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尽管当代中国往往被当作世界社会中的一个“例外”，在实践中中国人民通常认为中国近现代的发展乃是人类普遍历史进程的一部分。基于对中国近现代“世界观”的变化的梳理，本文提出三个假设：第一，在19世纪末期，对自我的对象化和对世界的外化（即把“世界”想象成一个外在实体）是一个关键的转变，这可能比“国族”观念取代“文明”或者“王朝”概念更为重要。第二，冷战时期的“三个世界”理论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解，把世界想象成为要主动争取的对象，认为国族建设是为了实现更大革命目标的一个手段；但是这也导致了不切实际的“革命天下”的想象。第三，在改革时期，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反而趋于单一化，同时对自己的理解也趋向于内化和简单化。文章最后呼吁发展一个“去中心”的对世界的想象。

中国1978年以来的三十年，是“改革开放”的30年。“改革开放”已经成为不可分隔的词组，但是“改革”和“开放”之间的关系仍然有待于厘清。

改革从边缘（农村）开始，自下而上；开放在局部举行（特区），自上而下。在早期是改革为主，开放为辅。到了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采取“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经济发展战略，开放程度空前。至少在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我们可以说，改革越来越依靠开放来促进。当时在争论要不要“入世”的时候，赞成派的一个主要观点就是，改革到了关键时期，光靠内部的力量推动不够，而要靠进一步的开放来促进更深度的制度创新。甚至有人认为，邓小平的改革与赫鲁晓夫的改革的一个实质性不同就是开放：邓把改革与开放结合在一起，相辅相成。赫鲁晓夫的改革是闭门的改革，没有世界视野，没有外力推进，所以他的改革没有成功。

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之间逐渐深化的关系，不仅体现在经济互补、技术转移和制度学习上。它们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意识形态上的构造。“与国际接轨”、“和世界靠近”，这些不仅是学术研究界的中心话语，在其他社会经济领域也是耳熟能详。

与世界接轨、面对来自世界的挑战、参与世界竞争，成为不容质疑的目标，成为很多改革政策被合法化的基础。当然，对开放的强调，并不意味着自我的丧失。在世界意识强化的同时是强烈的国族（中国）意识。所谓“只有本土化，才能国际化”、“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等口号在文艺界甚至工商界都广泛流行。

“开放”变得如此重要，那么我们现在究竟在对什么开放？当我们说“世界”的时候，我们指的究竟是什么？当然，世界本身是普遍联系的，不管我们搞不搞改革开放政策，中国都是世界的一部分（“文化大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世界革命的某种想象）。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我们自己的“主观世界观”，即我们有没有能力对我们自己所在的位置进行反思、批判和提出新的想象，从一个自为的世界进入一个自觉的世界。比如，“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句话本身不一定不对。但是如果我们不对究竟何为世界、何为民族作分析，这句话很可能会把我们带进死胡同，使我们失去把“民族”相对化、把“世界”历史化的能力。张艺谋可能是中国当代艺术界最能深谙“越民族越世界”真谛的成功人士。他早期的作品倾向于根据欧美的审美眼光选择所谓“民族要素”来表现中国；而到后来，他更多的根据自己的理解来定义何为“民族要素”，把它们强化并展现给世界。比如他对强权的认可甚至崇拜，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对中国“民族”的表现。另外，为了突出“民族要素”，张艺谋的作品往往偏于形式化，追求视觉冲击力。在他手下，很多时候中国人除了上天入地的打闹、奇异极端的习俗，剩下的就只有基本的（有时候是极端化的）七情六欲；而没有自己的历史感、社会感和思考能力。张艺谋的“民族”不能代表中国人民的基本经历和问题；张艺谋的“世界”基本上等同于西方电影市场。张的“民族”无疑成功地走向了世界，而他的成功与其说是辅助了中国和世界的沟通，毋宁说是阻碍了互相的真正理解。所以，究竟什么是世界，这个看似空洞的问题是一个不能轻易绕开的问题。在我们越来越有意识地和世界互动、越来越积极地要建设一个新的世界格局、并且作用越来越大的时候，我们显然有必要反思自己的世界观。

目前占主流地位的世界观，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一个对“普遍世界”和“特殊中国”之间的二分的基础之上的。比如，在中国社会科学界关于规范化和本土化的关系的争论中，长期以来我们讲的都是如何把国际理论和中国实践相结合。郑杭生教授最近提出的“两维视野”是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概括。他说：“本土性和国际性相结合，学理地说，更可体现为一种有方法论意义的视野，这就是两维视野或双侧分析。……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变化包含着两种力量，具有两个维度，这就是第一，现代性全球化的长波进程所代表的力量和维度；第二，本土社会转型的特殊脉动所代表的力量和维度。我们曾经指出，当今世界的每一项重大的动态变化之中，都包含着这两个维度也即这两个方面的共同作用。”于是，世界在上，代表普遍，中国在下，属于特殊。这种二分法，当然不限于社会科学界，它也是整个社会的集体认知的反映。正是在这样的认识框架下，开放（对普遍规律的接纳）才可以成为改革（对特殊情况的调整）的驱动力和为改革措施正名；也正是在这样的框架下，“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才合乎逻辑。基于这样的二分视角，特别是基于把世界看作是普遍规律和未来发展方向的载体的预设，我们衍生出种种更具体的对当今发展的判断，对政策和社会行为产生重要影响。

目前占主流地位的世界观既是在长时段的历史延续中形成的，又是冷战后国内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反映。在本文中，我将分三个历史时期（19世纪末期、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和改革时期）来回顾我们世界观的演变，希望以此来对我们的世界观形成批判性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