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导言
1.1 这里所说的中近期，指的是未来十年。作为自然时间标志转换的“世纪之交”，就将发生在未来这十年当中。在这样的一个历史时刻，我们同时也面临着中国社会的重大历史转折：从长时段说，在整个二十世纪，经历了上半个世纪的动荡和革命，下半个世纪的探索、迷途和改革，非常规化的时代即将结束，而进入一个常规化的时代；而就眼下而言，改革中屡次被推迟的那些最棘手的问题，则必须在这十年左右的时间内被面对，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一系列社会与政治制度安排需要在这个时段开始建设。可以说，未来的十年，将是我们这个民族所要经历的历史长河中非常关键的一段。中国在二十一世纪的基本走向，甚至于中华民族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我们在这个看起来似乎很短暂的历史时刻中的思考、选择和作为。本报告所面对的就是在世纪之交即今后约十年时间内中国社会将会面对的一些可能产生深远影响的问题，尤其是社会结构演变的基本走向以及这个走向对中国社会生活的长远而深刻的影响。
1.2 理性使人类产生预测的偏好，但预测的结果往往成为人类理性的玩笑。 1997 年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就是《关于中国未来的争论 ---- 为什么权威评论家们对中国去向的预测总是那么糟糕？》。事实上，在最近一些年中，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都有许多关于中国问题的预测，其中有些是乐观主义的，有些则是悲观主义的。但这些研究和预测报告发表后一段时间内中国社会的运行轨迹证明，现实往往与预测大相径庭。而且一般的情况是，这些预测越是具体，其与现实结果的距离也就越远。究其原因，除了预测本身的困难之外，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就是预测者往往对在过去近 20 年时间里中国社会生活运行机制所发生的一些微妙而重要的变化缺乏敏感，反而往往是在缺少这种敏感的情况下对社会趋势进行直线的推断。
因而，本报告的侧重点并不是对未来十年中国社会发展或社会结构演变做出具体的预测。本研究的目的是力图通过对近 20 年来中国社会中各种社会力量的生长和演变、在此背景下社会生活机制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以及影响社会走势的变量的分析，描述出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一些基本趋向，以及在这样的趋势之下中国社会在中近期可能会面对的一些重要而基本的问题，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一个分析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概念框架，从而为今后更为具体的研究和预测奠定一个基础。
1.3 这样的分析思路表明作者的一个基本假设：作为社会行动者的人以及由人所构成的各种社会力量，是影响社会走势的重要力量。我们将这种社会力量的构成看作是社会结构。需要说明的一点是，社会结构是一个在社会科学中被广泛使用的概念，同时也是一个经常被滥用的概念。在本报告中，我们所赋予这个概念的是一个特定的内含，即社会结构是指一个社会中各种社会力量之间所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关系。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初步研究表明：目前的中国社会是处在一个怎样的历史阶段和基本的时代背景之下；在这样的一个基本背景之下，中国各种社会力量的组合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哪些力量在崛起，哪些力量在衰落，这些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是一些什么样的社会力量在影响或左右着中国社会的基本走势，这些力量自身的变化及其结盟和冲突的可能性如何；在过去十几年的时间里，中国社会生活的运行机制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这些变化对中国社会的基本走势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一些重要的社会问题具有什么样的趋势，特别是影响这些趋势的变数有哪些；在这个重要的历史时刻，如何在结构、制度和组织的层面实现中国社会的历史性重建。在这些问题中，尤为重要的是社会力量的重新组合，以及一个社会是用什么样的制度构架来组织社会生活。
1.4 在这里首先应当交待一下本文所使用的一些基本概念和理论框架。我们认为，国家、民间精英、民众是社会结构中的三个基本的结构因子。由这三个结构因子所形成的较为稳定的互动关系，是社会结构的基本构架之一。这里所说的国家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是特指国家机构。在传统的国家理论中，人们更加强调的是国家的“代表性”，即将国家看作是某些利益集团或其联盟的代表。因此，国家的决策，不过是统治阶级利益和意志的表达。但近些年来一些重要的研究表明，国家是具有明显自主性的实体，是有着独立目标和利益的社会行动者。民间精英则是指身在民间 ( 或者说是处于国家机构之外 ) ，在公共领域中起到领导、整合、组织、管理、协调、仲裁等社会作用的力量。民众则是构成社会成员大多数的普通老百姓，这是一支以潜在方式发挥重要作用的社会力量。本报告对于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分析，将主要以上述三者之间的关系为线索。
二、前提与背景
2.1 ( 略 )
2.2 ( 略 )
2.3 ( 略 )
2.4 49 年后大陆建立起的是一个总体性社会，即一种结构分化程度很低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 国家对经济以及各种社会资源实行全面的垄断， 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三个中心高度重叠，国家政权对社会实行全面控制。总体性社会的三个基本构成要素是 : 第一， 国家对大部分社会资源的直接垄断。这里的资源不仅指生产资料， 也包括如城市中的住房等生活资料，日常生活用品的供应， 以及就业等机会资源。也就是说， 国家不仅成为生产资料的垄断者， 而且也是生活资料的发放者， 权力和威望的配置者。第二，社会政治结构的横向分化程度很低，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意识形态中心高度重叠。意识形态是总体性的，政治是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经济与其他社会生活是高度政治化的；第三，从纵向角度看，消灭了统治阶级，过去的“国家－民间精英－民众”的三层结构变为“国家－民众”的二层结构。精英的位置不再存在，国家直接面对民众。从这一意义上说，总体性社会也是一个“无统治阶级的国家”。
2.5 上述结构性质决定了总体性社会的一系列特征：社会动员能力极强，可以利用全国性的严密组织系统，动员全国的人力物力资源，以达到某一国家目标，特别是经济建设、争光项目和应付危机；缺乏中间阶层的作用， 国家直接面对民众，中间缺少缓冲； 社会秩序完全依赖于国家控制的力度， 当国家控制受到削弱时， 社会具有一种自发的无政府、无秩序倾向； 社会自治和自组织能力差，中间组织不发达， 控制系统不完善； 全部社会生活呈政治化、行政化趋向， 社会的各个子系统缺乏独立运作的条件， 支配不同功能系统的是同一运行原则； 共振效应， 任何局部性的矛盾或紧张状态都蕴含着全局性危机；社会中身分制盛行， 赞助式流动转变为指令性流动， 结构僵硬； 总体性意识形态同时承担社会整合和工具理性的双重功能，由于功能要求的矛盾性， 产生一种互相削弱的效应；由于精英的缺乏， 民众抗拒运动水平低， 冲击强度大， 而建设性因素少； 缺少自下而上的沟通， 民众的意见凝聚缺少必要的组织形式， 因而与政策层次有较大的距离，并缺少可处理性。换言之，总体性社会是一种社会高度一体化，整个社会生活几乎完全依靠国家机器驱动的社会。这样的社会体制，显然有利于解决 1949 年前后中国所面对的以政治解体和社会解组并存为特征的总体性危机，并适应了早期的以扩大规模为基本内容的外延型工业化的需求。然而社会生活中的种种弊端也就由此而生。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候，这种体制已经走到了自己的尽头。
