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按】同一脉清高，不同的跌宕，冥冥中的林昭未必会认同作者对父亲这样的归结的，因为林昭终于以她的狱中祭父，认同、归趋了父亲的价值守护。存此一家之言。

邳县旧县城（今邳州市邳城镇）东门外，旧时有一块高1.6米，宽0.6米的石碑。该碑不是用来表彰哪位廉吏清官、忠臣孝子、志士仁人、节妇烈女的，而是一块被称为“劣迹碑”的世上绝无仅有的石碑。其碑文曰：“民国二十年，县长彭国彦，浮征芒银二厘五，经告镇江高等法院，批准逮捕，撤职、判刑二年。特记此事，以彰劣迹。邳县党部刘银涛书。中华民国二十一年立。”

根据邳县政协文史委编印的第八期《邳县文史资料》以及邳州有关资料称：中华民国二十年（1931年）十一月，彭国彦从江阴县长的位置上来邳县任县长。彭上任后不顾百姓疾苦，横征暴敛，中饱私囊。每亩浮征（额外增加）芒银（农业税）二厘五。大大加重农民负担，以致怨声载道。彭到来之前，国民党邳县县党部的派别斗争就非常激烈。彭来后作为县长又不能一视同仁，亲近一派疏远一派。再加上他经常以县太爷自居，根本不把国民党县党部放在眼里，引起县党部一部分人的反对，现在他浮征芒银，必然招致人民的强烈反感。正好给反对者有机可乘。他们四处活动，奔走号召，鼓动百姓上告。一时上告呈文就用车拉。当时，经江苏省司法机关调查弹劾，给彭国彦以撤职、判刑的处分。

彭国彦何许人也？在邳州这块地方当官的，有认贼作父的汉奸县长齐吾身；有盘踞多年作恶多端的顽县长王化云，先后被民国政府、人民政府镇压而未“享受”如此待遇。而彭国彦甫一上任，仅在邳县任职几个月即遭撤职、判刑并勒石扬恶，必有其深层次的原因。1993年，笔者调来统战部工作，结识了已逾九十高龄的原国民党邳县党部宣传委员王仙舟，听王老先生介绍，知道一点彭国彦这个苏州人在邳县被判刑的蹊跷。一个偶然机会，遇到与彭国彦一家都有密切关系的老人——中国著名的新闻工作者、杂文作家和社会活动家冯英子先生。通过冯老先生了解联系到现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医学研究院做技术员、因长病住美国巴尔的摩寓所的、已经七十多岁的“彭二小姐”，即彭国彦的二女儿彭令范。对彭国彦在邳县落马之事有了初步了解，并发现彭国彦来自一个令人震撼的家庭。

彭国彦原籍吉安，1904年生于扬州，1926年毕业于东南大学政治经济系。他抗战前曾去英国游学，倾向工党的政治主张。1928年获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举办的县长考试第一名。当时省民政厅长就是后来在汪伪时期风云一时的汉奸缪斌。这时缪斌已开卖官之风，一等县县长价六千元，彭拒不出钱，缪因其是榜首乃不得已派充吴县（一等县）县长。人称“状元县长”。

那彭国彦身穿蓝布学生装，脚蹬黄皮鞋，苏州市民对新来的彭国彦则充满好感，多有报道。彭国彦上任之后，一改县长坐大轿、坐包车的旧例，常骑自行车或步行到民间私访，随员都不带一个，不受招待。还开始建设路政，安装城乡间的电话，说得少，做得多，非常平民化，一点官架子也没有。正因为没有官架子，所以也不琢磨做官的门道，不合理的就抗，对苏州势力极大的士绅也不理不睬，得罪了不少人，当时的县公安局长郑诚元也与他势成水火。最令缪斌和地方绅士不满的是他厉行禁烟禁赌，触动了包庇烟赌的地方警官利益，又将缪斌发出的拘捕进步青年及左倾分子的密令泄露给原共青团员许宪民，致密捕未遂。彭国彦的吴县县长位子只坐了9个月，1929年7月中旬，彭国彦就出事了，罪名是“违抗命令，行为不检”。郑诚元放话说：彭县长有某种嫌疑。派了人把彭国彦押送镇江，期间有很多人签名请愿，为父母官彭县长鸣不平。在省里拘押了两天，又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为由，把彭国彦放了出来，总算只是免职，身家无碍。

