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作者以文本学的方式深入解读《历史与阶级意识》，第一次探讨了青年卢卡奇物化理论中的重大理论悖结，即将马克思的物化理论与韦伯的工具理性对象化观点的非法联接，社会关系的颠倒与生产过程的量化完全异质的物化观被设定为同一的。作者通过对《物化与无产阶级意识》一文仔细的文本分析和话语界定，指认了这一始终被遮蔽的理论事件。这是青年卢卡奇物化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的进展，也是笔者西方马克思主义深度解读模式的一种体认。

青年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可能是他早期哲学建构中最重要的逻辑构件，然而也是在所有相关研究中最混乱最肤浅的领域。这首先因之于所缺乏的必要的思想史尺度，这导致后来的研究者无法科学地界定对象化、物化与异化的理论边界；更重要的是人们根本不能正确辨别青年卢卡奇所试图描述的马克思物化理论之复杂性，以及真正作为青年卢卡奇物化理论支援背景的韦伯的生产物化观点。因此，要真实地面对青年卢卡奇的物化理论，我们首先就必须能够理解物化（异化）理论的历史尺度，重新理解马克思，理解韦伯，最终深度理解青年卢卡奇的物化观。我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极复杂极有难度的理论工程。

１、异化与物化：从黑格尔、马克思到韦伯

异化范畴可以从词源学和思想史的多重视角找到其起源，但真正作为一种哲学理论，异化规定是从社会历史领域中开始确立的。特别是，西方的异化理论是在中世纪结束时作为资产阶级人文主义的孪生子问世的。当人文主义用理想的“人的尺度”去衡量社会与人的实际存在时，现实生活中的诸种与“人”、“理性”相背离的异己状态就是所谓“异化”了。所以，最早形成的哲学异化理论是对社会历史中应该存在的东西却采取了异在或相悖的状态的表征。这是一种思想逻辑上的主体自反性。

黑格尔是经典异化理论的真正创始人。早期的黑格尔也是从社会现象入手来研究异化问题的，但在黑格尔的成熟著作中，异化已成为哲学的中心范畴和总体构架。黑格尔的主体对象化与异化有两层意思：一是自然实现的自在的对象化；二是人类主体观念本质的物化，这同时也就是外化和异化。在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批判中，他直接否定了黑格尔的总体对象化和异化，因为这是一种自然物质存在与观念的主语与谓语的唯心主义颠倒，物质存在是第一性的，它不是观念目的论的工具。费尔巴哈进而抓住了黑格尔第二个层面上的人的感性对象化活动。但对象化不是异化，而是真实的现实生活。相反，唯心主义和宗教神学倒是一种类本质之异化。事情被翻转了。黑格尔哲学本身倒成了一种观念异化。在费尔巴哈看来，实际上是人的感性物质生活产生了观念，那个能够抽象出人们的类关系（“一”）的观念一步步成了绝对主体；最终，人们创造了自己类本质的异化物──上帝，上帝成了主人。“人奉献给上帝的越多，他留给自身的就越少”。费尔巴哈肯定对象化而反对异化！这是青年马克思此时的逻辑参照系。

我们知道，在青年马克思撰写《博士论文》时期，他还是站在黑格尔哲学的立场上肯定原子走向现实的对象化（肯定的异化逻辑的出现），而到了他撰写《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就开始否定异化状态，并将异化与对象化明确区分开来了。在《穆勒笔记》和《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青年马克思在建构自己的劳动异化理论逻辑时，他已经自觉批判了黑格尔在唯心主义基础上将对象化与异化混为一谈的错误。此时，马克思站在寻求无产阶级革命根据的立场上就必然要否定异化，因为工人的劳动异化现象，是与他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中存在的人与人、人与物关系的异化的不合理性联系在一起的。应该指出，不同于赫斯着眼于交换的金钱异化，马克思此时的异化理论首先是从生产过程中开始的（参见拙著：《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二章）。相对于现实中的“是”，马克思设定了人的理想化的类本质劳动，这是异化之前人“应该”存在的本真状态，以此为价值悬设之尺，就有了劳动异化、劳动产品异化、人的类本质（关系）的异化。因为青年马克思此时还没有真正进入经济学语境，所以这里的生产过程和交换也是一种抽象的逻辑过程。这样，此时青年马克思主张的扬弃异化和私有制后达及的共产主义，实际上只是一种逻辑否定的结果。显然，这种人本主义的伦理批判尚不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的。