2.6 一种普遍的看法认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动因，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这种说法为改革的合法性进行论证的成份远远多于客观的分析。公正地说，既使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中国的国民经济也没有到崩溃的边缘。真正的问题是，原有的体制已经失去了继续维持下去的条件。这突出表现在，为原有体制维持所必须的代价的可处理性到“文革”结束的时候已经不复存在。于是，以重新配置资源和重新建构社会生活运作机制为目标的经济和社会体制改革发生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最重要的含义，是稀缺的经济资源如何配置。正是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原来的以国家垄断几乎全部资源的资源配置体制为资源拥有多元化的体制所取代。一个无意中的结果是，以体制外资源的出现为基础，中国社会的中间层在开始重新出现。这里所说的社会中间层，是指身处国家之外的社会精英。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这个社会精英集团主要由三个部分构成。一是民营企业家阶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包括部分国营企业家，特别是较大程度实行了新的经济体制的企业中的管理者。二是知识分子集团，特别是各个行业中的专家。三是形成了对中心具有越来越大离心力的地方行政精英集团。后一种精英虽然其身分是政府官员，理论上并不属于我们这里要研究的民间精英，但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其主要特点更多地具有地方社会含义，日益成为地方社区的代表人物。
2.7 除了社会结构演变的这种历史脉络之外，还有几个最基本的背景，也是我们在分析社会结构演变时必须关照的。首先是改革的背景与阶段。就一般意义而言，改革大体经历侵蚀、转型和重建三个阶段。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国家的改革过程，特别是就中国的改革过程而言，这三个阶段大致表现为：在意识形态目标约束下的自下而上的局部性改革，这个阶段大体可以称之为侵蚀阶段；明确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目标，以大规模的政策和法律推进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这个阶段可以被称之为转型阶段；最后的重建阶段，则是全面的社会重建，其中最重要的是结构重建、制度重建和组织重建。中国改革的侵蚀阶段始于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然后推进到一些次要经济领域的改革。侵蚀阶段是旧的经济体制（包括某些社会体制和组织形式，如人民公社制度）的瓦解阶段。但这个时期的改革基本是局部性的。一些蕴含着新的体制因素的非正式的因素在增长。次要经济的领域。过渡到城市进入转型阶段。体制上的典型特征是双轨制。这个阶段一直延续到现在。就目前的情况而言，转型阶段尚未结束。而从转型阶段到重建阶段的转变，将发生在未来的十年中。这个时期最重要的就是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
2.8 其次，转型与重建阶段中几个重要社会过程的交织。苏东等国家的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是在分别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的前提下进行的。与这些国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相伴随的是如下两个过程：从劳动密集型经济向技术密集型经济过渡，从“经互会”的狭隘区域市场进入国际市场。尽管苏东的改革也面对种种的问题，但如果与中国所面对的问题相比，还是比较简单的。而在中国的情况下，则是将几个不同的过程交织在一起。这几个过程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工业化中的劳动密集型经济到技术密集型经济的过程，现代化过程中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过程，由闭关锁国到进入世界市场和国际社会的过程。这几个过程的交织，将使未来的中国社会面对极为复杂的局面。因为从历史上看，这几个过程往往都是在现代化的不同阶段分别经历和解决的。
2.9 再次，中国社会运作机制的变化。在过去十几年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社会的运作机制发生了一系列的重要变化。在分化与放权两个因素的作用下，产生了对中国社会生活有着重要影响的局部化过程。中国社会正在由过去那种高度统一和集中、社会联带性极强的社会，转变为更多带有局部性、碎片化特征的社会。这种变化的意义是多方面的。从更直接的意义上来说，它导致社会危机发生和解决机制的变化。一方面，社会的脱节现象在增加，不同演化阶段的碎片无规则地交织在一起，社会张力在蓄积。另一方面，社会的弹性也在增大，局部性危机演变为全局性危机的可能性也在缩小。
三、社会力量的重组：中产阶级还是两极社会？
3.1 在过去十几年关于改革的讨论中，经常出现这样一个假设，即中国将走向一个中产阶级的社会。这个假设的出现是基于如下的两点理由：第一，一个经历了较充分的工业化，且经济体制是市场取向的社会，往往是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第二，改革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某些现实，如私营企业的发展，白领阶层的扩大等等，似乎也在预示着这样一种社会结构的出现。然而，这就意味着一个中产阶级社会的出现吗？
3.2 以资源配置体制变迁为基础的新的社会力量的生成。改革前国家对稀缺资源的垄断，不仅包括物质资源，而且也包括社会活动空间，即人们从事社会性活动的具体的场所和领域。而二十年改革的一个重要结果是“自由流动资源”与“自由活动空间”的出现。正是在这种“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活动空间”的基础上，新的社会力量才能得以发育。在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个体经济开始在我国城乡出现。尽管在官方而言不过是为解决“知青”返城问题而采取的权宜之计，而且数量也极为有限，但这实际上标志着新的社会经济力量开始形成。从 80 年代初到 80 年代后期，个体和私营经济进入迅速发展时期，国务院的有关规定允许请“帮手”和“学徒”，实际上默许了私人雇工的存在，尽管对数量作出了相应的规定，但私人雇工意味着一种新的经济关系的形成。到 1988 年国务院颁布私营企业管理的暂行规定，私营经济已经形成相当的规模。 80 年代末期到 90 年代初期，个体和私营经济出现了暂时的萧条和萎缩。但自邓小平南巡开始，民间的经济力量获得突破性的发展。“下海”潮当中，许多过去的政府官员、知识分子弃官从商、弃学从商，不仅直接壮大了民营经济的力量，而且使民营企业家的素质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与此同时，随着“三资”企业的发展，无主管部门的股份制企业的增多，专门的管理人员或白领阶层的数量不断壮大。就是在改革进行得比较彻底的国有企业，其经营管理人员与以前作为国家官员的企业管理者也已经有了明显的区别。这些新的经济力量的发育，其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原有的单一经济中增添了新的成分，更重要的是，他造就了经济领域中新的社会行动者。换言之，是在“谁在组织这个社会中的经济生活”这一点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其实质是社会结构的变动。
3.3 除相对独立的经济力量之外，还应注意到的是知识分子自主性的增强和具有强烈社区取向的地方官员群体的独立性的增长。随着国家对科学研究和文学艺术活动直接干预的减少，以及思想解放的推进，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已有明显的增强。在目前的知识界中，最优秀的那一部分研究人员，已经有相当多不再或者不再完全依靠国家的科研经费。国际性的基金会和国内外企业提供的资助已经成为其经费来源的重要甚或主要组成部分。这使他们对国家的依赖大大减轻。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以及其他产业中科技含量的提高，使得技术专家的数量有了很大的增加。随着行政和财政制度改革的进行，地方政府过去单纯的国家代理机构变成独立的利益实体的代表，或者本身就是利益实体。在这种制度背景之下，地方官员开始具有更多的地方社区取向，一些地方政府已经比经济体制改革之前更多地直接介入经济活动，一个地方政府仿佛成为一个大的集团公司的董事会。
3.4 在新的社会中间层出现之后，目前的中国社会结构中面临着两个最基本的关系。一个是中间层与国家的关系，一个是中间层与普通民众之间的关系。从社会中间层与国家的关系来看，目前中间阶层中的很大一部分，特别是在最近几年进入中间阶层的那些成员，大多来自权力中心（或是前政府官员，或是拥有官员的家庭背景），或是长期受官场文化的熏陶，与权力中心具有一种较大的亲和力。由于这个中间阶层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权钱交换，在某些中间阶层成员与某些官员之间存在着较好或利害相关的个人关系。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中间阶层与国家之间又存在着明显的紧张关系，这主要表现在：国有资产的迅速流失加速了中间阶层的成长，但却削弱了国家的力量和利益；在经济过热或面临危机的时候，国家无疑要加强对经济活动的调控，而中间阶层大多对这种调控不表欢迎；在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上两者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更重要的是，两者之间的互动虽然是频繁的，有时甚至是密切的，但两者之间的互动和沟通几乎完全是建立在私人关系的基础上，而没有有效的制度化的通道。中间阶层与一般民众之间的紧张状态更是显而易见。虽然在个人的层面上，中间阶层与民众中的某些人存在着比较密切的关系，但多少年来平民主义意识形态的流行，使人们具有一种与精英“天然”的对立情绪，而更现实的因素则是普通民众对中间阶层在道义上的不认同。由于中间阶层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权钱交换，而且在其经济活动中存在着普遍的不道德行为，因此在普通老百姓看来，这是为富不仁的一群。而中间阶层的某些不明智行为，如炫耀性消费、炫耀财富、奢侈荒淫、以及对贫困阶层的外露的轻蔑和羞辱，更起到了一种为这种紧张关系火上浇油的作用。