当彭被捕解省时，许宪民恰在同一列车上，送彭到省会，返苏后积极奔波声援。两人感情日深，遂于彭获释后结婚。此后彭又任江阴（二等县）又因敢忤当地政棍恶霸等去职。

根据现有资料分析，与邳县政协文史资料有一定出入，1930年11月彭国彦来邳县前，国民党邳县党部派别斗争已经白热化，以焦梦白、王蓝田、王化云为首的一派又称东派或北派，以刘启仁、辛玉堂、刘银涛为首的二派又称西派或南派。当时是一派因人事变动在邳县趋于瓦解，二派掌握邳县实权。彭国彦经常摆官架子又以高级知识分子自居，自然和同样文化水平较高的一派成员较亲近，而对二派疏远。当时二派正竭尽全力的防止一派死灰复燃，岂能容彭国彦这个外来户唱反调。于是就竭尽全力开展倒彭运动。彭国彦这个外来户举目无亲且又清高自傲，自然只有挨打的份。省长缪斌早就对彭怀恨在心，借机报复。再加上对他私放共产党员有所风闻，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抓起来判二年。据《苏州地方志》介绍：此事惊动了中国人权保障同盟，经宋庆龄等声援，张一麐为首的地方土绅仗义集资始得保释，始得释放。

其实，究竟是彭国彦浮征芒银还是民国政府加重农民负担，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据王仙舟先生讲：彭国彦来邳州以前不久，1930年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刚刚结束军阀混战的“中原大战”。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不断挑衅。 “民国政府”开始派军队去井冈山及中央苏区“围剿”红军，但又被打得落花流水。蒋介石为了维持自己的独裁统治，必然加强军事力量，这就势必加重人民负担。民国政府派系林立，谁马前三刀能耍过去谁就赢。彭国彦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替死鬼而已。就是二派头目刘银涛写的彭国彦“劣迹碑”文也没有称其“中饱私囊”。也不符合彭国彦的性格。苏州很多文献表明彭“因为政清廉，不擅逢迎，只任两届便赋闲在家”，“清廉耿直、洁身自好”，“耿介孤高一书生”。别人是“三年穷知县，十万雪花银”，他却是两袖清风，依然是个四壁徒然的穷书生。

更有资料介绍其：“日本投降后，他任上海中央银行专员，按例可免费分得镏金一块，他却认为是不义之财，坚决拒收”。抗战中到重庆任国民党中央党部、中央银行科长、秘书等职，胜利后回苏，故庐已毁，他拒绝一汉奸洋房相赠，而借寓友人之屋，且不参加国民党党员登记。他在他夫人的影响之下，把一些共产党员放走了。他也曾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多次为中共地下党人开脱“罪名”。在国民党的官场中，一个这样的书生怎么会受到欢迎呢？又怎么能容许这么一个县长呢？所以，他很快从“状元”变成了平头百姓。

彭国彦身上集中表现了旧中国知识分子的脆弱性，放不下知识分子的架子，清高自傲，“忧贫耻乞食，为吏失迎送”。到头来，两任县长，一身清贫。还遭遇政敌攻讦，还落得个身败名裂。一蹶不振。彭国彦是个悲剧性人物，早已棺盖定论。

然而彭国彦的家庭对中国的革命事业是有很大贡献的。彭国彦的妻兄许金元，大革命时期曾任中共苏州独立支部书记，后于1927年在中共江苏省委青年部长，1927年“四·一二”事变中遇难，尸体被沉入长江。彭国彦的弟弟彭国珩。20年代在清华大学搞学生运动，后来，他跟聂荣臻一起南下，30年代年仅20多岁就牺牲了。清华大学至今保留有他的事迹记录。

彭国彦的妻子许宪民更是一位巾帼英雄，正像冯英子老先生说的那样：“苏州出过许多巾帼英雄，然而我认为在现代的苏州女性中，够得上称为巾帼英雄的，许宪民同志应当是其中之一。在苏州的历史上，不可以没有许宪民的传记，不可以忘掉这样一个人。

许宪民，自16岁少女时就追随兄长投身大革命，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苏州最早穿上军装的女子，抗战期间被中央政府任命为敌占区专员，曾坐过日本人和汪伪的监牢，1946年，在史良的支持下，许宪民参加国民党伪国大竞选，并当选。在一系列有利身份的掩护下，帮助地下党进行活动。　许宪民对于中国人民的解放更满腔热情，并为之奋勇斗争。在接近解放的前夕，中共中央华中局江南工委，曾派陈伟斯同志到苏州，设法建立一架电台。陈伟斯同志找到了许宪民，她以满腔热情，支持了陈的工作，用积存的二百元美金，为陈配备了电台，能同苏北通话。有趣的是，她还向陈伟斯提供了不少情报，她通过国民党的一个电讯局局长，窃听国民党的来往电讯，交陈使用；她通过因刺杀孙传芳而名扬天下的施剑翘，打入上海警备司令部陈大庆的心脏，弄到一些情报，交陈使用。许宪民疾恶如仇、爱打抱不平，满腔热忱的维护、帮助弱者。苏州有个叫常东娥的小学教师，被两个有军统背景的人，强奸之后杀死。常的母亲奔走呼号，到处告状，均无结果，后来落到了许宪民手中，许挺身而出，表示支持。特务们写信恐吓许宪民，信中还附了一颗子弹。许不为所惧，把这封信在她所办的《大华报》上揭发了。她帮助常母诉讼，最后终于取得了胜利。许宪民解放后任苏福长途汽车公司董事长，并担任了民盟苏州市委常委和苏州市政协委员。

