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试图解释为什么在中国教育收益率不断提高的情况下，收入差距出现不断扩大的趋势。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在2008年进行的“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的数据，本文分析了以教育年份、技术水平和工作经验为表征的人力资本因素对劳动力市场上人们的经济社会地位的影响，这种经济社会地位是以收入水平和社会保障状况来界定的。根据对调查数据的分析，本文发现，不同的社会阶层，教育收益率是有很大差异的，但这种差异主要是受人力资本因素的影响，而社会保障状况的差异则主要是受户籍等制度因素的影响。本文由此引申出的结论是，中国劳动力市场具有二元分割的特征，这种特征决定了劳动力市场上的社会分层机制。

关键词：人力资本；劳动力市场；社会经济地位；中国

作者1：李培林，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上海大学社会学E-研究院，E-mail：lipl@cass.org.cn；作者2：田丰，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一、问题的提出和已有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有两个相互矛盾的现象伴随产生：一个现象是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收入和财富差距越来越成为不同社会阶层之间明显的界标；另一个现象是教育越来越普及，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从1997年的9.1%上升到2007年的23%，中国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同时教育收益率不断提高，而教育通常被认为是现代社会促进社会平等的最重要因素。

对于这种矛盾现，有两种可能的解释：一是多种因素影响下收入差距的迅速扩大，抵消了教育普及的平等化效应；二是教育机会本身存在不平等问题，教育的发展和教育收益率的提高并没有真正地发挥促进社会平等的作用。对于后一种解释，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教育社会学家安德森（C.A.Anderson），基于对大量新的调查材料的分析，提出了著名的“安德森悖论”：即教育的民主化过程并没有对有利于社会平等的社会流动产生促进作用，而在此之前，各种研究结论几乎一致以为，教育的大众普及会使社会地位的平等化程度提高（Anderson，1961）。法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P.Bourdieu）和帕斯隆（J.2C.Passeron）则把这个悖论推向一个具有震撼力的命题，他们在《继承人》和《再生产》这两部合著的著作中，通过对法国高等教育经验材料的分析，提出学校教育并不是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是一种铲除社会不平等的制度，而是一个以“遗传”的方式生产和再生产社会不平等，并使此类不平等正当化和永久化的重要手段。他们还认为，教育的不平等也并非仅仅取决于经济因素，而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文化因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成为生产与再生产社会阶层以及社会不平等的核心要素（Bourdieu Passeron ，1964；[1970]1990）。他们的这一对传统现代化思想具有颠覆性的“文化资本”和“社会再生产理论”，在学术界引起了激烈而广泛的争议，也对现代教育社会学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些国外研究中国的社会学家通过经验研究曾经发现，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的196021970年代，中国的教育收益率的估计值是负数，与世界各国的一般经验大相径庭（Whyte ，1975；1981；Whyte Parish，1984；Parich ，1984；Davis2Friedmann ，1985）。这个结果尽管存在很大的争议，但却与改革初期的所谓“脑体倒挂”现象相吻合。赖德胜（1999：4562457）曾根据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与改革课题组”

1988年和1995年全国收入分配调查资料，计算出从1988年到1995年我国平均教育收益率从3.8%上升到5.73%，改变了改革初期的“脑体倒挂”和“论资排辈”状况，从工龄收益率高于教育收益率转变为教育收益率高于工龄收益率。李春玲（2003a ）运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于2001年在全国12个省的调查数据，计算出2001年中国教育收益率约为11.8%，如果考虑到制度等其他因素的影响教育收益率降低到6%，而且教育收益率并未随工作年限增加而提高，她认为“脑体倒挂”现象已基本消除，对收入差距和教育收益率最重要的制度影响因素是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

刘精明（2006b ）分析了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2003年度“全国综合社会调查”在全国28个省市区的调查资料，发现1998年以后高教领域中的教育不平等总体上呈现一种下降趋势，但来自社会阶层背景以及自身社会阶层位置的影响差异，一直明确地存在于1978～2003年间。

基于以上的研究，本文考察的主要问题是：在日益市场化的劳动力竞争中，人力资本究竟发挥着什么作用？这种作用又受到了哪些因素的限制，在何种程度上决定着人们的经济社会地位？通过什么渠道才能在充分发挥人力资本作用的基础上促进社会经济地位的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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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结论与讨论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人们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国家综合实力显著增强。“中国经验”和“中国道路”成为国际学术界关注和研究的一个热点。但在对“中国经验”和“中国道路”的总结中，收入和财富的差距不断扩大，却成为人们忧虑和诟病的一个突出问题。

对这个问题，民众普遍不满，学者们也进行了各种原因分析和道义批评，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进行干预。但从目前来看，效果并不明显。这说明，在市场化的条件下，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要比在“大锅饭”的情况下拉开收入差距困难得多。

然而，不容否认，收入差距的扩大中，也有合理的因素，比如劳动力市场上教育收益率的显著提高。本文的研究发现，教育收益率的提高，使得人力资本在决定收入方面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中国劳动力市场上个人教育收益率的不断提高，意味着中国劳动力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机会公平竞争的机制在逐步形成。而教育收益率在不同职业阶层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说明人力资本对职业群体分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

人力资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作用，仍然受到一些制度性因素的限制甚至扭曲。特别是户籍、单位体制等制度因素，对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作用以及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都是十分明显的。综合多种影响因素分析，人力资本要素和多种制度因素一起，共同形成决定收入水平和经济地位获得的机制，而经济地位的获得，又与户籍、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社会地位决定因素紧密相联。这说明，要缩小收入差距，单靠提高教育收益率和增进教育机会的公平是无济于事的，必须从制度因素入手，加大调整收入分配的力度。

不过，个人教育收益率的提高，只是说明劳动力市场公平竞争程度的提高，并不能证明教育的发展对社会公平就一定起到促进作用。本文由于数据资料的限制，并没有分析获得教育机会的公平问题，如果教育机会不公平，即便个人教育收益率提高，也难以促进社会公平，反而可能会固化原有的不平等。

另外，即便形成了公平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也不能确保社会公平的实现。市场竞争公平与社会公平是不同的概念，市场公平的原则是优胜劣汰，而实现社会公平则需要救助市场竞争的弱者。政府必须通过财政、税收、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福利政策，来促进社会公平的实现。

在本项研究中，私有企业主群体作为一个奇异值的发现，是值得关注和研究的现象，这说明私有企业主的成功，主要的并不依赖于人力资本的投入和工作经验的积累，而是依赖于其他的因素。这些其他的因素，有可能是初始资本的拥有、创业精神、社会资本网络、营利机会的把握等，也可能是权力关系、投机行为等。由于掌握的研究文献有限，我们还不是很清楚，私有企业主群体这种不同于其他社会阶层的特点，究竟是中国转型期的特有现象，还是带有普遍性的现象。

总的来说，尽管中国劳动力市场化程度已经有了很大幅度的提高，却仍然带有多重二元分割状态；人力资本要素在人们收入获得机制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但还会受到各种因素的限制，统一、开放、流动的劳动力市场尚未完全形成；人力资本作用和个人交易收益率的提高，并没有能够遏制收入差距扩大趋势，必须从完善财政、税收、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和促进教育机会公平两方面入手，采取强有力措施，才能扭转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