3.5 还有一种关系也是相当重要的，这就是社会中间层内部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对于未来有着至关重要影响的是企业家群体与知识分子群体之间的关系。在整个改革的过程中，特别是在改革之初，知识分子对改革表现出一种近乎献身式的热情支持。虽然在知识阶层的内部，对改革的态度也有某些差异，但就总体来说，知识阶层是当时中国社会各个阶层中对改革的支持最明确的一个阶层。如果仔细分析一下当时知识阶层支持改革的原因，就不难发现，有两个因素起了重要的作用。一是对改革可能造成的自由的学术气氛的向往，二是其知识背景以及对外部世界的了解使他们坚信，只有改革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换言之，当时他们对改革的支持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以改革对自身物质利益可能造成的影响的判断为基础的，而是基于一种关怀社会进步的理性态度。在这个时期，对于市场取向改革的残酷性，特别是可能对知识阶层利益造成的负面的影响，整个知识阶层并没有一种清醒的估计。但在改革进行了十几年之后，知识阶层突然发现，随着市场改革的进展，自己的相对贫困化日益严重，有的甚至陷入绝对贫困化之中。在整个改革的过程中，除了下海经商从而也不再属于知识分子的那部分人之外，知识分子已经由过去的高收入阶层，变成今天的低收入阶层。从这种意义上说，知识分子也是一个在改革的过程中遭受利益损失的阶层。同时，随着市场化的进程，“金钱崇拜”铺天盖地而来，知识阶层历来奉为神圣的知识在一夜之间大贬值，甚至受到轻蔑和奚落。在这种情况下，从 90 年代开始，知识阶层对改革的态度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这种变化首先表现在对改革的热情明显下降，同时，对不同的改革措施开始采取不同的态度。在知识阶层的内部，对改革的批评开始增多。与对改革的保留和冷淡态度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对腐败现象的激烈抨击。当部分经济精英为“瓜分国有资产”这条中国独有的"私有化道路”辩护的时候，知识阶层明白无误地将这种现象置于其激烈抨击的腐败现象之中。经济精英更加强调的是“瓜分国有资产”对经济增长的正面作用，知识精英更加强调的则是由此造成的社会不公及社会矛盾激化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3.6 精英之间的冲突与联盟。在 80 年代，当体制外精英刚刚开始出现的时候，曾经使得体制内精英感到极不适应。怀疑和恐惧构成了双方关系的基本内容。当时一些重大事件的发生，事实上与这种怀疑和恐惧是有直接关系的。怀疑和恐惧减少了对话和沟通的可能。但到了 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初，双方关系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复杂的联盟与冲突的模式。在此背景下，体制内精英和体制外精英的关系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在这个过程中，如下的几个因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一， 80 年代末开始形成的“稳定话语”，形成了经济精英与政治精英联盟的基础。 80 年代末的事件使双方共同认识到，“不稳定”既不利于统治和权力，也不利于商业活动。因此，保持稳定是双方共同的利益之所在。第二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在八九事件的基本背景之下，中央政府一度采取压制私营、民营和乡镇企业的政策。但在地方利益的驱动下，一些中层政府官员立场鲜明地站在了后者一边，于是有“几不变”政策的出台。由此，在地方和基层的层面上，经济精英与政治精英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此后，在“下海”过程中，一些官员或有极强官方背景的人变为商人，促进了体制内与体制外的亲和性。第三，新保守主义的形成，则标志着一部分知识分子对这个联盟的加入。
3.7 知识技术阶层与统治集团的联盟。在上述精英的联盟中， 90 年代以来，比较突出的是出现了知识技术阶层与统治集团联盟的趋势。在任何社会中，知识技术阶层与统治集团的联盟都是社会常规运作的基本前提。当然，任何阶层或集团之间的结盟都是利益驱动的，知识技术阶层与统治集团常常具有显而易见的利益一致性。然而，改革以来，中国知识技术阶层与统治集团的联盟却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 80 年代，当市场机制刚刚被引入时，最先和市场相结合的是处在社会外层、边缘层的体力劳动者群体，而处于社会内层、核心层的知识层、技术层、管理层都还难于进入市场。体力劳动者层与市场结合的结果是他们从市场中获得明显的利益，知识技术层由于远离市场，而难以获得利益，从而产生了心理上的极大不满。这就是收入分配中的“脑体倒挂”时期。 90 年代以后，市场已侵蚀到了社会的核心群体中来，知识技术层出现了下海的浪潮。中国产业结构的演变，也使得市场向高档产业发展。于是出现了知识技术层与市场结合的新局面，知识技术层进入市场后，立即从市场中获得了利益。这在收入结构上表现为从“脑体倒挂”转为“脑体正挂”。而这一阶段，体力劳动者层由于无法和知识、技术、管理层相竞争而处于明显的劣势。正是在这种利益的驱动下，知识技术层开始与统治集团形成联盟，而体力劳动者层由于利益上的损失，产生了对于社会变迁的极大不满情绪。 知识技术层与统治集团的联盟，在意识形态上表现为知识分子中的“新保守主义”思潮。 1994 年以后，在中青年知识分子中，流行着一种以主张民族主义、对抗西方文化为特征的“新保守主义”思潮。之所以称之为“新保守主义”是因为：第一，流行这种思潮的主体是中青年人，而不是象旧保守主义那样主体是老年人；第二，适应这一思潮的人，很多都在西方国家留过学，了解发达国家的情况，而不是象旧保守主义那样，很多人不了解外面的情况；第三，流行这一思潮的人，在主张民族主义的同时，也积极地倡导改革开放，而不是象旧保守主义那样往往对抗改革开放。当然，在此也应注意有一部分做基础研究的知识分子是难以进入市场的。在市场经济国家中，这部分人的利益由国家通过再分配给予补偿。而目前我国在这方面的制度还很不健全。因此，在没有得到再分配补偿的情况下，被市场抛弃的知识分子出现了走向平民主义的趋向。
3.8 阶层利益的急剧分化。经济体制改革本质上是人们之间利益的重新调整。利益关系的调整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就阶段而言，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是利益分化阶段，第二是利益整合阶段。目前，我国正处在由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转折的关头。由于中国的体制改革是从“做大蛋糕”开始的，普遍受益成了改革初期阶段的基本特征。然而，现在的问题是。第一，居民在改革中的普遍受益，是以经济的高速持续增长为前提的，那么我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在今后的十余年中是否还能得到保证？因为，我国社会各阶层已经形成了一种心理定势或心理期望，认为改革一定会带来利益均沾。因此，今后十余年中，我国改革能否顺利进行、我国民众对于改革能否继续给予支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改革能否给多数民众带来利益，能否使绝大多数民众的生活水平继续保持上升趋势。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保证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从目前的经济分析看，要做到这一点很难。第二，改革十余年来，社会各阶层获利的程度不一样，由此就形成了不同的利益阶层。更重要的是，在这样的利益结构和分层结构之下，已经开始形成“社会分化的动力系统”，在这个动力系统的推动之下，在未来的若干年中，社会阶层将会呈进一步分化的趋势，并由此构成中国社会必须面对的一个严峻问题。
