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坚持认为，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必须进行重新界划，即在20世纪7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逻辑终结之后，以晚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同样是从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分离出来的后马克思哲学思潮等新的研究范式来重组这一领域的具体讨论。从根本上看，这是一种学术研究平台的重新构筑：通过新的定性分析，以区分目前仍然在国外马克思主义这一同一性旗号下所混杂的当代各种异质性的左派哲学学术思潮。我以为，这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学术理论域的预设性建设。对此我已经作过多次说明。可是，在最近的研讨中，胡大平博士提出后马克思主义问题，这似乎是在我所提出的几个范式之外的问题，特别是后马克思主义与后马克思思潮的关系倒成为一个需要认真辨识的问题了。在这里，我重点再说明一下后马克思哲学思潮以及它与所谓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首先，后马克思思潮的缘起。我已经说明过的一个方面，是阿多诺以《否定的辩证法》为标志的反对同一性的对总体性(西方文明，特别是工业同一性)的逻辑消解。作为资产阶级解放话语的启蒙思想被判定为人奴役自然、人支配人的工具理性之翼，一切仍然还寻求以一种同一本质为基础(无论是人或者规律)的自由解放都成了资本主义总体性的隐性同谋，人对自然的“暴力关系”被批判性内省了。至此，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最重要的生产力增长基础和人的解放逻辑都被否定了。阿多诺的这种理论倾向已经溢出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终结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我认为，阿多诺的哲学已开启了一种走向后现代思潮的理论端点，而他自己的哲学建构则创立了一种新的面对马克思的态度，我将其定位为后马克思倾向。除此之外，我还注意到几乎同期发生的另一个重要理论事件，这就是法国重要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列斐伏尔在其中晚期学术研读中的重大变化，即1962年之后现代日常生活批判的研究。这里，不同于他前期日常生活异化论的观点，他实际上指认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统治和奴役结构从物质生产—经济域向消费—符码域的转换。列斐伏尔第一次颠覆了马克思历史的物质生产方式基础。并在晚期的空间研究中，论证了所谓超越现实空间域的再现式空间的发生，以取代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关系场(传统空间：自然的绝对空间、政治的历史空间和经济的抽象空间)。他的观点直接影响或促生了鲍德里亚的后马克思转向。应该注意的是，阿多诺和列斐伏尔始终都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但是，正是他们驱动了后马克思思潮的历史发生。
其次，后马克思哲学思潮不是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那场颠覆性的“五月风暴”之后，欧洲一大批中青年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左翼学者公开背离马克思主义，转向一种更加激进的批判性话语。这些思想家明确表示不赞成马克思主义，但却仍然激进地批判资本主义现实，并自认为承袭了马克思的某种批判性遗产。其代表人物如早期的德鲁兹、布尔迪厄、早期鲍德里亚和晚期德里达，以及目前当红的波斯特和齐泽克。这一思潮的主要理论特征为，他们本身就是巴特、拉康和福科所开创的后现代思潮的理论主流，但不同于后现代思潮中那些没有明确政治立场的学者(如费耶阿本德、利奥塔、罗蒂和哈桑等人)。一方面他们从一个理论或实践断面激烈地批判当代资本主义(或整个现代性文明)，另一方面又小心地与马克思主义保持一定的距离。这里需要界定的是，这些后马克思哲学家不是或不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一点，已经异质于阿多诺和列斐伏尔，在政治立场上也截然不同于仍然自指马克思主义的晚期马克思主义、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以及胡大平所说的“后马克思主义”(主要是特指拉克劳、墨菲等人的观点)。
