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修改稿曾发表于《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如需参考或引用，请参见纸质版本」
摘要：关于“革命”话语对乡村社会结构的影响，有“持续论”与“断裂论”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但若将社会结构细分为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予以考察，或可超越这种非此即彼的判断。从村庄道德与权力体系来看，“革命”话语主要改变的是村庄的纵向社会结构，政治标准成为了占主导地位的分层标准，而村庄的横向社会结构（以“己”为中心、以“伦常”为标准往外“推”的圈层结构）则呈现为延续性。
关键词：革命；纵向社会结构；翻身；横向社会结构；延续
一、引言
1949年，革命胜利后新政权的建立，给中国乡村社会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以致于人们常会用“翻天覆地”来形容这一变化。就村庄而言，简要地说，除了政治权力之外，新国家累起来的更重要的则是革命话语。革命话语是为前者合法性做论证的，其核心是阶级分析。具体到社会关系问题上，阶级分析要求人们在亲疏关系划分上以阶级认同为标准。这与“差序格局”关系模式基于“伦常”道德文化、以血缘标准为核心、辅以地缘标准，来划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亲疏、远近，是截然不同的。不过，这种简单的区分只是理论上的，当二者在村庄里直接相遇时，其实践情况要复杂得多。
例如，革命是否改变了中国乡村的社会与文化结构？对此，学界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趋向。一种趋向强调变迁，认为新的国家力量彻底吸纳、并改造了社会。持此观点较有影响的如萧凤霞。她认为，“土改破坏了宗族组织的经济功能；集体化把农村社区变成了国家的细胞构成。人民公社化运动将农村干部吸纳到了严密的官僚网络中……这些干部扮演的角色更像是国家的代理人而不是政治掮客……从而建立起了党和国家控制农民日常生活的权力。”[[i]]291-292我们且称之为“断裂论”。另一种趋向强调的则是延续，认为新的国家力量并没有真正割断传统社会与文化结构的延续性。例如，黄树民就认为1949年后的“革命”并没有在农村贯彻[[ii]]21-22.波特夫妇认为，给他们印象最深的还是显著的延续性，所谓的变化不过是“在社会生活的表面刮擦一下而已”[[iii]]269.此外，韩敏也持类似观点[[iv]]259-264.我们不妨称之为“持续论”。
可是，如果不那么固执地坚持非此即彼的全称式肯定或否定判断思维方式的话，或许我们应当追问的是，哪些内容发生了变化，以及它们是在多大程度上、如何发生变化的，哪些内容延续了下来，以及如何延续下来了。要弄清楚这些问题自非易事，但我们仍可以用此设问的方式（例如从较显性的、中性的和较隐性的不同层面），就村庄权力结构、道德话语和社会结构等基本问题，来考察社会与文化结构在“大集体”这一重要时代中的“变”与“常”。
除特别注明外，文中所用资料均为笔者在桥村调查所得（文中地名、人名已经技术处理），调研时间分别为：2005年7－8月，2006年1月，2006年6－10月，2008年1—2月。桥村位于湖南省郴州市永兴县金陵乡南部5公里处，它包括7个自然村，现有人口近2300人。其中，下桥湾为周围数个村庄林姓村民之发源地。
二、身份重确与政治化社会分层