3.9 在此仅对特殊受益阶层、普通受益阶层、相对被剥夺阶层和绝对被剥夺者四个阶层作一分析。 (1) 特殊受益阶层，即新富阶层或暴富阶层，他们是改革在经济上的最大受益者。这个集团包括私营企业主、拥有总体性资本的精英集团、企业承包人、一部分暴富起来的干部、涉外企业经营管理层以及各类的明星、经纪人等。目前，富有的企业主中，资产在一个亿以上的已不在少数。这个阶层一方面希望现行政策能朝着更有利于他们利益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也对政策的能否持续心怀疑虑。因此，目前已出现了一部分人将资产向国外转移、本人或子女去国外定居的倾向。 (2) 普通受益阶层。这个阶层人数众多，构成极为复杂。传统的身份群体，诸如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干部等，都有很大一部分人是普通受益者。普通受益阶层是中国改革最主要的社会基础。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个群体本身的分化也是明显的，从而使得改革的社会基础发生明显的变化。 (3) 相对被剥夺阶层。改革十余年来，从绝对生活水平上看绝大多数人都有上升。但如果从相对的角度看，则有相当一批人生活上遇到困难。目前最突出的是农民和国有企业的下岗、失业职工。改革以前，国有企业的职位，是人们追求和向往的工作，而今却一落千丈。近年的的调查证明，有很大一批不景气国有企业职工，认为自己收入下降，产生了严重的被剥夺感。 (4) 绝对被剥夺阶层，指的是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以下的人群。中国的绝对被剥夺阶层，比较突出的是集中在中国西南、西北，以及一些山区的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贫苦农民。改革以来，这些地区的绝对贫困人口虽然有了较大幅度的下降，但目前，这些地区的贫困人口总数仍有 6500 万左右。由上述可见，中国的阶层利益分化，主要表现在暴富阶层与相对、绝对被剥夺阶层之间的分化。目前，更令我们关注的是城市中的暴富阶层与城市失业下岗职工之间的分化。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一种远非系统化的保守情绪开始在利益受损的阶层中蔓延。在最近的几年中，国有企业职工对改革的态度明显趋于保守。宁可慢点改革”的问题时，持同意态度的占 43 ． 4% ，持不同意态度的占 38% ，另有 17 ． 6% 的人回答“无所谓”。可见，多数职工对改革的支持是有条件的，这也与改革初期那种对改革的近乎献身的热情有着明显差别。他们宁可放慢改革，也不愿加大自己的生活或心理压力。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对“三资”企业职工进行的调查，却表明了更明确的对改革的支持态度。
3.10 中产阶级社会还是两极社会。从社会结构图上看，中产社会是一个菱形结构的社会，两极社会是一个金字塔形社会。对于未来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重组，许多人都认为会形成一个中间阶层。近些年来私营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瓜分国有资产的过程，以及最近进行的股份制改造过程，都使人们怀有这样的期望。应当承认，无论是私营企业主的出现，还是“白领阶层”的扩大，都似乎在体现这样的趋势。然而，另外的一种可能也是存在的，即像南美社会那样成为两极分化社会。地域上与我们更接近的泰国社会，也有两极化的特征。泰国这次金融危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折射出了它特有的社会结构。现在，在泰国存在的是一个以曼谷为中心的商人层，另一个是广大的、由贫苦农民组成的社会下层。由于没有中间阶层，社会消费是畸形的，产业结构也是畸形的。到危机发生的时候，所有的房地产都垮了，整个经济也就陷入深深的危机之中。
中间阶层的形成需要一些基本的条件。首先，要有较长的产业化阶段。在产业化阶段才能形成有规模的中间阶层：管理层、技术层、商业层、职员层等白领阶层。泰国就没有经历象样的产业化阶段，产业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第二，这实际上是一个职业变迁的问题。现代社会中，就是现代职业结构形成的问题，即一个庞大的、不直接操作生产劳动的阶层的形成。第三，与教育的状况有直接关系。在传统的两极社会中，只有极少数的人受过高等教育，多数人都没受过正规教育。而在现代的发达社会中，大多数人都进入了大学教育，这样，一个中间阶层也就形成了。大学是造就中间阶层的机器，大学教育的非常重要的功能之一是，使人接受社会主导规范或中产阶级的规范。亚洲，特别是东南亚很多国家，恰恰缺的就是这个。所以说，经济结构、职业结构和教育结构，是造就中产阶级的途径。还应当注意到的一个因素是工业化与商业化之间的关系。无论是从近代史来看还是从今天的情形而言，日本是商业化重于工业化，中国是工业化重于商业化。就我国近些年来的发展情况而言，在改革的最初阶段上，可能很像中产阶层的形成过程。但从过程的角度来看，今后所面对的，可能是中产阶层发展和定型的过程，也可能是富裕阶层进一步暴富而贫困阶层进一步贫困的过程。与拉丁美洲和泰国相近的是，这个阶层往往不是靠技术创新和产业化的过程而诞生的，而是用垄断条件的再生产来聚敛财富。中国市场发育的过程，从一开始就没有充分竞争，而是充满垄断。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是一个拥有总体性资本的“不落空阶级”。就目前的趋势而言，维持这个社会群体的规模和边界，形成相应的封闭性，是这个阶层的重要目标。总起来说，今后的五到十年将是不平等的两极化加剧的过程。在拥有总体性资本的富裕阶层继续暴富的同时，不仅农村，而且部分城市人口将被抛进贫苦人群之中。
3.11 中产阶级的欠缺。中产阶级占据社会的主体，是现代社会走向稳定的重要结构因素。原因是，第一，中产阶级是介于社会高层与底层之间的缓冲层，当它成为社会主体时，社会高层与底层间的冲突就会减缓。这是社会稳定的政治原因。第二，中产阶级在社会上代表温和的、保守的意识形态，当这种意识形态占据主导地位时，极端的和激进的思想和冲突论就很难有市场。这是社会稳定的思想原因。第三，中产阶级也是引导社会消费的最主要群体，当中产阶级占社会的多数时，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就保证了社会庞大稳定的消费市场。这是社会稳定的经济原因。改革以来，中国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利益分化，这是一种新的两极结构。近年来的一些收入调查证明，中国的高收入层在总收入中占有的比例过大，它不仅侵占了低收入层的份额，而且侵占了中等收入层的份额。如果将中国居民收入做成人口金字塔的话，那么，中国总的收入结构是中层比较小，但中下层比较大，这就是说，中国的中产阶级不明显，而中间偏下层人数众多。因此，还是具有两极社会的特征。 1994 年我国居民的收入情况中，最高收入的 1/5 家庭占有了全部收入的 50.13 ％。高收入层占有的高收入显然是侵占了低收入层的利益，但同时，它也侵占了中间层的利益。中间的 1/5 家庭占有总收入的比例为 15% 左右。这就是说，连中间的 1/5 家庭都得不到相应的 20 ％的份额。这样，中间阶层，实际上已被推到了中下层的地位上。
3.12 “类中产阶级”所受到的威胁。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虽然没有中产阶级，但是，却有一种中产阶级的替代。中国自五十年代中期起，建立了严格的户籍制度，户籍制度作为一种社会排他的界线，将农民排斥于城市居民之外，维护了城市居民的利益，实现了阶层之间的社会屏蔽，由此产生了中国的中产阶级的替代。这样，就在中国造成了一种类中产阶级的城市居民。之所以称它为类中产阶级是因为，一方面，它与财产分层中的中产阶级不同；另一方面，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使得城市居民在地位上明显高于农村居民，即使是一般市民，也高于占人口多数的农村居民，而居于社会的中间层地位。中产阶级的替代同样可起到社会稳定的作用。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城市居民类中产阶级的存在，是中国“阶级斗争年代”里，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结构原因。八十年代初以来，中国城乡分野的界线被打破，数千万农民流入城市，城市有限的社会资源被更多的社会群体分享，这已对类中产阶级的利益形成了威胁。九十年代以来，由于国有经济不景气，大批国企职工下岗，这更导致了国企职工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的下降。一些社会调查证明，不少企业职工中有一种失落感、自卑感和被抛弃的感觉。在城市中，“工薪层”竟成了低收入层的代名词。总之，传统的类中产阶级的地位已大大下降，其结果是社会中间层的萎缩和社会下层的膨胀，这些都预示着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增长。
3.13 总体性资本与两极社会。研究后共产主义转型的著名学者撒列尼和特雷曼等人认为，对于后共产主义社会中的精英形成来说，政治资本、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三者之间可转换性有着重要的影响。换言之，政治资本和社会文化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的限制是否严格，会对后共产主义社会的精英形成产生深远的影响。在对于中国社会资本转换类型所进行的研究中，我们发现一种与撒列尼的转换类型相当不同的资本转换类型。对于这种资本转换类型，我们可以称之为“圈内转换”。如前所述，十几年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掌握文化资本、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的总体性资本精英集团。典型的就是“不落空”现象： 在国家政权层面上总体性血缘资本代际交换，强化了不同资本的可转化性，这就是 "不落空” 现象，换言之，在社会的每一次资本转换和资源占有的风潮中，都没有落下他们。“不落空” 的几次高潮（ 70 年代末的高考、 80 年代初的出国、 80 年代中期的官倒、 80 年代末的第三梯队、 90 年代初的下海、 90 年代中期的买文凭）成为他们总体性资本积累的重要环节。由于总体性资本过多地垄断了社会资源，因而，它侵犯了众多社会阶层的利益。我国的中产阶级之所以难以形成，部分原因在于，原本应被社会中产阶级占有的资源，现在被总体资本垄断去了。