最使彭家骄傲的还是彭国彦的大女儿、北大才女林昭（彭令昭），同时也给这个家庭带来了灭顶之灾。林昭，1932年生，受家庭的影响，幼年的林昭对共产党闹革命抱有很大的热情， 1948年9月，接触共产党地下组织。临解放的1949年初在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大地图书馆工作，被发展为地下党员。在景海中学高中毕业后，于1949年7月考入了“革命摇篮”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决心“与家庭生不来往，死不吊孝”，投身到革命中去，毕业后林昭随苏南农村工作团参加苏南农村土改。1952年在《常州民报》、常州文联工作，其间林昭深入工人之中，撰写了许多报导。

1954年，林昭以江苏省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林昭被打成右派。但她坚持自己观点，从不认错，不断抗争。1960年被逮捕入狱。后来投入上海提篮桥监狱，因拒不认罪，虽不是主犯仍被重判二十年徒刑。接到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林昭不服，在起诉书背面书写三千七百三十九字对之评注和批判。并写《绝食书》云：“一息尚存，此生宁愿坐穿牢底，决不稍负初愿，稍改初志。”在狱中林昭曾多次绝食、自杀，并多次给当时的北大校长陆平、上海市长柯庆施、《人民日报》写信，反映案情并表达政治见解。被剥夺了笔和纸的林昭在狱中用自己的发夹蘸鲜血，书写了几十万字文稿和诗歌，这在人类思想史上，乃至人类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由于林昭拒绝违心地服从，被狱卒视为表现恶劣，遭受较严重的虐待。1965年上海提篮桥监狱所写的《林昭在服刑改造期间重新犯罪的主要罪行》中记载：“林犯关押几年来，一贯拒不接受教育，书写了大量的反动血书，如《灵耦絮语》（约十八万字）、《基督还在世上》、《不是练习——也是练习》、《练习二》、《练习三》、《鲜花开放在悲壮的五月》、《囚室哀志》、《秋声辞》、《自谏》、《血诗题衣》、《血衣题跋》等数十万字。虽经工作人员多方教育，并采取了单独关押，专人管教，家属规劝等一系列管教措施，但林犯死不悔改，公开扬言：永远不放弃宗旨而改变立场”。1968年4月29日，林昭接到由二十年有期徒刑改判为死刑立即执行判决书。当即血书“历史将宣告我无罪！”当天被从监狱医院病床上（林昭在吊葡萄糖，体重已瘦至不到七十磅）拖起架走，在上海龙华被枪决，年仅36岁。

1960年，逮捕林昭时，彭国彦恰好进来，当即变了脸色，口中喃喃道：我们家完了，我们家完了！言毕踉跄离去。这时，彭国彦已被打为历史反革命罪被判管制5年，以敲石子、糊火柴盒等杂工为生。林昭的被捕使他精神彻底崩溃，生的欲望彻底破灭。未及一月，彭国彦服灭鼠药自杀身亡。

1968年5月1日，林昭被处决的第三天，下午两点左右，公安人员至上海茂名南路159弄11号二楼林昭母亲家，索取五分钱子弹费。其妹彭令范（刚从农村巡回医疗回上海休假）送上五分镍币，其母许宪民当场昏厥。随即精神已濒临崩溃。白发蓬乱，形容枯槁，整日喃喃自语，游荡于上海街头茫茫人流，梦游与呓语，成为疯婆子。最后死于上海街头。

1979年1月，北京大学党委发出了关于为林昭错划右派的改正通知。1981年1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社长穆青、郭超人、陆拂为的长篇报道《历史的审判》。文中简要记述了林昭的命运，“她就义的详细经过至今无从查考”。12月30日上海高级人民法院复判宣告林昭无罪。我们的党毕竟还有知错就改、认真纠正自己错误的时候，实现了林昭的“历史将宣告我无罪”，而旧中国的彭国彦只有带着“劣迹碑”的耻辱走进坟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