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年底起，谷歌就说要离开中国了。布林就像伟大的哲人那样：我们有的不单单是经济理性，我们还需要精神的自由。初始，国内网民呼天抢地如丧考妣，支持之声不绝于耳。然而谷歌却把中国的朴实民众玩弄了。直到2010年3月底，它也就是加个.hk，小蛇变成了乌龟，穿个小马甲，还是蜗居在中文市场温暖的海滩边。笔者不是极端的民族主义者，也不想拿着一国法律与主权的口号来做冠冕堂皇的说辞，但是对于谷歌打着言论自由退出大陆，相当嗤之以鼻；对于民众这场撕裂的大争论，相当不解。

先说前者，谷歌退出中国市场的问题。美国有句俗话，business is business。福山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中表达过这样一个观点，苏格拉底把人的灵魂分成理性、欲望和精神三个部分，近代以还，精神部分不断被理性和欲望压制，特别是不断被经济化。这就是美国以及很多西方国家存在着的客观事实。比如谁要是相信，2009年的哥本哈根会议中欧盟主动提出减排更多地出于道德要求，那么只能说明他还没有入门。欧盟的低碳技术全球领先，他们预设标准意味着无穷的经济利益。同样的，谷歌打着言论自由的旗号退出中国市场，谁要是深信不疑，那么被蒙指数未免也太高了。

谷歌离开中国，如果说到原因，最主要的只有一条，那就是收益成本比的商业问题。我不是经济学家，也没有谷歌在中国市场的数据，但是作为一个企业，它的基本目标不就在此么？我们没必要为一个企业挂上神圣的道德光环，尽管说到收益，他们希望的不单是经济利益，为了企业的长远发展和一定的社会责任，他们会考虑为了道德与精神收益而进行投入。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在收益可观的情况下，谷歌从战略角度考虑到在中国发展会遇到影响他全球扩张战略的危机事件，未雨绸缪而选择离开。

然而，谷歌不是一个简单的商业公司，而是极具政治影响力的信息行业的巨擘。以下文字转自《环球时报》，其内容则来源于美国《政客》网站。

谷歌一直在华盛顿默默建立着政治影响力，并聘请了一大群与两党关系密切的合约说客在国会山为其工作，据互动政治研究中心（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资料显示，谷歌过去几年用于国会游说的资金以几何级数急增，从2003年的八万美元急增至去年的三百万美元。

谷歌在去年总统大选也出钱出力，是奥巴马竞选阵营的第四大资助者，其科技产品更对奥巴马起着推波助澜之效，其CEO施密特（Eric Schmidt）也担任了奥巴马的特别竞选顾问。

谷歌退出中国市场事件，自然就能够成为美国政客的武器了。在此期间，希拉里发表互联网自由的演讲，矛头也直指中国。合在一起，谷歌既为自己退出中国市场找到了道德借口，也让美国找到了一张再次指责中国言论自由问题的政治牌。当然，这里笔者没有要为中国的言论自由辩解的意思。我们的言论自由到什么程度，都心知肚明。不是每天在互联网上写一些注定被“和谐的文章”、骂几句愤青语的人才知道存在言论压制的。但是，站在国家高度来说，我们个人的言论自由的解决有待于我们国家宪政体系和自身公民社会的逐步建立完善，而不能依赖于别国的几句指责就能解决问题。

再者，谷歌还是做了一定程度的妥协，没有完全退出，而是迁到了香港。根据一国两制的政策，香港拥有独立的司法体系，而留在香港又可以继续傍住中国市场的大腿。到这里，真的可以看出谷歌打的道德牌是多么的拙劣，让人哑然失笑。而这甚至还能为极端的民族主义者留下口实：香港也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你谷歌扬言退出中国却留在香港，是在挑战我们的主权完整和蓄意制造“三个中国”么？

本是一次利益最大化的经济较量，却打出一张拙劣的道德牌，顺带还捞了不少政治分，这就是谷歌事件的现状。

再说后者，中国国内网络民意的问题。有句网络流行语是“认真，你就败了”，不少网民或许本身没有那么强烈的愿望，不管是哪一派持什么立场，一旦加入讨论认真起来，非理性的因素就会不断增多，慢慢地在偏执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乃至到如今，双方互扣大帽，不是“五毛党”，就是“五美分党”，中间派几乎绝迹。在这场撕裂的争论中，双方各执一词，坚守立场，稍有水平者攻击对方漏洞，水平次者往往直接以身体器官生理行为的语言方式上阵。这就是网络民意可怕可笑的现实。笔者不想对双方争论的内容和结果下一个定论，道理很简单，“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只是立场不同而已。而在一个多元文化并存的网络世界里，实属常例。而一个人最难改变的，恐怕就是价值观了，更何况数亿网民有着各式各样的价值观呢？试图一统思想江山，是不可能也没有必要的。

但是这样的争论，却难免导致这样的结果：支持谷歌者，容易走到“月亮就是美国的圆”的丢失基本民族精神的地步；而不支持谷歌者，容易走到“党的政策亚克西”的地步。这二者，对网络的自由理性空间的建立都是非常不好的。越是如此，网络空间恐怕越是会成为许多网民自嘲的那样，成为“P民”的放屁场所，越来越不受到重视。

网络民意与谷歌退出事件的关系，可不可以换一个角度来考虑？由于谷歌和美国政府千丝万缕的关系，不由自主地想到了一个名词：公共外交。埃德蒙德•古利恩(Edmund Gullion)将其定义为：

公共外交旨在处理公众态度对政府外交政策的形成和实施所产生的影响。它包含超越传统外交的国际关系领域： 政府对其他国家舆论的开发， 一国私人利益集团与另一国的互动， 外交使者与国外记者的联络等。公共外交的中心是信息和观点的流通。

不要忘了，西方人这样说过，国与国没有永远的友谊，只有永远的利益。笔者相信有普世价值的存在，但是在现实问题中，却不能忽略自己国家的利益。美国是玩弄国际关系的高手，谷歌一定程度上就成了他们对中国实施公共外交的契机。

很显然，公共外交取得了很好的成效。自觉不自觉地，广大网民成了棋子。这场成功的公共外交，就是美国利用言论自由，让中国的好些国民跟自己的政府叫上了板。更让美国人兴奋的是，这些国民还全力以赴、心向往之。借用一个不雅的比喻，人家来例假了，我们广大国民在捂着自己的肚子喊疼。

说到最后，还是回归谷歌事件表面上的焦点来，言论自由问题。理性的人需要言论自由，但是中国的现状就是如此。要改变，绝对不是喊几句口号，或者做一个过激的行为就可以的。与其破口大骂，不如想着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毕竟在一个集中制的官僚体制内，后者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如果要展开就是另一个话题，就此打住。

2010-3-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