１８４５年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之后，人本主义异化逻辑被彻底颠覆了。马克思否定了异化历史观，但仍然对资本主义商品交换中形成的社会关系物化，人所创造的物的力量奴役人的历史现象持批判态度。这主要表现为他在经济学研究中逐步形成的新型物化理论。马克思这种根本异质于异化史观的物化理论，是他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科学社会批判理论的重要内容。马克思在他的经济学研究中正确区分了在资本主义经济运动中所出现的两种物化：其一是“个人在其自然规定性上的物化”，这也就是在一般意义上所说的生产，即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这一种意义上的物化，实际上就是马克思原来所讲的生产劳动的对象化，它是指人类主体通过劳动生产在对象的改变中实现自己目的的积极过程。马克思对这一种在生产领域中必然发生物化是持充分肯定态度的。因为这与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是一致的。其二，马克思发现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还表现为“个人在一种社会规定（关系）上的物化，同时这种规定对个人来说又是外在的”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６卷，上册，第１７６页）。在这一层面上，实际上是在商品交换中历史形成的特定的社会关系物化。而且，这种物化关系只是在货币关系和资本关系中才突出地表现出来，在此，人与人的社会关系颠倒地表现为物与物的对象性关系。这种物化的实质是人自己创造出来的物（关系）反过来奴役人！（马克思这一物化理论的建构是在《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经济学手稿》中完成的，并在后来的《资本论》中三大拜物教批判（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的形式表现出来。参见拙著：《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８章）我曾指认，这后一种物化现象（批判）是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发展中出现的独特的物役性现象（参见拙著：《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二章）。在这里，马克思并不抽象地否定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生产力发展创造的积极的物化层面（社会历史的一般基础），此处，马克思已没有丝毫的抽象的价值伦理批判和浪漫主义色彩，他只是否定人的关系物化对人类主体的奴役和盲目支配。

可以确定的历史情境是，青年卢卡奇在撰写《历史与阶级意识》时（１９２２－１９２３年），既没有读过青年马克思建构人本主义劳动异化史观的《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１９３２年发表），也不曾读到马克思后来具体建构自己物化理论的《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经济学手稿》（１９３９年发表）。他完全是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大量经济学批判中感悟到马克思的批判性物化（物役性）理论，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理论事件。当然，表面上看青年卢卡奇的物化理论是传承了马克思的物化思想，而从理论实质上来，我却发现真正影响他物化理论的却是马克斯?韦伯的“物化”理论。

我们都知道，韦伯的合理性思想和法理型社会机制是当代整个资产阶级主流学术重要基础。按照后来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的观点，韦伯是通过其工具理性的肯定性论证，构筑起全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大厦的。与我们这里的研究视点相关，韦伯也认真区分了马克思所描述的资本主义经济过程中的“对象化”与“异化”，只是具有伦理意义的“异化”在他所谓的“价值中立”中被作为主体的目的合理性“去魔”了，他只是肯定生产过程中对象化的形式合理性。属于传统型社会运转的目的合理性关注人本身，追求主体的质性价值（舍勒语）；而形式合理性（工具理性）则关注生产或社会本身的客观进程，在社会的客观运转面前，人的主体性的东西恰恰是无关紧要的和有害的，所以人（主体）必须被量化为客观要素以便具有可计算性（可操作性）。这也是工业进程必然形成的客观要求。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作为终极的价值悬设的异化理论在韦伯那里是根本不存在的。而他正好拥护对象化中量化和可计算性，韦伯的物化理论是非批判和肯定性的。这种物化理论恰恰是青年卢卡奇物化理论的更深一层的基本逻辑规定。

如果用一种简洁一些的语言说，青年卢卡奇并没有弄清马克思那里的人与人的关系是如何在商品交换中历史地颠倒的，但却直接套用了马克思的物化（物役性）观点，当他将对资本主义物化批判的全部愤怒全都倾泻在可计算性的量化过程之上时，他的物化逻辑实际上来自于韦伯，但他又正好颠倒了韦伯。换句话说，青年卢卡奇的所谓物化，描述的不是马克思面对的１９世纪的资本主义市场交换中的社会关系的颠倒状况，而是韦伯所描述的从泰勒制以来的２０世纪工业文明对象化技术进程中的合理化（量化的可计算的标准化进程）。我认为，青年卢卡奇物化理论中存在着的双重逻辑导致的理论悖结：表面语义上的马克思意义上商品结构（生产关系）之上的物化与深层逻辑规定的韦伯意义上生产过程（技术）的物化。