1950年冬，如同其他广大农村地区一样，桥村也开始了“减租反霸”运动。专门负责此运动的工作队进村后，住进了桥村的穷苦人家。于是，这些干部被认为是真正的“好官”，具有良好的德行，因为他们根本不以“官”自居。工作队推开运动后，按照要求，桥村的几个地主放弃了该年佃户应交给他们的绝大部分的租谷。其中，地主林金玄主动放弃了所有的地租，得到了工作队的表扬。实际上，村民也一向认为林金玄是有德望的人。昔日常为林金玄及其堂弟林金品家干活的老长工林思红如是说：“青黄不接时，他会借米给别人，而且去他家借米的人，他还会留别人吃一餐饭。他家里喊（请）人做事时，如果天下雨、事做不成的话，照样给饭吃，而且给工资。在他家干活，干活的人回来之前，他们自家人不会先吃饭，不像（林）金品。”
至于林金品，工作队给他讲解政策，要他交出“浮财”，他不仅不肯交出财产，还指责没收其财产是不讲道义的“抢夺”行为，并大喊，“死了王一还有王二，你们杀了我，我的金银财宝也要留给我的后代！”平时待人不够和善、积怨太多和道德形象不佳的林金品，在新的政治条件下仍“不思悔改”，成了桥村第一个也是唯一个被枪毙的“旧社会”和“旧政权”的代表性人物。解放前这个在桥村举足轻重的的“强门”（强势）角色，在新的道德话语里成了“恶霸”。
1951年春节之后，另一项改变桥村村民命运的运动又开始了，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土改”。从这次运动起，桥村村民才终于认识到，新的国家权力所倡导的道德原则，与他们原来所持的道德原则有着根本性的区别。
从运动一开始，村民就感到“土改”不再是像“减租反霸”那样，只是将原来村民眼中道德形象不佳的人拉出来批斗，而是有着一套全新的是非观。工作队向村民解释道，村民之所以长期贫困，缺衣少食，原因在于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这三座大山的欺压，农民要想过上好日子，就要消灭剥削制度。一开始，村民听不懂这些话，他们弄不清楚那么多“主义”。但说到日军在村中烧杀劫掠，说到国民党拉夫抓丁、收粮派款，说到林金品仗势欺人，却是他们再清楚不过的事情。要说分林金品家的地，村民觉得非常高兴。但要说林金玄道德也有问题，在村民看来多少有些显得难以理解，对于曾经受惠于他的村民来说尤为如此。例如，在笔者访谈时，老长工林思红表示，“朝廷的粮、地主的租，一向都是天经地义的，以前只能盼望朝廷少征一点粮，地主少收一点租，却绝对不敢想根本不交，至于分地那是想都不敢想的”。
从这个时候开始，“地主”一词在桥村真正具有了政治和道德意义，而不是像原来那样仅仅具有经济意义，表示一个村民家拥有较多的土地可以用于出租。同样，“富农”、“中农”、“贫农”与“雇农”等一系列词语也开始渗入桥村的日常生活，日渐成为一种政治性和道德性的身份符号。
可当“土改”工作队员要对一个叫林培武的村民进行阶级鉴定时，却一时间拿不定主意了，他们不知道将他划定为什么阶级才合适。这个“先生”自己不种田、不种土，家庭生活不算好，但也不算坏，他长期作为湾里“管事的”参与宗族事务管理，此外，他还曾经担当过“维持会”的会长。无奈之余，他们将林培武的情况向县里作了汇报，结果县里也拿不定主意，最后一级级报到省里后方有了明确的结论，将他划为“公会管理者”。而当这一结论下达到桥村之后，不仅林培武本人，就连工作队的人也给弄糊涂了，他们不知道这究竟属于一种什么性质的阶级身份。如果说从事公会管理的人划为一个单独的阶级，一则似乎与当时“阶级”所隐含的生产资料占有及剩余价值剥削的含义不吻合，二则桥湾其他几个宗族“管事的”并未被如此处理。
而就当时及其后的桥村日常生活来看，身份的属性问题却决不是“难得糊涂”所能解决的。弄清楚某人究竟是什么阶级身份，有其实际生活意义。在接下来很长一段时期内，“地主”或“富农”（尤其是“地主”）在桥村日常生活中将处处“矮人一等”，慎言慎微。一旦有“忆苦思甜”的仪式性活动时，他们往往会被作为苦难造就者的象征接受批判，即便不被拉上批斗台，也无不如坐针毡。