目前尤其应当注意的是总体性资本对政治和社会决策的影响和左右。总体性资本的精英集团虽然人数少，但对于社会决策的影响力颇大。因为，这个集团同时占有政治、经济和权力资源。在最近几年有关经济政策的讨论中，如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等有关政策的讨论中，都可以看到他们的影响。如 90 年代中期，由于前期房地产过热和当时经济紧缩的影响，相当一些房地产商被套。当时曾经召开许多有关经济、货币和房地产政策的研讨会，呼吁放松银根，促进房地产业的发展。然而，由于这个阶层是一个相对封闭的集团，社会利益狭隘，很难代表社会的整体利益。因而，该集团对于社会决策的影响不利于协调社会各阶层的关系，相反却容易激化社会矛盾。我们知道，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是社会管理上具有多元参与性。在社会决策过程中，多元参与表现为社会各阶层都有自己反映意愿的渠道，特别是社会中间层，由于它处于中间地位，易于协调上下之间的关系，因此，中间层的参与决策往往是多元参与的核心问题。总体性资本影响决策是对于中间层参与决策的最大威胁。
3.14 两极社会对中国意味着什么？两极社会的直接后果是社会冲突和对抗的发生，特别是底层社会对于上层社会的敌视和反抗。近年来，中国已出现了底层社会并有明显的反社会倾向。改革以前，中国居民普遍的生活水平都不高，因此，低收入的底层社会反而不明显。改革以后，由于利益分化，差距拉大，在社会出现新富层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个比较庞大的贫困层，这是中国经济上的底层社会。底层社会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长期以来就是中国的贫困层，如中国西南、西北集中联片贫困地区的贫困层，另一种是近年社会变迁中新产生的贫困层，如下岗职工、衰落企业的职工以及由流动人口组成的城市底层社会等。如前所述，由城市中的失业和下岗工人组成的贫困层是从中层、中上层跌落到底层来的，因此，他们有很大的失落感。据近年的一些调查，在这种新产生的贫困层中有明显的反社会倾向。流动人口中的底层社会，往往是违法犯罪的大本营。
反社会倾向可分为不同层次，我们暂将比较温和的称为“社会不满”，将比较激进的称为“社会仇恨”。社会不满是底层社会的一种比较普遍的社会情绪。底层社会因在资源分享中处于相对被剥夺的地位，自然会产生不满情绪。但是，其它阶层的社会不满与底层的社会不满有很大区别。底层的社会不满是一种主导社会情绪，而其它阶层的不满则是非主导的或偶然发生的。社会仇恨则是一种强烈的反社会情绪，它一般伴有反社会行动。近来，在少数底层社会群体中出现了破坏行动。例如，有的企业中出现生产破坏，又如有的在公共场所进行破坏，近来更是出现了城市恐怖活动。
四、社会碎片化与社会自组织的发育
4.1 改革前高度集权的总体性社会与总体性社会组织。 ( 略 )
4.2 分化与分权的双重分割。中国高度集权的总体性社会有两个致命的缺陷：一是社会具有高度的总体联动性，社会高层的任何一点微小的变化都会引发全社会的动荡，因此对于总体性危机的担忧成为一种挥之不去的阴影。这种担忧不仅往往成为政策制定的优先考虑，而且在很大程度上窒息了对政策创新的创造性思维能力；二是窒息社会的活力，它是以损害社会全体成员的活力为代价的。而中国的改革，尽管是从经济体制开始的，但这种改革所触及的，恰恰是这样一种总体性社会的社会结构。应该肯定，由高度集权的总体性社会走向分化和分权是巨大的社会进步，此后 20 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就是由此而来。 1979 年的改革以后，中国总体性社会发生了全方位的分化，即它同时发生了社会群体的分化、阶级的分化、产业的分化、地域的分化等等。分化使中国从一致性社会变为多元社会。与此同时，在行政领域中也发生了从集权向分权的过渡，决策权从过去的只集中在最高部门和少数人手中，变为基层部门也广泛地享有了决定自身事务的权力。问题是，这两种变化同时发生，分权和分化交织在一起，结果发生了对社会的双重切割作用。中国总体性社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生解体，整个社会被切割为无数的片断甚至是原子，也可称之为社会碎片化。社会碎片化使国家和社会的关系面临困境，具体说来，国家在面对农村和城市这两个方面都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机。在面对农村社会时，农民已成为几乎没有任何组织依托的个体，他们既没有传统社会中的社会组织（如家族）可以利用，也没有形成现代意义上的自治社团，因而无论通往市场还是通往国家的路径都是堵塞的。因此使农民成为一个最为脆弱的社会集团。在国家和农民之间如何建立新型关系遂成为一个刻不容缓的课题。在此种新型关系没有建立以前，农村中日益发展的基层自治与现有体制之间的摩擦将会进一步增加。在面对城市社会时，由于自我利益中心的法团主义的发展，使那些准利益群体组织既不易于纳入国家整合框架，又会弱化市场机制的调节，因此造就了国家、市场和企业之间独特的不匹配性。社会碎片化并不是个贬义词，碎片化也有它的正向功能。社会碎片化是高度集权的总体性社会走向自组性社会的过渡，它避免了总体性社会的两个重大缺陷，即总体联动性和窒息活力。碎化了的社会组织避免了总体性危机的出现。由于国民行为失去了总体联动性，从而降低了出现，大规模的政治动荡的可能。
4.3 人民公社制度的解体与农村的组织真空。在广大农村地区，在人民公社解组后，建立一种什么样的有效社会组织形式，至今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人民公社的解体是构成中国农村社会的基本单元的重大变迁，首先，它标志着过去行之有效的从公社到生产队的纵向控制体系的瓦解，这样，国家开始直接面对无数的个体小农。为了填补这种组织真空，近些年来开始实行乡村自治，即建立农村自治组织 ---- 村委会。但在象粮食等重要资源仍然是按照行政手段而不是市场手段抽取的情况下，基层社会的自治性与国家对农村资源的抽取方式开始形成尖锐的矛盾；其次，农村家庭单元管理的井井有条，与农村公共事物管理的混乱和无人负责形成尖锐对照，因为在国家从农村基层社会生活中撤退出来之后，并没有形成相应的组织农村公共社会生活的组织方式；再次，农民在获得相对自由的同时丧失了组织的保护。而集体这种保护性缓冲层的丧失，使农民更容易屈从于中央政府的命令。更确切地说， 集体缓冲层的丧失， 使得农民不仅在面对市场时是脆弱的， 而且在面对国家的代理人的时侯也是脆弱的。再次，农村工业、乡镇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以家庭为基础的管理方式已成为向现代企业制度迈进和提高管理水平的障碍。
4.4 单位制的解体。应当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在单位制解体之后，这些“单位”的演变方向如何，是否朝着市场经济中的“厂商”的方向演变？从目前的情况看，很难得到确定的结论。相反，由于内部人控制等种种原因，出现了“无主管企业”或“所有者缺席”的情况，严重者是作为出资者的国家对于企业完全失控。在此情况下，出现两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企业日趋福利化以及腐败现象的产生。
4.5 社会自组织的发育与发展。在总体性社会中，社会生活的基本特点是他组织性，不具备产生带有自治特点的民间社团的可能。改革后中国社会的一大变化，就是社会生活的自组织性有所增强，表现在若干城市地区发育出了多少带有现代意义的社团组织。从总体上看，这类社团组织的特点是：第一，官办色彩强烈，其组织架构基本上是官僚机构的拷贝，领导成员基本上是赋闲官员等等；第二，盈利取向明显，在这个意义上说，很类似于上述的准利益群体。现代社会中的社团组织至少应具备三个基本功能：一是协调个体行动者与国家的关系，二是协调个体行动者与市场的关系，三是充当利益表达的工具。就此而论，它们显然还不是真正的自治社团。但是，从另一方面看，近 20 年的改革已使民间积聚了相当的资源，可以预期，民间社团的发展及其独立性的增强，将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由于民间社团的缺乏，以及在社会生活中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使得一些在市场经济制度构架基础上形成的新的冲突和矛盾缺乏应有的解决机制。比如，在农村中，由于没有代表农民利益的社会团体，因而就明显缺乏协调农民与国家关系的组织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农民的抗拒具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抗拒信息传达的延迟性（如用撂荒的方式抗拒粮食价格过低，但撂荒的问题需经过漫长的时间才能引起中央政府的注意），二是爆烈抗拒发生的突然性。问题在于，在目前国家的宏观制度框架中，没有给民间社团以明确的定位，缺少将民间社团与其它制度要素连接起来的安排，因此民间社团会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处于一个微妙、敏感的位置上。这种状况是与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种误解有直接关系的，即认为有组织的力量是可怕的。但问题是，有时候无组织的力量要比有组织的力量更为可怕。