这样，我们就获得了一种重要的逻辑参照系：黑格尔认为主体（本体）对象化的物化与异化是同体的，所以他对其既肯定又否定。青年马克思在生产过程中分离这二者，肯定对象化是进步，否定异化。后来马克思则区分出物化的两种状态，他肯定生产对象化的物化，否定市场交换中产生的物役性的关系物化和更深一层的异化。最后，韦伯也分离对象化和异化，在他那里，只有流水线上生产进程可计算的对象化，而与主体价值相关的异化被根本去魅了。到了青年卢卡奇，又是一种黑格尔式的同一，生产的对象化就是物化（物役性）。于是，这种物化具有了本体的意味。并且没有了肯定，只有否定。青年卢卡奇将韦伯的物化与马克思的物化混同起来。在理论逻辑上，青年卢卡奇的讨论有更深刻的地方，但却是混乱的。下面，我们来通过文本解析指认这一点。

２、青年卢卡奇与马克思的物化理论虚假关联

《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一文可能是《历史与阶级意识》文集中最重要的一篇。它于１９２２年最后完成，也是书中最长的一篇。该文分为三个部分：一、物化现象；二、资产阶级思想的二律背反；三、无产阶级的立场。这里主要看讨论物化问题的第一部分。

如前所述，青年卢卡奇在没有看到马克思《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１９３２年发表）和《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经济学手稿》（１９３９年发表）的情况下，能从马克思的经济学中发现第二国际没有注意到的批判性物化理论，这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贡献。但这里只有物化而没有直接指认异化（卢卡奇在多年以后读到青年马克思的《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后，曾直接说自己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已经提出了异化理论，这是不准确的。严重一些说，是学术上的不诚实）。为什么？一是青年卢卡奇论物化是从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出发的，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起点。这里的物化不是异化，青年卢卡奇从经济学规定入手，即基础放在马克思的“经济学分析”之上，去探求“在商品关系的结构中发现资本主义社会一切对象化形式和与此相适应的一切主体性形式的原形”（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５年版，第１４３页）。请注意这个“对象化的形式”，这不是指生产过程中的对象化，而是商品交换关系中的对象化（物化）。这是青年卢卡奇表面上的理论逻辑出发点。由此，再进一步讨论主观上由商品拜物教特性所产生的问题（同上书，第１４４页）。显然这既不是从哲学人本主义出发的异化逻辑，也不完全是马克思后来从商品交换中发现的社会关系物化。

我们知道，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主要是从经济学意义上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社会关系的客观物化。马克思首先是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特殊的劳动二重性分析开始，马克思肯定了形成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对象化物化），并着重解析了形成价值的抽象劳动如何在商品交换进程中一步步历史地建构出颠倒的对象化货币关系，以及进而在总体生产过程中形成颠倒的资本（物化劳动）与劳动的支配关系。在历史现象学的视角上，马克思由表层到本质地揭露了商品物化、货币物化和资本物化所导致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对象性颠倒。他同时指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拜物教性质（三大拜物教）（参见拙著：《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８－９章）。而青年卢卡奇则主要是从哲学的角度仅仅说明“商品结构”中的物化，以及由此形成的当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商品拜物教特征。从实质上看，这只是马克思物化理论第一个现象层面和三大拜物教理论中的孤立的商品拜物教。必须指出，只要青年卢卡奇不能捕捉到更深一层的货币与资本关系物化以及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他的分析就必然是肤浅的，也必定由此走入一种理论逻辑上的混乱。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一重要理论质点。