那么，林培武会如何呢？
相对于“地主”与“富农”，林培武的处境要好得多。在解释“公会管理者”这一身份时，村民没有将它与“地主”等同起来，也没有将它与“敌伪人员”的符号挂钩。在“土改”结束之后，桥村举行了一次“忆苦思甜”的活动，主要内容是辩明“谁养活谁”的问题。林金玄等人被拉上了批斗台，并表示对忆苦者所诉之苦负有重要责任。而林培武却未被“请”上台，村民认为林培武这个人不坏，所以能放则放之。在这里，由于“公会管理者”这个身份符号所具有的模糊性，村庄道德评价所起的作用强过了“土改”工作队带来的新是非观。
但是，相对于一个叫林逢源的村民，在开始的几年里，林培武心里还是有一些不平衡。林逢源原曾担任过保长职务，解放后他写了“悔过书”和“保证书”（桥村的老人至今将其合称为“投诚书”），表示要悔过自新并保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之后，桥村百废待兴，缺乏有文化的工作人员，林逢源被吸收为桥村小学教员，后又变为公办教师。至于林培武，因为曾经担任过桥村“维持会”的会长，这比国民党当局所属工作人员更为“道德沦丧”，更需要打击防范。故而，虽然村民两次提议让他去当教员（他们觉得林培武在互助组里是一个累赘），但都没有得到乡政府允许。在这里，国家的政治标准比之于村民的道德评价明显占了上风。
从桥村的情况来看，在以“土改”为核心的社会变革中，虽然不乏夹杂着阶级身份与道德身份不相符合者，并且，毋庸置疑，在底层村民“翻身”的过程中[[v]]，也的确伴随着他们在村庄权力结构更迭中的竞争。但这并不像弗里曼、毕克伟和赛尔登等人所说的那样，变革不但没有解放农民，给贫苦农民以权力，反而将乡村中的权力交给了地痞和懒汉，使得中国社会的不良分子得以掌权，且使得潜存于中国文化中恶习泛滥[[vi]]374.从大体上看此时的桥村，原有村庄社会纵向结构中居底层的人的确因为革命话语而跃升到了上层。并且，这种分层不再是村庄旧有的以财富、声望、教育水平、道德水平等为综合分层标准，而是由政治标准担当了社会分层的主导标准。
那么，有哪些方面没有发生改变或者说变化没有这么大呢？在借用布迪厄“习性”概念的基础上[[vii]]80，张小军指出“深层政治文化和人们的习性”是难以改变的，并以大量经验材料为据说明，村民在革命话语下依靠接受和借用国家象征资本来扩展自己的资本和资源[[viii]]96-132.这无疑有其洞见，但其论述较为偏政治化。如从村庄日常生活的经验来看，我们似还找到具体一些的“社会事实”，更为清晰些地说明这个问题。首先，很显然村民虽然接受了政治化的社会分层，却并没有真正接受阶级化的道德标准。以至于他们更愿意将林培武的身份解释为非敌对性意味，在如何对待林金玄这样符合原有“伦常”道德标准的地主之类问题上也显得更为温和，甚至迷茫。从广义上说这或许也算一种“政治文化”或“习性”，而从直接起作用的因素来看，则是因为村庄道德话语关于是非的论证并未依照阶级标准要求完全脱离人伦色彩。其次，也正是村庄道德化的人际关系操作，显示出了村民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原则——以“伦常”标准划分亲疏、远近，并没有发生变化。也即，在村庄纵向社会结构发生急剧变革的同时，村庄横向社会结构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三、“革命”竞争中的村庄权力与道德
