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国际关系格局的最大变动将是东方的复兴与崛起以及西方的应对与适应，东西方文明的冲突与融合相交织将谱写一首本世纪“令人心仪”的交响曲，晚了一个世纪到场的中国能否成为这个交响乐团的“领衔演奏者”之一引人关注。东亚的崛起是亚洲复兴的必经之路，其主要标志是中围的复兴与日本的自立。东亚的崛起将对21世纪国际关系新格局与世界新秩序的形成发挥重大影响，无疑，它也将对美国的东亚战略以及日美同盟关系提出挑战。美国对东亚的崛起似乎一直都在做“应对”的准备，但显然还缺少必要的心理调试。对中国，是“遏制”还是“超越遏制”;对日本，是坚持“主从”关系还是让步走向“对等”;在“东亚共同体”与“日美同盟”之间，美日两国能否做到“鹫鹤同飞”，本文将通过日美同盟关系的发展分析美国东亚战略的变迁以及东亚崛起对日美同盟关系的影响。

美国东亚战略与日美关系的阶段性特征(冷战时期)

美国较为系统的东亚战略构想始于威尔逊的“门户开放”政策，近代以来，因华裔秩序崩溃，东亚成为大国博弈的重要场所。19世纪中叶，成立不到百年的美利坚合众国不甘寂寞地将“黑船”划到日本海岸，叩开日本紧锁的大门。日俄战争后，两个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结束蜜月关系进入激烈竞争阶段。20世纪20年代，在美洲搞“门罗主义”的美国却到亚洲兜售“门户开放”政策。威尔逊的“门户开放”政策披着理想主义外衣，实则是为了在远东地区扩张美国的利益，此时的日本为了独占亚洲利益也在推销自己的“亚洲门罗主义”。二者围绕在中国的利益，展开了利益瓜分斗争。1924年美国制定法律排挤同本移民使双方矛盾激化，30年代初的世界经济大危机使同美阿国在亚太地区对生存空间的争夺达到白热化程度。

众所周知，双方在亚太地区的争夺以美国向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而告终。1945年8月30日，麦克阿瑟元帅抵达日本神奈川县厚木机场。从这一刻起，日本似乎被划门美国版图延伸到远东的“边界”。此后，一部战后日本政治史同时也就成了一部战后日美天系史。战后初期美斟对日政策的目标是使日本丧失战斗力，在亚太地区无法与美国形成竞争。冷战形成后，美国出于自己东亚战略的考虑，急忙与日本片面讲和并将其纳入美国东亚安全战略的框架之中，对日政策也由肢解日本变为扶持日本。美国打着联合国旗号占领了日本，终于取得亚太地区的霸权地位、在对日本实施民主改造后，两国于1951年9月签订日美安保条约，并于次年生效。

从条约的内容看，日本只是一个半独立国家。安保条约确认美国陆海空三军驻留日本，但却不提美国应尽保卫日本的义务。在麦克阿瑟授意下制定的《口本国宪法》，确立了日本放弃武装、实施民主并走和平道路的国家发展方向。以“重经济、轻武装、日美安保”为特征的“吉田路线”成为日本“战后体制”的根本。吉田路线确实使几本在短期内摆脱了战败国地位并回归国际社会，但是，重视日本独立与自尊的鸠山一郎接任首相后对日美安保条约提出挑战。他积极主张修改宪法，修复与苏联的关系，与亲美反共的“吉田派”相抗衡，并立志摆脱“对美从属”地位。

其实，日本新宪法与日美安保条约从一开始就存在荇内部扭曲现象。日美安保条约要求日本重新武装，但是日本新宪法不允许日本拥有军队。这是美国对日政策前后矛盾所致，也是吉田茂想一箭双雕，既让美国放心又不花钱搞军备的结果。时至今日，这种内在矛盾仍未得到解决。美国人说日本“白搭车”，不理解为何要保护日本。日本人对向美国兵提供基地和“温情预算”愤愤不满。新宪法与安保条约之间的二律背反为日本“战后体制”的崩溃以及日美同盟关系的质变埋下伏笔。