青年卢卡奇在讨论这个问题的开始是直接从马克思那里非常表面地借用了商品拜物教。 “商品拜物教问题是我们这个时代，即现代资本主义的一个特有的问题”（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１４４页）。必须承认，一上来青年卢卡奇就正确地确认了物化现象的历史情境。与商品生产作为众多社会生产形式中的一种的历史形态不同，商品关系只是发展到了一定的历史阶段，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个商品形式占支配地位、对所有生活形式都有决定性影响的社会”（同上），由于商品的支配地位，“商品形式必须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并按照自己的形象改造这些方面”（同上书，第１４５）。由此，才会历史地出现全面物化现象。这一表述有合理的因素。在此，青年卢卡奇描述了他眼中的商品结构的本质：“它的基础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获得物的性质，并从而获得一种‘幽灵般的对象性’，这种对象性以其严格的、仿佛十全十美和合理的自律性（Eigengesetzlichkeit）掩盖着它的基本本质，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所有痕迹”（同上书，第１４３－１４４页）。所以，这使得现代资本主义“有关社会的所有主观现象和客观现象都按照这种区别获得质上不同的对象性形式”（同上书，第１４４页）。青年卢卡奇发挥道：“商品拜物教既是一种客观形式，也是一种主观态度”。我以为，青年卢卡奇基本上是想复述马克思的物役性批判，但他明显夸大地强化了这种特殊意义上的“对象化”。并且，用拜物教这种主观意识形态来代替客观物化是不准确的，这也说明青年卢卡奇这种对马克思的挪用的非法性和起点上的逻辑混乱。

在此时的青年卢卡奇看来，“由于商品关系而产生的物化才对社会的客观发展和人对社会的态度有决定性的意义，对人的意识屈从于这种物化所表现出来的形式，对试图理解这一过程或反抗这一过程的灾难性后果，对试图从这样产生的‘第二自然’的这种奴役中解放出来，也有决定性的意义”（同上书，第１４４－１４５页）。这里有价值的观点有二：一是青年卢卡奇提出只有资本主义全面的物化才会形成反抗这种物化的条件，这也是对的。二是他认真标注的“第二自然”（青年卢卡奇引述“第二自然”，最早是在《小说理论》一书中。在此书，则是１９１９年６月写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职能》一文中，《历史与阶级意识》第３２６页）。这个第二自然明显是取之于黑格尔，因为马克思没有直接指认过黑格尔意义上的第二自然。在黑格尔的观念异化逻辑中，相对于并不存在人类主体的第一自然，所谓第二自然意指在绝对观念发展进程中的社会历史运动中，人类主体创造的对象化结果却失去主体性，具体说，即是人类社会通过劳动创造的经济王国仍然表现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运动的客体世界。黑格尔这是以哲学的逻辑指认斯密商品经济运作中的“看不见的手”。在这一点，黑格尔是深刻的。青年卢卡奇此处显然是从黑格尔的大逻辑出发的。他认为，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人自己的活动，人自己的劳动，作为某种客观的东西，某种不依赖于人的东西，某种通过异于人的自律性来控制人的东西，同人相对立”（同上书，第１４７页）。在后面，青年卢卡奇又曾经指认资本主义的“工业”，“在辩证的和历史的意义上，仅仅是社会的自然规律的客体，而不是其主体”（同上书，第２０６页）。其实，这恰恰是马克思物役性理论的核心。

青年卢卡奇认为，这种物化现象有客观与主观两个层面：“在客观方面是产生出一个由现成的物以及物与物之间关系构成的世界（即商品及其在市场上的运动的世界）”（同上书，第１４７页），这是他所说的经济的“第二自然”界。而“在主观方面 ——在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地方——，人的活动同人本身相对立地被客体化，变成一种商品，这种商品服从社会的自然规律的异于人的客观性，它正如变为商品的任何消费品一样，必然不依赖于人而进行自己的运动”（同上书，第１４７-１４８页）。也由于此，“社会形式（物化）使人失去了他作为人的本质，他越是占有文化和文明（即资本主义和物化），他就越不可能是人”（同上书，第２１０－２１１页）。请注意这里，在分析资本主义物化现象的时候，青年卢卡奇根本没有意识到马克思是从商品分析到货币，从货币再到资本关系，层层递进，最终揭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这不是马克思完整的历史现象学批判，而是外在的商品拜物教观念。这仅仅是第一层次上的东西。青年卢卡奇与马克思物化理论的关联，到此为止了。接下去发生的事情就有意思了。