1966年开始的“文革”无疑是“革命”话语最为彰显的运动，但即使在这样的运动中，村民围绕道德与权力竞争的过程中，改变的仍主要限于村庄纵向社会结构，而横向社会结构并则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那些试图以阶级标准，代替人伦标准，来处理其横向社会结构上的人际关系的村民，往往遭到其他村民的排斥。
运动开始时，几乎所有的桥村村民，包括起来“造反”的“造反派”，都不知道“走资派”是什么意思。但是，当听说周围地区有了“农民造反联合会”（简称“农联”）之后，桥村大队的一些年轻人立即宣布他们属于“农联”，并积极鼓动一些中年人参入，为首的负责人是林蒙古。
林蒙古没有兄弟，又是一个癞子，故而曾在湾里受过一些歧视。当与其关系不好的人叫他“癞子”时，他总是不高兴，装作没听见，因为他认为这是对他的讽刺（实际上由于当时村民生癞比较普遍，这种称呼在一般情况下并不具有讽刺的意味）。听说毛主席也支持“造反”后，林蒙古感到实在高兴。以往每天早上开工前集合点名时，老生产队长都会以一种怪怪的腔调点他的名——“癞子”，而此时林蒙古才知道“原来我还可以造反”。果然，在他宣布加入“农联”后，老队长再也没敢取笑他，虽然仍有时会信口叫他“癞子”。尤其当他成为“农联”在桥村的负责人后，老队长每一次碰见他后都会和蔼地笑一笑。不过，按照当年“农联”积极分子林丁星的回忆，林蒙古倒也算得上大度，并没有对老队长怎么样。当有积极分子问他为何不斗一斗老队长时，他还开脱道，“人家是老头了，既然改正了就算了”。
不久之后，林蒙古发现，“造反派”反错了对象。此时外界又有消息传来，说“造反”要打倒的是“党内的走资派”。谁才是党内的走资派呢？林蒙古将矛头对准了“当权派”，主要是张孝白和金吉祥（分别为前任和当任的大队支书）。内容分别是：“当权派张孝白为什么要砍树？！”（指砍村中道路旁的古树炼钢铁）：“金吉祥一年拿三千工分太多（指误工补贴）。当权派滚下去！”在随后的一次大队贫雇农代表会议上，张孝白作了“交代”，说砍树是根据上级组织决定办的事，此外，他早已下台，所以他已不能算“当权派”。金吉祥也作了“交代”，大队支书和大队长每年拿三千个工分的补贴是公社的规定。此时台下有人嘟囔，“你太丑（脾气差），讲（责骂）社员的时候象讲自己的儿子一样。我们又没有谁是你的儿子！”对此，金吉祥表示一定改正。
就这样，桥村“农联”针对“走资派”的批斗结束了。但在农历11月，“农联”与另外一个试图到桥村来发展成员的“造反派”组织发生了一次冲突。
这个组织的名称叫“湘江风雷”，它的主要成员是城市或工矿企业的知识分子，在桥村大队只有两个卫生员参加了这个组织。“农联”认为“湘江风雷”代表的是“当权派”，打着“造反派”的旗号准备夺“造反派”的权。于是，林蒙古带了几个骨干赶到位于桥湾湾口，“湘江风雷”在此搭建了简易舞台，准备搞宣传活动。林蒙古等人要求“湘江风雷”马上拆台离开，后者不愿意，当时他们也有10多个人，并不惧怕林蒙古等人。结果在林蒙古要强行撕掉“湘江风雷”的标语时，双方打了起来。“湘江风雷”虽然人多，但打起架来却根本不是这些农民“朋友”的对手，以至于他们中的好几个人被打得鼻青脸肿。桥村大队的两个卫生员本是为“湘江风雷”搭台宣传的积极分子，但一开始他们就没有帮着“外人”打“湾里人”，村民也便没有把他们怎么样。不过，他们却由此被“湘江风雷”组织认为是不够忠诚的成员，再加上怕得罪本大队的社员，他们从此之后再没有参加过“湘江风雷”的任何活动。
当桥村平静下来时，与之相邻的东方红煤矿的斗争却格外激烈，斗争的双方是“湘江风雷”和“顶天立地派”（也称“东方红煤矿造反联合会”，简称“东造联”）。至1967年秋，“湘江风雷”和“东造联”的斗争由文斗（大字报和批斗会）演变成了武斗，而吃亏较多的一方无疑是“湘江风雷”，因为“东造联”一则人多势众，二则其成员绝大多数都是干重体力活的工人，打起架来自然占优势。不过，后来“湘江风雷”弄来了一批枪支弹药，立即扭转了不利的“战局”。