4.6 社区是中国社会新的生长点。 ( 略 )
4.7 无上级主管单位的出现。 ( 略 )
4.8 民间集团和普通民众的自组织。 ( 略 )
4.9 局部化和地方化与自组织的发育。意识形态的局部化。地方势力的形成。 ( 略 )
4.10 社会无归属群体问题。社会生活组织形式的变化并不仅在于其自身的性质和特点的变化，同时也意味着将这些组织原来所包容的一批成员甩了出去。在城市中，这批被甩出去的人员主要包括：国营单位下岗职工，以及到了就业年龄而又无法找到就业机会的青年。据冯兰瑞估计，“九五”期间，中国将面临第三次失业高峰，全国城镇失业率在 2000 年将达到 21.4 ％，失业总人数将达 1.53 亿人。以失业人口为主体而构成的社会无归属群体，将会是中国社会稳定的主要威胁。
在农村中，情况有所不同，平均主义地承包土地，使个体小农在短期内获得了最基本的保障。但是，由于农村中以规模经营为基础的产业化、集约化业已成为不可扭转的趋势，其势必与平均主义的小块土地经营方式形成日渐激烈的冲突，规模经营将会把相当一部分小农甩出去，使他们失去基本的生活保障，跻身于农村中无归属群体的行列。因此，国家如何设法建立一套使这部分人以之为依托的制度安排，是近期内必须解决的问题。
五、市场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和可能的危机
5.1 改革以来 20 年间社会结构的急剧分化、不同社会力量的角逐、社会规范的片断化、新社会要素的不断生成、这些新要素与旧社会要素的尖锐对立和冲突，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巨大张力的蓄积，使整个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摇摆不定；各种发展潜能和发展方向的共时态存在导致基本的社会安排难以定型。从根本上说，今后的五到十年可能是中国改革历史上至为关键的一个时期，长期积蓄的矛盾、危机都可能在这一时期随时找到突破点而爆发出来，打断社会的演进和转变过程。这就把整个中国社会推向了所谓的“高风险社会”，其既不同于常规社会，也不同于改革之初的“侵蚀阶段”的社会。可以断言：今后，中国社会进一步的演化和转变将会迈上的是一条布满荆棘的道路，而绝非一帆风顺的坦途。
5.2 国家机器的日渐钝化。改革后出现的四种基本社会——政治力量，即国家、垄断集团精英、民间精英与社会大众及其它们之间的关系，都处于不停顿的变动、演化之中，从而产生了形成各种组合的可能性。国家自主性的降低是改革以后令人瞩目的趋势之一，其突出地表现在国家机器的日渐钝化和总体性垄断集团的迅速膨胀这两种现象的结合上。国家自主性是指相对于社会而言，国家本身是一种独立的力量，它具有自己独特的活动、利益和运作手段。但是，当社会学家主张“把国家带回分析框架”的时候，他们的意念中的国家绝不仅仅包容“国家能力”的概念，尤其是那种从社会中抽取财富的国家能力；国家自主性还特别包容着“国家的责任伦理”的概念，即作为整个社会的治理机器，国家理当承担起它的责任。国家的能力和国家的责任密不可分。但是，国家是具体的，是由它的各级代理人即中央和地方的各级官员构成的。国家的意志和政策依靠它的各级官员的行动才能化为现实。然而，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在过去 20 年中出现了国家机构中各级责任承担制的形同虚设，以及金钱对于决策的操纵的趋势。这就使得国家行使威权的能力极大地钝化了。各级官员的推诿塞责、文牍主义；公检法机构的公开或半公开地追求部门利益；以及在政策制订上明显的有利于富人的取向，使国家在公众心目中日益丧失其成为社会公平代表的象征符号意义。人们可以看到，至少在一部分地区，在那些最需要国家登台的地方，如在教育、扶贫和各项社会公益事业中，往往看不到国家的身影；而在国家最不应该出现的地方，如谋求市场利益和各种高消费场合，它的官员却经常出没于其中。从 1980 年代中期以后，官员腐败就已经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社会问题；而从 1992 年以后，官员腐败则干脆演化成一股强劲的社会趋势，虽有严刑峻法而不得根治，大小规模的社会动荡无不与此相关。但是，由于“主义话语”的崩塌、对官员收入偏低的不合理的制度安排等多方面的原因，塑造了大小官员独特的机会成本计算方式，使得官员阶层的各种经济犯罪和生活腐化等现象非但没有消除，反而愈演愈烈，成为转型期的官僚集团肌体上的一个痼疾，非简单、局部的手术处理所能根除。简单地说，官员的腐败和不负责任导致国家机器的钝化和失灵。国家的钝化和失灵，使国家日益丧失作为全社会代表者的角色。在实际生活中，它越来越多地表现出不是作为自己的独特利益的代表，就是作为垄断集团的特殊利益的代表而活动。国家政策制订更多地受到垄断集团的影响，产生了以牺牲下层利益和整个社会发展的长远利益为代价的政策制订过程；其发展结果将是对转型期社会的失控。
5.3 政府行为市场化、企业化。有一个现象是值得注意的。在过去十几年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虽然精简政府机构和人员是一直作为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来推进的，但实际的结果是，政府机构和人员不仅没有精简，反而在进一步膨胀。无论在机构的种类和数量上，还是在人员的数量上，今天中国的政府规模，都远远超出了改革以前。但是，在另一个方面，一般通常是要由政府来承担的那些功能和责任，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处于无人负责的状态。政府行为的经济化和企业化主要表现为如下的几个方面：政府机构直接参与赢利性的经营活动；用行政权力牟取部门或个人的经济收入；以“为企业办实事”的名义介入企业活动；层层下达经济增长的指标，将经济增长速度作为衡量政府官员的基本标准；政府官员与企业的私下结合。在目前的中国，凡是与政府直接有关的功能，几乎都在处于衰败之中：基础科学和尖端技术投入不足，教育陷于困境。严肃的文化和艺术处境日益艰难，社会生活正逐步丧失其人文基础；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规则受到破坏，法律的执行效率极低，社会公平得不到应有的保证；政府对经济效益的追求，分散了某些部分对自己承担的独特功能的专注，一些本来就应当是由政府承担的功能，不得不推给企业，如打击假冒伪劣的问题，本来是需要由政府来做的，但现在有很大的一部分是推给了企业；自然环境的破坏日益严重，保护生态和自然环境的种种努力，都会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冲动面前显得软弱无力。政府行为经济化和企业化的倾向，所带来的消极后果是非常明显的。第一，政府功能的畸变，政府从事赢利性的经营活动，将导致对其掌握的权力性资源或垄断性资源的滥用。利用权力资源的，我们可以称之为腐败，利用垄断性资源的，我们可以称之为行业不正之风。但无论是属于哪一种类型，都是对公共资源的一种滥用。而在公共资源被滥用的情况下，不仅会导致严重的社会不公平，而且会造成社会功能的紊乱。第二，政府功能的失效，社会生活的失序。从这几年的实际情况来看，政府的“下海”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政府行政经费紧张的问题，但同时也严重地损害了政府的功能。政府是整个社会生活的调节器，政府功能的畸变，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这个调节器的丧失作用，于是便导致社会生活中的种种紊乱现象的发生。第三，公共事业的衰败。在一个功能配置正常的社会之中，绝大多数的非赢利性的公共事业都是由政府来负责的。特别是科学、文化和教育事业就更是如此。然而，在近些年来，凡是由政府所负责的公共事业几乎是无一例外地处于衰败之中。第四，政府的超越性的降低。第五，政府官员的腐败机会的增加。
5.4 各个精英集团之间在社会转型方向上的利益冲突与分歧。如同我们在第三部分中所分析的，在 90 年代初期，各个主要的精英集团在“稳定共识”的基础上形成了结盟关系，但当改革（特别是转型方向）涉及到进一步的利益分配的时候，在国家和垄断集团之间，以及特别是在垄断集团和民间精英之间，由于利益的冲突，在制度选择的共识上出现了裂痕。国家在垄断集团这个它亲手培植起来的怪胎面前日渐显得束手无策。垄断集团这个以某种天然的血缘关系为纽结而聚拢起来，集政治、经济甚至文化资本于一身的特殊社会群体，由于善于从体制和市场两个领域中动员和吸纳资源，因而能够在短时期内迅速地聚敛巨额财富，占据经济生活的命脉，并且开始对政治生活形成重大的影响。最近，我们甚至在关于国家的产业政策的讨论中也可以时常听到他们的十分强有力的声音。他们正在成为我们这个社会的实际主宰者，正在企图把整个社会的转变扭转到最能保障他们的利益的方向上来。在垄断集团之旁，我们看到的是天生发育不够健全的民间经济精英，是一大批“长不大”的个体户。二十年的改革历程赋予他们以历史上未曾有过的机遇，使他们能够凭借各种自致手段脱离原有的社会位置，通过经营小型的、简单的企业而积累起小额资产。这就使他们能够从普通大众中脱颖而出，进入一般意义上的社会－经济精英的行列。但也仅此而已。国家和垄断集团的联手抵制封杀了他们在社会阶梯上靠着自己的力量进一步向上攀登的可能性。在经济生活中，除非变成垄断集团的附庸，否则他们注定要驻足于现有的位置，难以再图发展。在一大批涉及国计民生的经济生活领域中，市场准入方面的限制使他们不得其门而入；而当国家采取紧缩政策时，他们也和平民一样饱受经济萧条之苦，并且随时有可能被抛入社会的底层。而在政治生活中，除非和平民联手，否则他们自己微弱的声音也难以引起任何社会反应。
5.5 贫富悬殊及其导致的利益冲突。 ( 略 )