３、数量化的可计算性与物化结构

我发现，青年卢卡奇这一重要的文本在该书第１４９页（原文第１７６页最后）发生了一个惊天动地的逻辑越轨与非法的理论拼合（我注意到，大部分研究者并没有发现这一明显的理论事件）。这也就是青年卢卡奇从对马克思物化理论的援引，突然转向完全异质的韦伯的物化逻辑。依我前面已经做过的分析，马克思对物化规定的第一层面，即生产过程中的对象化（使用价值的形成）是充分肯定，而对交换过程中社会关系的物化提出了批判与否定。虽然青年卢卡奇对马克思社会关系物化批判的援引是不精确的，但多少造成了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一种深刻冲击。而韦伯的物化理论根本取消了对社会关系（价值层面）的关注，直接将生产对象化中的工具合理性确定为社会存在的本体。主体的消除和对象化中的量化导致的可计算性，是韦伯站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立场上充分肯定的东西。青年卢卡奇并不从正面肯定韦伯，而是从反面将韦伯颠倒过来，形成他自己独特的物化批判。这种物化批判与前面他所一本正经引述的马克思并无直接关联，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理论逻辑混乱。对此，我们进行一些文本分析。

青年卢卡奇在描述了资本主义造成的第二自然后，直接采纳了韦伯的资本主义合理性（工具理性）理论的物化理论。他明确地说：“如果我们纵观劳动过程从手工业经过协作、手工工场到机器工业的发展所走过的道路，那么就可以看出合理化不断增加，工人的质的特性，即人的—— 个体的特性越来越被消除”（同上书，第１４９页）。问题的实质是合理性，以及这种工具理性导致劳动主体性的丧失。这已经不是在直接面对马克思所讲的社会关系物化，而是在反对韦伯眼中物质生产对象化过程“祛魅”的量化、标准化和世俗化进程。青年卢卡奇的辨识有三：一是“劳动过程越来越被分解为一些抽象合理的局部操作，以致于工人同作为整体的产品的联系被切断”（同上），由此，主体的工作“被简化为一种机械性重复的专门职能”（即后来人们在技术批评中所讲的职能化减约成的“人手”）。二是由于生产过程的机械化与合理化的加强，劳动过去的经验性的必要劳动时间直接转变为“客观的可计算的劳动定额”。在泰勒制中，这是通过精密的数学计算出来的。三就是“随着对劳动过程的现代‘心理’分析（泰勒制），这种合理的机械化一直推行到工人的‘灵魂’里：甚至他的心理特性也同他的整个人格相分离，同这种人格相对立地被客体化，以便能够被结合到合理的专门系统里去，并在这里归入计算的概念”（同上书，第１４９页）。这个第三点是青年卢卡奇的原创：观念的量化和标准化。

青年卢卡奇说，在资本主义现代物化进程中起关键作用的原则是“根据计算，即可计算性来加以调节的合理化的原则”（同上）。或者说，“数量化是一种蒙在客体的真正本质之上的物化着的和已经物化了的外衣”（同上书，第２５０页）。显然，这里的物化理论原则不是来自马克思的，而是韦伯。他把韦伯正面论述的东西转过来反对资本主义。他们的关系有些类似于马克思与李嘉图的关系。关键的异质性在于，马克思对物役性物化的分析是从生产关系着眼的，而韦伯则是从生产力本身入手的。这一点很重要。马克思社会关系物化主要是商品交换过程中，劳动交换关系通过交换中等价物——货币关系——资本关系，颠倒地表现为物与物的关系。这是马克思物役性理论和拜物教的原意。而青年卢卡奇讲的却是生产过程中工具性对象化导致的量化和可计算性的物化，用他自己话说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们受生产力奴役的情况”（同上书，第１０２页）。人受生产力的奴役，这不可能是马克思的观点。

青年卢卡奇在与上述马克思意义上商品结构物化完全不同的意义上提出了另一种“物化”：在工具性的合理化进程中，生产过程中的客体与主体都发生了重要变化。第一，客观劳动过程全面量化的可计算性，实际上宣告了过去那种源发于劳动主体的“产品本身的有机的、不合理的、始终由质所决定的统一”（同上书，第１４９页），亦即那种“根据传统劳动经验对整个产品进行有机生产的方式”（同上书，第１５０页）的全面消亡。所以，“在对所有应达到的结果作越来越精确的预先计算这种意义上，只有通过把任何一个整体最准确地分解成它的各个组成部分，通过研究它们生产的特殊局部规律，合理化才是可以达到的”（同上书，第４９页。）。这样，作为传统客观生产过程的主体性本质的有机性被消除了，人被变为机械控制的工具（物化的持存），生产是一种离开人而客观运转的物的机械过程。如上所述，这种总体的有机性实际上是残存的黑格尔的逻辑张力。