桥村大队“农联”的积极分子得知“湘江风雷”枪打“东造联”的消息后非常气愤。次日再听到枪声后，“农联”40余人立即由林蒙古和林丁星带队赶往东方红煤矿支持“东造联”。“湘江风雷”见了桥村的队伍便马上开枪，结果林蒙古一听到枪声便落荒而逃，因此他也丧失了在“农联”中的威信。倒是林丁星显得特别“勇敢”，他直往前冲并大呼“抢掉他们的枪！”他后面的“农联”成员这才发现，其实对方只是在朝天开枪，于是他们迅速追上林丁星一并冲进矿区夺了对方的枪。一个星期之后，县武装部派人到桥村大队将枪支弹药收走。经过此事，林丁星在“农联”和桥湾的同龄人中树立了威信。
至于桥村村内，此后一直比较平静，金吉祥所领导的“当权派”和林蒙古、林丁星领导“造反派”一直相安无事。实际上整个桥村的“文革”就这么结束了，剩下的只是一些口号，实质性的批斗与反批斗再未发生。
但是，金吉祥还是一如既往地谨慎，甚至在某些方面他表现得比“造反派”还“革命”一些。1974年桥村大队建成大礼堂后，施工人员请人写了“大礼堂”三个字，成扇形地排列在大礼堂大门顶头的墙上。金吉祥看了之后说，“我们一再强调要‘批林批孔’，要批判‘克己复礼’，你们怎么还写一个‘礼’字在上面呢？”于是，他让施工人员从桥村小学请了一个“又红又专”的老师从报纸上剪了“大会场”三个字放大，然后绘在了墙上。同年，桥村小学一位姓林的老师在给学生上课时提到了一句地方谚语，“雷公叫了，芹菜不香”。这原本指的开春之后（以春雷为标志）不宜再吃芹菜，因为此时的芹菜已经不鲜嫩与芳香。可金吉祥批评他道，“林老师，你还信迷信呀？以后不要这样了（指他不该说”雷公叫“而应该说”打雷“）。”
此外，金吉祥最为谨慎对待的还是手中的权力。为了不让自己被一些有文化的年轻人替代，他一如既往地压制其他人入党。结果在其任支书的10年间内，桥村大队党支部竟然没有新发展一个党员。例如，他提出“慢慢考察”林枝田的理由是：“（林）枝田晚上出诊要么就要人陪着，要么就走大路不敢走小路，怕鬼，这证明他还信迷信，不是唯物主义者。毛主席一再强调要破‘四旧’，怕鬼就是一种变相的‘四旧’。”
比之于很多人描述的“文革”中的激烈斗争[[ix]]，桥村的“文革”大概可算温和型的了。但这却也不是独一无二的例外，不仅桥村周围地区的很多村庄大体如此，在诸多研究者提供的其他地区的案例中也不乏有类似于桥村的情况[[x]].缘何同一政策在基层实践起来会有如此大的区别的呢？这或许跟地方官员的选择有关系，同时也与不同区域群众内部结构和斗争策略有关系。关于前一因素牵涉太广，这里我们暂不作讨论，而后一种因素则在桥村与东方红煤矿的对比中看得较为清楚。
在社会结构上，宗族文化较强地区的村庄较之于矿区的特点在于它曾为宗族组织所统合过。在宗族组织因外界力量影响而不再起主导作用后，以“伦常”为核心的道德秩序却并没有在村庄中迅速瓦解，它是一条“底线”。故而我们看到，桥村即便是在“革命”话语支持下（甚或可以说在政治运动的“裹挟”下），再加上村民间个人恩怨的积累与清算也常常发生，但斗争的各方终究“不敢把事情做得太绝”。否则，不仅从地缘关系上来说，将来相互还抬头不见低头见、不好相处（如“湾里人”认同），而且从血缘关系上来说有违“伦常”底线，很快就会遭到村庄道德舆论的谴责，并可能被村民借用“革命”话语施以惩戒。与此相比，矿区则不同，其工人来自不同地区，内部结构人伦色彩较弱且没有相应的道德体系作支撑，从而没有应对“革命”话语冲击的“减震器”，以致其围绕“革命”道德大旗的斗争比桥村激烈得多。
不过，对“革命”旗帜的争夺，毕竟使原本正常的村庄权力竞争变得格外戏剧化（以致在今天看来颇有些“黑色幽默”的味道）。仪式化的“革命”道德话语实践长期脱离了原本朴实的村庄日常生活[[xi]]5，让不少村民身陷压抑。
四、社会结构的纵向“翻身”与横向延续