1960年的“安保斗争”是朝野之间以及自民党内主流派与非主流派围绕“吉田路线”与“鸠山路线”之间的一场论战与冲突。以共产党和社会党为核心的左翼阵营开展的“反基地斗争”得到广大民众的响应，主张“日美对等”的岸信介政权自1958年10月开始与美国展开修改安保条约的谈判。岸信介企图通过反共亲美来达到让美国同意修改日美安保条约的目的，1960年5月日本国会强行通过修改条约议案。尽管日美新安保条约明确写入旧安保条约没有的“美国保卫日本”的义务条款，但是，岸信介政府并未得到民众的支持。日本人民要求的不是在被占领的框架内如何多分一杯羹，而是彻底地结束占领状态。由于安保条约修改成效不大又引起国内一片混乱，岸信介内阁引咎辞职。

实际上，日美安保条约一开始并不具备同盟性质，可以说它是为适应美国东亚战略展开的权宜之计。朝鲜战争的爆发使美国找到赖在亚洲不走的理由，而日本不仅能为美国提供在亚洲用兵的前哨阵地，也能成为美国将兵力投送到印度洋和地中海的中转站。更重要的是，日本还能乖乖地为美军提供基地和维护基地设施所需的资金。日本成为美国遏制共产主义蔓延的防波堤，同时也是美军的训练场。

“遏制”理论是冷战时期美国世界战略以及东亚战略的思想基础，“该理论的产生是杜鲁门政府放弃罗斯福构想的建立门户开放式世界新秩序的安排，投入到势力范围争夺的必然结果”。所不同的是，杜鲁门在“遏制”理论发明者乔治?凯南“和平演变”思想基础上，使这一理论更富于扩张性和全球性。战后初期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与美国外交政策的转型密切相关，此后半个世纪日美同盟关系的演变，基本都在美国东亚战略的大框架内运行。尼克松上台后对美国的外安全战略进行了调整，撤走了部分驻扎在盟国的军队(日本1.2万人，韩国2万人)，并要求盟国“承担更多责任”。

“尼克松主义所体现的美国外交的巨大转变之一是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美国的对华“越顶外交”令日本极为不快，抢在美国之前与中国恢复邦交正常化。1970年日美安保条约自然延期，类似1960年那样的紧张气氛没有出现。这一方面源于60年代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缓解了社会矛盾，“另外，到了60年代中期，国民对于反对修宪基本形成共识，这个问题已不构成保革对立争论的焦点”，日本国民对自卫队以及日美安保条约的容忍度有所增强。从日本国内政治态势看，60年代，“吉田路线”在池田内阁执政期间基本取得正统地位，“鸠山路线”的继承者们在与自民党内部“保守本流”的竞争中处于守势，朝野之间，以自民党和社会党为代表的“保革对立”态势趋于制度化。左翼在野党(革新派)与保守的执政党内部的“鸽派”有了共同语言。不仅如此，到了80年代，还出现了“保守派”革新，“革新派”保守的怪现象。所谓“保守派”革新，是指以中曾根康弘为首的“新保守派”继承鸠山路线，坚持自主防卫，主张对战后政治(吉田路线)进行“总决算”。所谓“革新派”保守，是指以社会党为首的左翼阵营反对修改宪法，主张日本走“非武装”的和平主义道路。

越南战争后美国的实力有所削弱，苏联咄咄逼人。里根上台后重整旗鼓，试图在全球范围内扩张实力，围堵苏联势力蔓延。日本的安全防卫战略是美国全球安全战略的一环，其具体政策的构想与实施无法摆脱美国的影响。美国实力雄厚时不愿意让日本等盟国插手并分割其战略利益，但是，当美国力不从心的时候就要求盟国多做“国际贡献”。进入80年代后日本经济实力大增，并且挑战美国经济利益，对此，美国政府“该出手时就出手”。纵观战后日美关系，每当日本获得经济利益时就必须在安全领域为美国埋单(如出钱。出基地等)，每当在防卫领域美国为日本松绑时，日本就必须放弃部分经济利益(如买美国的牛肉、收拢汽车销售等)。日本政治家如果想自尊自立与美国“对等”甚至挑战美国的权威，那就一定会被搞得臭名远扬(如小泽一郎)。