第二，“生产的客体被分成许多部分这种情况，必然意味着它的主体也被分成许多部分。由于劳动过程的合理化，工人的人的性质和特点与这些抽象的局部规律按照预先合理的估计起作用相对立，越来越表现为只是错误的源泉”。劳动者不再是生产过程的“真正的主人”，而是“作为机械化的一部分被结合到某一机械系统里去”了（同上）。机器体系已经自给自足，不以劳动者的意志为转移，而劳动者只能服从机器的规律。在这里，“时间降到空间的水平”（同上书，第１５１）。由此， “时间失去了它的质的、可变的、流动的性质：它凝固成一个精确划定界限的、在量上可测定的、由在量上可测定的一些‘物’（工人的物化的、机械地客体化的、同人的整个人格完全分离开的‘成果’）充满的连续统一体，即凝固成一个空间”（同上）。这里说时间性凝固为空间，其意思是说，作为人的生命的历史性存在的当下时间性凝固为外在的简单物的持存的东西。青年卢卡奇这也是从那里获得理论灵感。

这又有二个方面：一是机械化的局部劳动导致劳动者的客体化，使他们成为消极的旁观者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现存在成为孤立的分子，被加到异己的系统中去”；二是生产过程的非有机化和机械化，切断了过去那种主体性的共同体，使劳动者“变成一些孤立的原子”，以至于“他们不再直接——有机地通过他们的劳动成果属于一个整体，相反，他们的联系越来越仅仅由他们所结合进去的机械过程的抽象规律来中介”（同上书，第１５２页）。这样一来，“对工人来说，资本主义社会直接表现形式的物化特征就被推到了极点”（同上书，第２４９页）。

４、物化与真实主体价值的遮蔽

青年卢卡奇进一步分析道，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合理化进程中客体和主体的物化还只是一种表面现象，更重要的是这种物化是对人的真实价值的遮蔽。对此，我们可以注意舍勒相同意向（“价值的颠覆”）。在舍勒那里，这已经是韦伯的思路的必然延伸，这当然是一种否定性的延伸。韦伯将这种合理化进程本身表述为形式合理性中的价值中立，而西美尔的“货币哲学”则是从文化本体上确认了这种物性化。与此相反，舍勒与青年卢卡奇恰恰关注事物与人的生存中的所谓真正性质。前者是的逻辑基始性是神性（“质性价值”），而后者则是历史性生存的总体性。

这种对真实生存价值的遮蔽表现在客体与主体两个层面上。第一个层面是客体的本真物性的遮蔽。青年卢卡奇认为，“合理的客体化首先掩盖了一切物的——质的和物质的——直接物性”（同上书，第１５４页）。这是相对于“真正的物性”的一种虚假的物性，借用科西克的规定来准确地表述，这是一种“伪物性化”。我以为，这种伪物性化才是青年卢卡奇物化理论的核心。用海德格尔的话说，即是物不能物着。物被座架了，但座架又是物新的本质。而他又说，“当各种使用价值都毫无例外地表现为商品时，它们就获得一种新的客观性”。这种客观性“消灭了它们原来的、真正的物性”（同上）。“在直接商品关系中隐藏的人们相互之间以及人们同满足自己现实需要的真正客体之间的关系逐渐消失得无法觉察和无法辨认了”（同上书，第１５５－１５６页）。这有一点象马克思所说的商品价值属性和交换关系，但又不是。青年卢卡奇在说明这种商品这种伪物性时，还是用韦伯的规定：“商品的商品性质，即抽象的、量的可计算性形式表现在这种性质最纯粹的形态中”（同上书，第１５６页）。