5.6 随着社会张力的蓄积，新的抗拒形式出现了，并有继续演化的趋势。这些形式包括：随着劳资纠纷的大量出现，城乡企业中的雇工为了发泄不满，采用了焚烧厂房、毁坏机器、对管理人员的人身伤害等多种破坏手段，此类现象在南部经济发达地区已屡见不鲜；各种有焦点的社会运动，如请愿和罢工。大中城市企业职工以要求基本生活保障为口号的请愿、罢工运动日渐增加，彼伏此起；此类消息尽管出于稳定的目的而丝毫不见诸于报端，但早已是公开的秘密；此外，还有日常生活领域中的“夜晚政治”形式，即犯罪。在一个社会中，会议室里的“圆桌政治”、公开表达的“街头政治”和所谓“夜晚政治”，是利益表达的三种基本方式。在中国社会，由于制度缺项或不配套，前两种利益表达的形式并没有得到制度化的允许，甚至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利益要求会由于政治的敏感性而付出太大的代价，这样就使利益表达和社会抗拒更多地采取了“夜晚政治”即各种刑事犯罪的形式。城乡犯罪率多年以来居高不下，各项恶性犯罪率迅速攀升，有组织犯罪在迅速蔓延，造成了极大的不安全感。可以预见，由于城乡地区失去社会保护和无以为生的人群的增加，以及底层民众不满情绪的加剧，城乡治安状况就总体而言难以在短期内得到根本改观；日增的刑事案件透露出底层民众诉诸于实际行动的强烈抗拒意识和反社会情绪。这种情绪发展到极端，就是近年来已现见端倪的城市恐怖活动。
5.7 金融体制和国有企业的改革走入尴尬的两难境地。一方面，金融机构的商业化过程必定要求银行行为符合市场运作机制，消除或至少也是降低政策性的贷款；另一方面，寄居在国家肌体上的国有企业则以国家银行的“输血”机制为根本的生命线，卡死国家银行对国有企业的贷款，无疑将导致大多数国有企业的崩溃。更为严重的是，随着开放政策的推行，中国早已深深地卷入了资本主义的国际市场，这就使得当我们考虑国家的金融体制和国有企业的改革时，不能不以全球化的经济背景为基本的参照系从计划体制沿袭下来的货币管制政策使中国暂时避免了过多、过深地卷入当前的“东亚经济风暴”。但是这种侥幸局面究竟能够坚持多久？在东亚国家竞相货币贬值的情况下，我们固然可以坚守防线，一再承诺人民币绝不贬值，我们似乎也可以借助于种种计划体制手段来“防范金融风险”，但是我们能够长久地处于世界资本市场的大门之外吗？一旦当前的货币政策影响到对外贸易，我们这个实际上靠贸易入超维持的国家又能有什么有效手段来维持国民经济？实际上，我们看来是最可能受到亚洲金融风暴波及的国家。这是因为我们比陷入金融危机的其他亚洲国家负有更多外债，国有银行的坏帐比其他国家更多。更为糟糕的是， 1997 年注入的外资大幅度下降，减少了 35 ％。看起来，经过多年快速增长后，我们的经济也开始遭遇波折。一场经济衰退似乎必不可免地将会到来。对于我们这样一个转型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衰退必将引发深重的社会灾难。
突发性经济危机及其可能导致的社会震荡，已经成为一个现实的危险。各种经济发展中的短期行为，早已埋下了产生危机的种子。问题在于危机在何时到来，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到来。从当前的形势来推断，即使抽掉世界市场的影响这个外部条件不谈，单就中国经济社会的现状来看，由国有企业解体给银行造成的烂账和呆账、中央财政向股市转嫁负担，都有可能成为导致突发性经济危机的触点。危机可能来自尚在糨褓期的股市的突然崩盘，也可能来自某种自然灾害对农业收成的影响。在前一种情况下将是城市中的股民，而在后一种则可能是乡村中的农户成为引发社会振荡的振源。但不论哪一种情况，在国家机器钝化和失灵、整个社会充斥着巨大张力的条件下，所产生的振荡都将会迅速地从局部漫延到全局。
5.8 失业问题的不断严重化。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一系列旨在提高效率和竞争力的国有企业和国家机关结构调整措施的出台，社会失业问题正在中国加剧。在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中，不少地区出现以一刀切的方法，把“卖”作为中小企业转制的主要方法，统统卖给个人。在企业拍卖和重组过程中，对职工的安置简单化的情况也十分突出。买断工龄，成为一些地方安置职工的主要方式。补偿最多不超过万元左右。许多工人在被解雇之后感到自己的权利受到了侵犯，其中许多人被激怒，而可能采取暴力行动。可以预期的是，在今后的若干年中，失业问题将会成为一个相当敏感甚至带有爆炸性的问题。与此同时，据比较保守的估算，农村地区还有约一亿五千万潜在的剩余劳动人口在寻找转离农业和农村的机会，此种转离意向又为农业本身作为一种绝对无利可图的产业的实际状况不断地强化着。换言之， 13 亿人口、八九亿劳动力，安置在什么地方，如何为这些城乡剩余人口安排出路，将直接影响今后五到十年的社会重建和市场转型。
5.9 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工业的转移与经济转型同步。问题的严重性是在于，当城市中的失业问题不断严重，农村中的大量剩余劳动力迫切需要向城市转移的时候，城市中的工业却处于从外延型增长向内涵型增长的过渡。按照撒列尼的经济转型理论，在外延型发展阶段要解决的基本问题之一，就是要实行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大量转移，使整个社会由以乡村为主的社会，转变为以城市为主的社会，农业则由于劳动力大量的减少而实行规模经营；工业中工人的实际工资有明显增加，工业转而以生产消费品为主，整个社会进入大众消费阶段。然而，在从 60 年代初到 70 年代末的近 20 年的时间里，这个过程在中国不仅没有取得明显进展，甚至也没有开始。 1960 年我国市镇总人口为 13073 万人，市镇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为 19.75% 。 1978 年市镇总人口虽增加到 17245 万，增加了约 4200 万人，但市镇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却仅为 17.92% ，下降了近两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在 1961 — 1978 年间，农村人口由 53152 万人增加到 79014 万人。也就是说，理应在这个阶段上解决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而是将这个问题的解决拖到了经济转型阶段。其结果就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工业从外延型增长向内涵型增长过渡这两个本来一个在先一个在后的过程，在中国成为一个同步的过程。问题很清楚，在工业处于外延型增长阶段的时候，工业的增长主要依靠的是工业劳动力就业人数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工业部门可以向从农村中转移过来的剩余劳动力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而我国却由于种种原因错失了这个机会。这就意味着，当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地向城市中的工业涌来的时候，工业中对劳动力的需求已经由于其本身开始进入内涵型发展阶段并主要依靠技术进步来实行增长而下降了。换言之，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工业的转移是与工业中技术、资本对劳动力的排挤同时发生的。这就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更为困难，转移出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更难于在城市工业中找到就业机会。实际上只要分析一下近几年来我国的就业情况，就不难发现，这种技术和资本对劳动力的排挤，不仅在更为发达的城市工业中已经开始，就是在技术和资金条件较差的乡镇企业中也已经开始出现。如果我们再将这问题与我国劳动力人数的巨大规模以及目前在城市工业这、特别是在国营工业中所存在的大量隐性失业现象这两个因素结合起来加以考虑，问题就会显得更为严重。
5. 10 社会矛盾的激化与解决社会冲突制度化手段的缺乏。在进入以市场经济为基本构架的社会的时候，社会冲突会变得常规化。社会冲突的常规化是指社会冲突开始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个正常的组成部分。而上述我们所分析的社会转型所导致的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的加剧，都无疑会加强社会冲突对一个社会所造成的震荡的剧烈程度。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冲突乃至程度比较强烈的社会冲突，将是我们的社会要经常面对的问题。问题不在于是否存在或发生社会冲突，而在于能否形成有效的社会制度安排，将社会冲突尽可能地置于理性的基础上并保持在理性的范围内。但多少年来，我们社会中最基本的冲突模式是，冲突的双方是一种你胜我负、你死我活的关系。在这样的冲突中，双方的目标不仅仅是获得自己的利益，而是要彻底战胜对方。而缺少一种以讨价还价为特征的理性解决利益冲突的方式。更重要的是，由于多年来一直对社会冲突采取一种不正视的态度，因而在社会中缺乏有效解决社会冲突的制度化手段。所采取的权宜性措施又往往以高压为特征。这样的权宜性措施不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导致冲突产生的问题，反而往往会激化矛盾和冲突。同时，由于长期缺少理性解决冲突的意识形态话语和文化环境，整个社会对冲突的看法往往非常僵硬，即使是在由于利益而引发的冲突中，也很难进行对话和协商，缺少共同的规范和共同使用的语言，相反，在冲突中表现出来的更多是相互的恐惧，这样就人为地强化了社会冲突的敏感性。