不过，福田赳夫当年似乎很理解美国的苦衷，他指出，“美国的影响力已经不能遍布世界各地，为了保持西方阵营与苏联之间军事上的平衡以及实现世界和平，不仅仅是美国要担当责任，西方阵营的友好国家也要各自分担责任。通过合作与增加防卫能力来维持与苏联之间的政治军事平衡，这样才能保证和平”。其实，美国提出的“责任分担”要求对日本国内“新保守派”、“民族派”以及“国防族”来说正中下怀。中曾根康弘任第三次佐藤内阁的防卫厅长官时，就于1970年3月23日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发表了“自主防卫五原则”，将日美安保体制界定为日本自主防卫的补充。“但是，遭到继承吉田内阁亲美路线保守派的反对而搁置。1971年7月内阁改组后中曾根康弘卸任，‘自主防卫构想’未能实现”。“旧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缔结是在1978年11月27日。日美同盟在冷战结束之前并不具备实质性的同盟关系，到了80年代，日美才在军事技术合作上有些进展。但是，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不断提高，80年代日美两国的经济贸易摩擦愈演愈烈。美国不容许任何国家在军事、政治、经济等领域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也包括其盟国在内。1985年的“广场协议”使日元升值并促发日本经济产生泡沫，接着日本进入“丢失的10年”。相反，美国经济却在90年代持续发展。

东亚崛起挑战“日美同盟”关系(后冷战时期)

冷战结束后美国开始构筑自己的国际安保环境。并坚信维持自己的军事实力是保证世界和平与繁荣的关键。美国世界战略的优先目标是防止在原苏联相关的国家中出现新的竞争对手，以确保其触角达至欧亚太陆并使友好国家和同盟国安心。老布什执政末期制定的《政权防卫计划指针》指出，“我们的战略是必须再次明确应避免未来出现世界性强国的可能性”。1992年7月与1995年2月，克林顿政权分别发表了第2次和第3次《东亚战略报告》，1995年11月日本新《防卫计划大纲》发表。战略报告与防卫大纲所昭示的日美两国在安全防卫政策上的协作关系在1996年克林顿与桥本龙太郎会谈之后所发表的《日美安全保障共同宣言》里得到再次确认。宣言的内容涉及日本的防卫、地区安全和两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合作问题，宣言规定了以下几个原则：日本的安全保障依赖建立在日美安保条约基础之上的美国遏制能力：为保证地区安全，美国有必要在亚太地区保有10万兵力;日本适时为美军提供设施、区域以及帮助美国援助相关国家。共同宣言发表在1996年台海危机过后不久，其指向性一目了然。

日美安保宣言所规定的宏观原则在1997年日美合作“新指针”里被法制化。共同宣言与新指针重新界定了日美同盟的内涵，并使日美同盟向真正意义上的军事同盟发展具有了法律保证。在日美同盟具备了实质性内容的同时，日本的防卫政策也改变了“专守防卫”的传统方针。对美国来说，日美同盟的作用由“监视”转向“利用”，对日本来说，“借船出海”，使“民族自立”在同盟框架内向前迈了一步。冷战结束后的十多年里，日本政治经济虽然困难重重，但是，安保防卫政策却“长足发展”。联合国维和行动法(PKO法)、周边事态法、反恐特措法的制定对自卫队行动半径的延伸以法的形式进行了规定。1995年的《防卫计划大纲》、1996年的《日美安全保障共同宣言》和1997年的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出台的实质意义是为日美两国在全球范围内“共同作战”制造舆论和法律依据。不过，这一时期，美国处于主动地位。美国在东亚地区将中国和朝鲜作为“假想敌”，拉日本为其助一臂之力的战略打算比较明显。日本一方面利用这一机会挣脱绳索，发展自己的防卫力量，同时又用美国“恩赐”的“和平宪法”拖延将自己绑在美国战车上。

