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中国政府在应对金融危机所出台的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很成功，但周其仁在接受《英才》记者专访时认为，这种成功是有代价的，而现在已经到了政策必须退出，让市场来决策的时候，仅靠短期超发货币扩大赤字是不够的。
刺激政策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是短期的，2009年广义货币增幅比GDP高了20个百分点，这个我是持批评态度的。原来我们把刺激政策叫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可实际执行起来，却远远超过了“适度”。
从5万亿的投资，最后到了将近10万亿，这在市场表现起来，货物就给货币做了媒介，实际的货物和服务增长远没有货币增长的快，货币增长量那么多，最后将物价推高。现在CPI的统计和老百姓的感受不对，老百姓老觉得统计公报和他实际上街买菜、买东西、买服务的感受有差异，这些问题应该引起警惕。
对企业来说这种短期靠货币推动所产生的收入，就是赚快钱，快钱赚了以后，企业打仗的心理就被腐蚀掉了，因为没有人再去研究产品、研究这个市场需要什么东西，开发产品需要时间，而短期赚快钱却不用。
比如现在很多制造业转型去投资房地产市场或资本市场，他们对经济增长最基本的东西反而忽略了，觉得太慢。以这种势头发展下去会严重损害我们中国经济产业发展的基础，企业的增长方向应该永远是看着客户。
要解决这个问题，周其仁认为除了政策退出要坚决外，其根本办法是把短期政策和长期经济发展的结构性改革相结合。
我们要思索，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到底靠什么在积累财富？1980年中国也有财政赤字，货币投放也偏多，酿成了80年代中后期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那最后怎么化解？除了短期不得已而为之的一些财政变化和货币变化，最重要的是体制变化。改革以后才可以增加供应，增加供应就可以消耗过量的货币。
从此次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来看，这种靠透支未来的政府债和以发钱就能维持经济增长，不是实质上的经济增长。
所以除了财政货币要收缩外，我们的体制也要开放，试想如果垄断放开，可以增加多少就业？目前我们国家有75％以上的就业都是由民营企业创造，可他们拥有的资本量、银行贷款量相对来说却小得多。如果以就业为中心，应该谁增加就业多就给谁更多的资源。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体制改革共同组合，中国才有可靠的经济增长。
从根本上讲，政府的主要职责应该是管理好货币，不要货币失去控制就去管物价，那是管不住的，政府不能做市场的救火队长。从经济规律角度讲，过量的货币冲进了一个市场，必然是按下葫芦浮起瓢。
如现在的房价问题，我们很容易归结为开发商太坏，囤地、囤房，但其根本原因是我们投放了过多的钱，冲击这个产业，使它供不应求。对于目前地方政府财政摆的架构就是靠中央支出钱自己进行配套建设，地方政府以土地做抵押然后向银行借贷。但是银行借给地方政府的钱，将来能不能变成有收益的投资项目，如果建公路收费还抵不过利息收入，这样会不会带来财务坏账？
因此未来资产重组、重新定价的过程是一定要做的，对于那些不能获得收益的项目，银行要重新料理债务进行债务重组，地方配套资金如果不能支持项目就要进行项目重组，这些都是未来两年要做的事情。
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经济发展向西部进行产业转移的趋势，加快中西部崛起以及这些地区的城镇化建设带动我国经济近几年的发展，但是也要注意不要简单的复制东部地区，全部把土地变成了厂房。这当中环境的因素要总结、规划的要素也要总结，我希望这次西部建设过程比前两者能城乡更协调，从转移模式上改变，不要等到把那里的劳动力、土地贵了以后，再换一个地方。这样没有几年同样的问题又会出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