们创业经营扩大就业都是非常不利的，就是办企业如果你老老实实的交税、缴费，那么几乎无利可图。
但是对于财产不收税，对于资源不收税，国外要对移动通讯这样的公司，要对他们的空间战略是要收税的，对于污染是要收税的，对于水资源的话，你用一吨水，收一吨的税费和一吨的排污费，像一美元的水费就是一美元的排污税，我们中国对于一般不收税，所以这个税，对于鼓励创业，抑制实力经济非常不利的，节约资源利用是非常不利的，怎么改革？第一要废除收支两条线，我跟贾康看法不一样，我说改革加了一个潜规则，首先是废除，有一些不能收的就不能收，城管政府养起来就行了，不能随意给收费罚款的权利，所有的钱都纳入政府预算内管理。
三政府在整个GDP收入的比例进行限制，起码不能超过20%，第三对于政府支出的比例要进行限制，就是政府供养的人员，你的支出不应该超过财政支出的15%，我们把我们政策弄昂贵一些，19行不行？现在我们44%了，2007年的数据，那么另外这次像总理两会上说的，能不能阳光财政，公开预算，收入预算，老百姓约束，真正通过人大代表，人大代表真要懂这个预算，这是改革的一个方向。
第二个我们经济结构当中转型过程当中发展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选择什么的？政治体制还是选择集中的政治体制，比如说一党制，党管新闻，党管干部，党管军队。
为什么要这个，我觉得它有这么一个问题，你要是比较东亚的发展来看，比如说韩国和台湾，包括拉美的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都是它的政治上独裁的时候，而不是民主化的时候，这是第一，第二个就是像泰国，巴基斯坦、印度这种民主制度并没有给这些国家带来比较高速的经济增长，第三觉得中国处于多民族的国家，而且人口剧烈的流动，昨天有一些学者提出来，要多党制，我想如果推进这些的话，可能社会也承受不了，而且我们还是发展不平衡，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实行集中的政治体制的时候，党一定管好党，党一定管住政府，比如说政府的收钱问题，花钱问题，政府的审批问题，这个要进行一系列的改革。
另外，在推进民主的过程当中，首先是应当推进财政的民主化，就是要你先把政府收钱和花钱管住，纳税人交了多少钱，你为什么收我这个钱，首先推进这个民主，另外就是经济体制要实行市场经济体制。放宽审批、注册、登记、检查、年检对经济的管制。
韩国、台湾高速经济增长，很多政治上相对集中，但是经济上不管，我们上一个项目，企业有点事实在是太难，每个都要年检，年检就是对企业的大波，能不能放活经济，政治上适度集中，政治民主化，使我们20年有一个稳定的政，既经济上有活力有动力，又在政治社会上有稳定的增长环境，实现20年，30年、40年这个世纪中叶的经济发展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