5.11 在这个时期中，社会保障体系将成为调适国家和社会关系、精英和民众关系的焦点领域。在贫困化群体正在生成和迅速膨胀的同时，我们这个社会恰恰又在进行社会保障制度的全面变革。核心的问题在于国家主导下的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将会把有限的资源配置给谁：是配置给那些日增的城乡贫困化群体，还是配置给垄断集团和各种各样的精英，是“雪中送炭”，还是“锦上添花” ? 从但是无论国家如何决策，至少在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初期，由于旧的制度业已失效，而符合市场机制的新体制远未确立和完善，一个必然的后果就是在较长时期内形成社会保障的巨大盲区，使得真正能够享受社会保障并借以增强生存能力的城乡人口不是越来越多，而是越来越少。因而在今后若干年内，对社会中相当一部分成员来说，生存压力也将变得空前巨大。而一旦遭遇变故，则必将陷于灭顶之灾。
5.12 城乡分割及其对经济发展的抑制会加重已有的社会矛盾和问题。上面所分析的问题，并非始自今日。但过去十几年中快速的经济发展使这些矛盾和问题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缓解。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这样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否能够保持？缓解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条件是否能够继续存在？值得注意的是，由城乡分割形成的分裂的工业化，已经开始形成对经济增长的抑制。 94 年至今累计起来，库存量超过一万五千亿元，呆坏帐就将近一万亿元。以去年的工业总产值近 10 万亿元计算，产销率每低一个百分点，就有大约 1000 亿元新增库存。如果全年工业产销率是 95% 左右，那么意味着今年的社会库存将达到 5000 亿元左右。这其中压死的银行贷款至少占 60% 以上，也就是说，全年大约有 3000 亿元的银行贷款因社会库存增长而成呆坏帐。而这绝大部分库存最终都要成为废品。问题是，是什么原因使我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从“短缺经济”转变为“过剩经济”？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于城乡分割所形成的“分裂型工业化”。现在，在我们的社会中，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生产，或者说提供工业品和服务的，共有 4 亿人（城市 2 亿劳动力，乡镇企业 1 个亿，农民工 1 个亿）。而由于大部分人口仍然滞留在农村，其对工业品和第三产业的服务的消费是相当有限的。而在城市中有能力和条件消费工业品和服务的人口中，还有一些富裕阶层是以消费进口耐用消费品为主。在这样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的速度必然要受到抑制。而经济增长速度放慢，会对解决有关的社会问题构成严重的制约。
5.13 把上述这些问题概括起来，从实质上看，就是它们从不同角度突显出中国社会正在朝向两极化快速发展的根本趋势。两极化社会的基本特点在于：社会框架脆弱，没有能力抵御社会震荡、处理和化解各种突发性的事件；社会认知短浅，扭曲了对这些问题的把握，特别是对若干重大的、关键性的问题难以形成共识；而作为社会运行主导者的政府在问题和危机酝酿之时往往麻木不仁，当问题显著化或危机来临之时，由于传统的思维方式的惯性作用的支配，其又会更多地强调在问题和危机背后的意识形态因素，不适当地强化了问题和危机中的敌对因素，从而导致政府在心理上的“过分紧张”和行为上的“防卫过当”措施。此种过分紧张和防卫过当反过来又会进一步加剧危机，同时削弱政府的凝聚意志，限制政府有效化解问题的措施和手段。因此，两极化社会又可称为“高风险社会”。
六、社会重建：结构、制度、组织
6.1 我们生活在一个缺乏想象力的时代。在 20 年的改革历程或多或少地祛除了思想的某些桎锢，至少也是把一部分独立思考的权利交还给社会的时代，这个社会就整体而言却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这听上去是一个悖论，但却是一个事实。一个人丧失思维能力，那是他的大脑出了毛病；而一个社会丧失思维能力，则是这个社会的思维器官即其知识精英阶层出了毛病。这种毛病就叫作短视。整个社会在转型时期中的短期行为就是知识精英的这种短视症状的恶果。与这一趋势相互影响的是，在政府机构中，技术官僚把持了决策权，这就必定导致把战略问题技术化的毛病。时至今日，正当这个社会的发展进入至为关键的时期之际，知识精英阶层却拿不出长远发展的基本国策，在事关社会公平的重大问题也没有声音；技术官僚层却并不考虑也没有能力考虑这一类的宏观问题。知识精英阶层的短视和技术官僚集团的无能将使我们这个社会失去赖以立国的长远决策能力。
6.2 前述四种不同社会力量的不同组合，将决定中国社会的不同发展前景。其中至为关键的就在于国家和哪一种社会力量结盟。简要地说，这种前景至少有两种：第一，国家和垄断集团结盟，它们的偏好将主导社会选择某种体现对社会主义计划体制带有强烈路径依赖特点的制度框架和社会安排。可以想见，这将是官僚－垄断形态中的市场经济，而其特征将会与现在拉丁美洲的那些现代化后来者国家相去不远；第二，国家与民间精英和大众结盟，这将是一种良性的发展途径，推动中国社会逐步走上规范化的市场经济，其特征将会是众多基本的社会与政治层面上，体现出与欧美的现代化先行者国家有类似之处。
6.3 实际上，要推动中国社会向上述第二条道路转变，真正地化解各种社会问题和危机，只有通过全面的制度创新才有可能。总起来说，这种创新包括三个方面：⑴从社会发展的长远战略上，要着眼于努力扶植一个中等阶级，并且通过各种政策手段，设法使之尽快发育起来，将整个社会结构从两极结构推向三极结构；造成在社会分层阶梯上，最贫困阶层和最富裕阶层这两个端项在数量上都减至绝对的少数，中等阶层占有绝对优势的格局；这就是所谓社会结构的重建；⑵为社会中现有的各个不同社会集团确立明确表达意见的合法渠道，通过这些渠道使国家、精英和民众这三者之间，建立一种良性的沟通和互动关系。这就是所谓社会制度的重建；⑶各种带有自主性的社会组织的重建。
6.4 社会结构重建。对于社会结构可以有不同的划分和界定方法，但这里所要说的是，要使一个社会真正地渡过风险，达至稳态，最主要的就是扶植社会的中等阶层，使之成为社会的主体部分和中间力量。为此，一是要杜绝新富群体、特别是掌握“总体性资本”的那个新富群体的核心阶层通过非经济手段谋求超额利润的途径，通过各种制度安排将之推上主要从产业领域而不是从金融证券领域、从市场而不是从国库、依靠技术发明和技术创新而不是借用各种政治资本和社会资本来谋求正当利润的道路。在这里要强调的是；所采用的应当是规范性手段，而不是大众动员式的手段；是改良，而不是革命；目标是推动新富阶层的转化，而不是像以往的革命运动那样消灭这个阶层；二是在救助社会贫困阶层的同时，努力创造使之再结构化的条件，推动其中的大部分人能够借助于各种渠道逐步上升到中产阶层中来。在这方面，鼓励和优惠各种带有合作社性质的小型厂商，而不是一味地追求“抓大放小”，或许是一条可行的路径；三是直接塑造和孕育中产阶层。按照通常的涵义，所谓中产阶层就是指企业的管理层、技术层、商业层、白领层这样的并非直接操作生产劳动的阶层。为了造就这样的一个阶层，就要创造相应的产业条件、职业结构条件和基本教育条件。
6.5 社会制度重建。对于各种社会问题，有一种程式化的、稳定的、配套的制度安排，使新的社会抗拒形式合法化。实际上，近年来已经在发生此种变化，对社会抗拒的默认、安抚，以及惩办责任官员，就是此种默认的具体表现。但是默认还不是制度化。为了实现制度化，至少要作出以下安排：⑴确立利益表达与社会协商机制，使社会中的各个群体，特别是社会下层群体获得更多的表达利益的合法渠道，并且在重大社会决策中必须有其声音；⑵对政府和官员的监督制度，充分运用舆论工具和其它制度安排，监督各级政府机构的权力行使和各级官员的收入状况，及时法办渎职官员和贪官污吏；⑶用以调节收入过分悬殊的制度，这包括试行高额累进税制等一系列税务制度等；⑷安全阀制度，在社会的经济压力加大之际，对于民众的政治约束必须有所松动，必须允许民众的局部性的、小规模的各种抗议活动，并视之为转型期的常规性行为；⑸基本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以家庭为基点的社会支持系统；使住房、医疗、教育等最基本的保障能够以各种形式覆盖大多数社会成员；⑹社会流动制度，即借助制度形式将求职、迁徙等方面的自由流动机制定型化、常规化；⑺中间组织建设和沟通制度，即通过建立各种社团组织，确立公民政治，建立兴趣社团，作为国家与社会、精英与民众之间、以及富人和穷人之间的中介机制和传导沟通机制；等等。
6.6 社会组织重建。在城市社会，建立现代企业组织，逐步而又稳妥地剥离单位组织的社会福利功能，实现社会保障的社会化，促进企业单位向现代厂商的转变；促进行业公会的发育和发展，使其承担其调节企业活动的作用，在企业和市场之间建立桥梁；在农村社会，建立和完善各种农民协会，用契约形式将分散的小农组织起来，成为农民一方面与市场、另一方面与国家建立关系的桥梁。
6.7 在进行结构重建、制度重建和组织重建的过程中，必须充分利用各种可得资源，包括：传统资源、共产主义资源和市场资源，以建立多维度的、具有充分吸纳能力的社会整合框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