对于如何利用日美同盟，日本各党派意见并不一致。从90年代后期看，日本各派势力似乎在亚太地区局势处于紧张不稳定状态，日美同盟有必要强化这一点上与美国达成共识。2003年日美两国首脑会谈确认“世界范围内的日美同盟”原则，“其具体内容是反恐、对伊拉克进行人道支援、参加印度洋地震与海啸等国际救助活动，作为安全防卫领域的合作。推进日美两国在弹道导弹防御领域的共同技术研究”。继日美同盟的活动范围从“本土”扩展到“亚洲”之后，小泉与布什又将这一范围扩张到全世界。双方规定了日本不仅要为美国的东亚战略做贡献，还要为美国的全球战略做贡献。但是，中国的和平崛起以及地缘政治利益的吸引，也使日本看到日美两国在亚洲地区利益上的不一致性。

民主党执政后，日本试图主导日美同盟的走向。尽管有些力不从心，但是，民主党还是推出了“日美对等”外交和“构建东亚共同体”的战略构想。1999年民主党就曾制定了《安全保障基本政策》，确立了其安全防卫政策的基本原则。即在海外不行使超过“个别自卫权”的武力行为;坚持“专守防卫”方针;保持行使“个别自卫权”所需最低限度的武力;在宪法解释未发生变化之前不行使“集体自卫权”;不保有核武器与生化武器;只限于在自卫和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行使最低限度的武力;不采用征兵制;实行文官统治制度;坚持“武器输出三原则”;坚持“非核三原则”㈣。2009年年底鸠山政府的智囊机构“密约验证委员会”成立，最终报告将于2010年3月出台。经过一段时间验证，该委员会初步得出以下两个结论：第一，1960年日美安保条约修订时，日美两国政府曾经私下密约在“朝鲜半岛有事”时美国可以利用在日美军基地。第二，在冲绳归还时日美两国政府曾私下密约在“有事”的情况下美军可以向冲绳部署核武器。前者违反了日美安保条约“日本有事”活动范围的规定，后者违反了日本“非核三原则”(不拥有，不制造、不带进)。另外，有关美国装载核武器的舰艇是否可以随时出没驻日美国海军基地这个最尖锐的密约问题还未验证清楚。最终报告的结论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目前的日美关系引人关注。

不论是出于无奈还是出于真心，日本在日美同盟和东亚共同体之间摇摆。民主党上台之前就制定好了一个十年外交政策蓝本，其中，亚洲外交政策的具体设想就是构建“东亚共同体”，其所要达到的目标是“使亚洲实现和平与富裕”。日本民主党认为，日美同盟作为“地区的公共财产”应使其发挥作用，但同时也要倾听亚洲各国的声音，而日本将作为“亚洲和美国之间的连接器”发挥作用。“关于东亚共同体的构成，民主党认为初始阶段以东盟+中日韩13国为妥，澳新印3国虽然也是重要伙伴，但一开始成员过多不利于意见统一，会影响共同体的工作效率，因此，3国可以暂缓加人。关于美国，日本认为将来东亚共同体扩大后美国也可以参加，目前，日美之间建立自贸区即可，因为在美国和亚洲之间有日本这个‘连接器’就够用了。为加速东亚共同体的成立，民主党提议建立常设组织‘东亚共同体秘书处’，同时强化亚洲开发银行的作用。另外，还提议设立一个‘东亚议会人会议(拟称)’，促进议员之间的交流，深化政策对话”。

纵观美国的东亚与全球战略，不论是“遏制战略”还是“超越遏制战略”，其核心内容都是不允许出现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挑战美国利益的强国。不论是中国的崛起还是日本的自立，只要超过这一底线美国都会进行无情的打击。美日两国都在试图利用日美同盟保住或扩展自己的生存空间，当两国都将中国视为威胁时，中国的战略生存环境将遭到打压。同样，中国的崛起与亚洲的复兴也将对日美同盟提出挑战，从发展趋势看，日本在日美关系中的积极主动作用有所增加。美国必须认清继续用霸权思想指导亚洲外交以及用同盟关系左右国际关系格局的局限性和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和谐世界”的理念具有普世意义，处理国际关系更需要“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