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5日至16日，“金砖四国”领导人第二次正式会晤在巴西首都巴西利亚举行，金砖的“成色”再次吸引世界的目光。两年内已召开了两次领导人峰会，这预示着“金砖四国”这个概念已经开始固化并正在务实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2001年，当高盛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首次把中国、巴西、俄罗斯、印度4个国家共同写进其投资报告《全球需要更好的经济之砖》，并创造了“金砖四国”这一新名词时，其主要目的是为投资者指明最具投资潜力的国家和地区。奥尼尔可能没有想到，不到10年时间，作为经济学术语被提出的“金砖”概念会成为现实。

显然，金砖四国今天的发展已超越了奥尼尔当初的预期。这种超越，不仅仅是指四国在各自经济发展速度上的迅猛，更是指被捆绑在一起的“四国”作为一个概念正在朝着机制化的目标前行。而这种机制化，必将对国际事务的决策带来新的、重大的平衡力量。

两次峰会的召开，正是这种“超越”的具体体现。如果说，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首次峰会召开之前，四国更多地是被“四国”，叶卡捷琳堡峰会将国际舆论所创造出的“金砖”概念首次形象化；那么，在巴西利亚，四国的概念则从形象化得以进一步固化。两次峰会间隔不到一年，实际上已经表现出些许变化。

首先，峰会召开的世界经济背景出现了较大的变化。最为突出的表现是，一年来，金砖四国的“成色”更浓了。

一年来，在对抗全球金融危机上，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后发优势更为明显。除俄罗斯因能源价格不振而稍显逊色外，中国、巴西、印度经济均取得了稳定的、预期中的增长；相比之下，美欧日则仍在经济危机的泥潭中挣扎。美国的复苏进程深受失业率的困扰，而希腊主权危机则深深拖累了本就缓慢的欧洲复苏进程。博鳌亚洲论坛2009年度报告显示，新兴经济体相对于发达经济体，在世界经济复苏中表现出更为强劲的增长。报告显示，2009年，发达经济体负增长3.2％，明显低于负增长0.8％的世界经济增长率。与之对比，中国2009年经济增长达到8.7％，印度也保持了6％左右的增长，巴西经济增长率虽然为负0.4％，但仍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目前，在工业产出方面，中国、印度、巴西等国在2009年底工业产出都实现了10％以上的强劲增长。

其次，本次峰会尽管在议题设置上与上次相似：世界经济金融形势、二十国集团事务、国际金融机构改革、气候变化、经贸合作等问题依然是四国首脑对话的重点，但与上次相比，此次峰会体现出浓厚的务实氛围，这其中有两点特别值得关注。

一是两次峰会议题都是提前公布，国际社会的预期却不尽相同。在叶卡捷琳堡峰会前，国际社会对于四国将要挑战现有国际金融秩序的预期相当强烈，有关四国合作挑战美元、设立超主权货币的猜想也异常活跃。相比之下，此次峰会前国际社会在此方面的预期与猜想显然弱了许多。国际社会的反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四国对“金砖四国”这一机制态度上的更趋务实。

当然，本届峰会上四国并没有放弃对在现有国际金融体系中寻求更大话语权的探讨，但在基于美元外汇储备、国际金融秩序的稳定、优先发展国内经济事务等现实利益的考量前，四国当前最为关注的，显然是如何在现有利益格局下寻找更多的共同利益。而对于国际社会来说，四国的聚首本身就已传递出当前多极世界格局必将改变的强烈信号。

二是与国际社会在两次峰会前有不同预期的情景相似，在相似的议题下，四国探讨问题的角度与方式也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在叶卡捷琳堡，四国元首的背后是刚刚经受重创的全球经济，携手共克危机是个紧要的命题；在巴西利亚，全球经济已开始缓慢复苏，四国元首更多的关注点是在今后的合作与发展方面，四方如何充分地优势互补。四国更多的目光专注于相对务实的后危机时代的发展策略。如本次会议期间，举办了四国企业交流论坛、发展银行和商业银行代表会议等，其中四国企业交流论坛吸引了来自粮食、能源、信息和基建等领域的企业参加。这一系列活动的举办，已经使得四国合作实质化和务实化的趋向更为明显。

务实的背后正是现实的考量。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在看到“金砖四国”机制得以进一步发展的同时，我们仍应清醒地认识到，后危机时代，一方面，四国在国际社会中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在某些领域，四国实际上仍免不了直接利害冲突；另一方面，在面临外部诸多挑战的同时，四国也有各自发展中的结构性难题。因此，当前推动“金砖四国”机制前行的应当是四国如何能在务实的大框架下寻求更多的集体利益，四国如何在相互间不同的利益诉求中寻求尽可能的平衡。求同存异，寻求共同利益，将是今后金砖四国在务实原则下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