我们再一次看到，青年卢卡奇这里仍然存在一种深刻逻辑悖结的。他试图将两种不同的东西嫁接起来。其实，青年卢卡奇这里的工具合理化所导致的伪物性并不同于马克思商品交换所历史形成的物役性社会关系。后者是交换过程必然发生的人与人关系的物化；前者则是从人对自然关系中发生的工具效用化。后者是人对人关系的社会形式（价值实现问题），而前者是人对自然关系（使用价值：劳动生产塑形中客体进程量化与主体量化的形式合理）；后者的实现空间是商品实现的交换市场，前者的实现空间是生产的机械系统。青年卢卡奇以为自己的“物化”与马克思的一样，实际上并不一样。马克思所讲的社会关系的物体和颠倒是可以消除的，而韦伯意义上受生产力的奴役的物化并不能消除，只是青年卢卡奇自以为可以消除。这两种根本异质的东西，青年卢卡奇却以为是同一个东西。他究竟是真糊涂还假糊涂，我们不得而知。

价值遮蔽第二个层面是主体本真生存的伪物性化。这里青年卢卡奇是在对上层建筑伪物性化的出色说明中呈现主体的物化的。这又是韦伯式的。青年卢卡奇认为，生产过程中的这种伪物性化必然 “遍及社会生活的所有表现形式”（同上书，第１５８页）。“资本主义的发展就创造了一种同它的需要相适应的、在结构是适合于它的结构的法律、一种相适应的国家等”（同上）。在此，青年卢卡奇直接大段引述韦伯关于现代资本主义法理型社会结构的论述，特别是以形式合理性为基准的法理型官僚政治制度。这里，人的社会生活变成了一个可计算的、机器般合理运转的伪物性化的非人世界。青年卢卡奇认为，这种“合理计算的本质最终是——不依赖于个人的‘任性’——以认识到和计算出一定事情的必然的－有规律的过程为基础的”（同上书，第１６１页）。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行为仅限于对这种过程做出正确的计算（他发现这种过程的‘规律’是现成的），仅限于通过使用保护装置、采取预防措施等等（它们也以对相似‘规律’有认识和运用为依据）来灵活地避免发生干扰性的‘偶然事件 ’；人们经常甚至停留在这样一些‘规律’可能发生的概率计算上面，而不企图通过运用其他‘规律’来干预过程本身”（同上）。所以，“在官僚政治中被物化的人，就连他的那些本来能促使他起来反抗物化的机能也被物化、被机械化、被变为商品了。甚至他的思想、感情等等也被物化了” （同上书，第２５７页）。这是对韦伯科层制的批评。但是，青年卢卡奇正确地看到，“资本主义生产的整个结构是以下两个的相互作用为基础的：一方面，一切个别现象中存在着严格且乎规律的必然性；另一方面，总过程却具有相对的不合理性”（同上书，第１６６页。晚年的韦伯也已经注意到这种形式合理性背后的总体不合理性）。

也是在此处，青年卢卡奇深刻地发现，“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物化结构越来越深入地、注定地、决定性地沉浸入人的意识里”（同上书，第１５６页），以造成一种特定的“物化意识结构”。我们一定要注意，青年卢卡奇是说从生产结构中产生的物化结构，如物性化的分工以“片面性的专门化越来越畸型发展，从而破坏了人的人类本性”（同上书，第１６２页）；同时，这种“分工象在实行泰罗制时侵入‘心灵领域’”，也侵入到“伦理领域”（同上书，第１６３页）。这是在确定一种由生产客观结构导致的人的意识物化！这不是马克思的物化指认。

我发现，在此青年卢卡奇的马克思―韦伯式的双重逻辑又发生问题了。一是交换是的物化，一是生产中的物化。他还无法区分这两者。所以，一方面是来源于商品的“‘幽灵般的对象性’的物性，使人的“特性和能力不再同人的有机统一相联系，而是表现为人‘占有’和‘出卖’一些‘物’”；另一方面，则是“渗进人的肉体和心灵的最深处”的量化、可计算性的“合理性”，人在 “自己的合理性具有形式特性时达到自己的极限”（同上书，第１６４页）。这又是一种无意识的逻辑悖结。

总的说，无论这一文本中存在着多少理论问题，都不能抹杀青年卢卡奇物化理论的重要意义。这种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的否定尺度颠倒韦伯的合理性指认，在生产技术层面开创了一种对工具理性（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文明批判。这开启了后来法兰克福学派的“启蒙辩证法”新的批判逻辑向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