其三，后马克思哲学自认为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构架的历史超越。在这一点上，后马克思哲学与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有着历史本体论上的一致性。这一点，主要是这些所谓的新哲学都是建立在后现代对现代性的超越之上的。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所立足的社会历史基础已经成为历史陈迹，全新的社会文明应该为新的激进批判提供异质的现实基础。于是，后马克思思想家大多从一个方面提出对马克思的批评性指证，同时提出新的批判平台。比如鲍德里亚于20世纪70年代发表的《生产之境》和《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可以说是一个典型例证。鲍德里亚原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列斐伏尔的学生，同时受到巴特和德波的影响，德波在那本著名的《景观社会》开头对马克思《资本论》开头的改写，即用“一个景象的叠映的社会”替代马克思的“一个商品堆砌的社会”成为一种起点。鲍德里亚从景观社会到消费社会，然后干脆提出符号交换关系取代马克思的商品交换，宣布马克思生产方式的历史性幻灭。他在《生产之镜》中认为：“马克思主义没能彻底同资本主义的生产主义决裂，它所希望的仅是一种更为有效且公正的生产组织，而不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价值以及不同的生活方式。”[1](p.149)他认为，马克思所依据的生产之镜已经破碎，后现代的媒介幻象才是今天资本统治的真正元凶。鲍德里亚宣判现代性与工业(物质生产方式)的同时死亡，他拒绝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因也在于此。与此相类似，德鲁兹、加塔利的根植于尼采强力意志、以消解所有阐释(理论)之统一性束缚的方式而使后现代的分裂主体(schizo-subjects)成为一种游牧式的欲望机器的分子革命；最近的事件是波斯特以信息生产方式取代马克思的物质生产方式；齐泽克则是用拉康的症候群替代马克思的物化关系。此外，还有政治经济学中的法国规制学派在经济学中的质性造反。这里还应该指出的是，同时发生类似转向的布尔乔亚学者，如从劳作领域走向交住关系的阿伦特和哈贝马斯。在他们那里，马克思只是作为一种历史不在场的幽灵(德里达语)而发生作用。总之，后马克思哲学是力图从根本上超越马克思主义的原有讨论问题域的，这是一种学理上的重要异质性。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与晚期马克思主义也共同面对新的历史视域，但是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在承认现代性向后现代转换的同时，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后现代更新；晚期马克思主义则不承认后现代，只是将新的历史时段看作资本主义的一个晚近的发展时期。这二者的共同点是他们都还自指马克思主义。
最后，我再来说明一下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其实，在重新界划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讨论域的时候，我已经注意到国外学者早就广泛使用的后马克思主义(Post-Marxism)一词。正如胡大平所说，后马克思主义一语其实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就开始在西方学界出现。如波兰尼在1958年就已经在“意识形态终结”的意味上使用过此词。可是，这一指称在目前西方学术界的能指是完全漂浮的。一是时段性的指认。它可以泛指20世纪50年代“意识形态终结论”之后的马克思主义；也可以指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消解之后的一切马克思主义。这种指称只是在一种消极的贬义语境中使用的。二是质性指认。从目前比较集中的理论认可来看，主要是指拉克劳、墨菲等人于1985年出版的《文化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一书所形成的社会主义新革命策略。因为她们直接而明确打出了“后马克思主义”旗号，自称不仅“是后马克思主义者，更是后马克思主义者”。[2](p.4)在此书中，她们承接并结合阿尔都塞与葛兰西的观点，意欲建立一种非还原主义的、反本质主义逻辑的反统治权理论，倡导异质的、差异的、多元的社会主义文化政治。当然，这种建立在异质的逻辑上的、以完全的他者为支点的“真正”批判，在以将政治理论化的方式远离现实而完成了“革命的逻辑”的同时，也完成了对当代资本主义现实无奈的认可。在此书出版之后，围绕这一社会主义实践的主题，逐渐形成一种新的激进社会主义讨论域。
在我新构筑的理论平台中，原来考虑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中的哲学逻辑构架，因此，专门排除了这种“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实践线索，现在看来，这一领域在整个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还是需要关注和重视的。在这一点上，我可以有保留地支持胡大平的观点。但关键的问题是，一定要在学术研究中有精确的逻辑界划，否则，由此必定造成一种理论研究中的视线混乱。
【参考文献】
[1]道格拉斯·凯尔纳，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2]E.Laclau,C.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 a RadicalDemocratic Politics[M].London:Verso Books,19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