毋庸置疑，在“大集体”时代，外界导入村庄的新政治力量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村庄既有的权力结构。在个人向上流动的过程中，政治性的标准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些现象与国内外诸多研究者的描述并无二致。不过，与不少地区（包括与村庄仅有一丘之隔的煤矿区）所不同的是，即使在“文革”中，桥村并没有发生严重的揪斗、尤其是武斗事件。
基于此类经验，我们可认为，以汉学为核心的解释思路——“革命—再革命—告别革命”[[xii]]223-237，虽对宏观历史不乏解释力，但对乡村基层社会结构变化的复杂性则关注不够，而只笼统地认为它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化。桥村的经验证明，在原有宗族认同较强的乡村地区，各类政治运动主要改变的是村庄的纵向社会结构（政治标准成为了占主导地位的分层标准，但村庄道德标准亦仍是重要分层标准），而村庄的横向社会结构——以“己”为中心、以“伦常”为标准往外“推”的圈层结构——并未发生实质性的变化。这就解释了，一方面此时期村民围绕政治标准而竞争具有普遍性，但另一方面，他们并没有依据“革命”话语的要求，将“阶级”认同当作自己处理与其他村民关系的核心原则。
简而言之，当我们以一种超越抽象化、纯粹化、非此即彼的态度，去追问这一时期乡村社会与文化结构“变”与“常”时，或许会发现：村庄纵向社会结构中的“翻身”过程确实是存在的，但也主要限于“翻身”（且新的纵向层级结构也滋生出了惰性），村庄横向社会结构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革命”道德话语主要在前一个领域发生作用，而“伦常”道德话语则在后一个领域中延续了下来，阶级观念并没有代替人伦意识；在村庄权力竞争的过程中，两种道德话语则有了较多碰撞和复杂纠缠。这便是“革命”旗帜下村庄中的权力、道德与社会结构互动的概貌，有变亦有未变之处，既不像“持续论”所描述那般浪漫地延续了传统，也不像“断裂论”所讲述那样发生了社会与文化结构的中断。
若以此来追问，政治运动改变了什么，又没有改变什么，我们或可简要地说：较之于传统乡村社会，村庄纵向社会结构及其相应的社会流动已改变为由“革命”话语主导，但在处理一般人际关系（也即横向社会结构）方面，“伦常”道德原则仍具有延续性，尽管有时它借用“革命”道德话语作外表而得以实践。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村庄纵向层级结构的惰性问题也并没有太大改观。其结果是，一方面就干部而言，除了“公德”上的官僚主义之外，“私德”的问题也已出现；另一方面就普通村民而言，社会流动的机会在运动中不仅没有增加，反而进一步减少，政治标准成为几乎独一无二的社会分层标准时，人们对“革命”话语的不满也便产生了。这正是人们常说的“革命”巅峰中夹杂的“疲态”[[xiii]]166.也即，村庄纵向与横向社会结构之间的脱节，暗含了“革命”话语在村庄社会结构中消退的可能性。
感谢本人的博士论文导师吴毅教授、博士后合作导师麻国庆教授，以及王建新、张佩国、张应强、贺雪峰、萧楼、丁卫、黄海、胡宜、石汉（Hans Steinmüller）等师友就本文给予的指点与帮助（当然，文责概由作者自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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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黄树民。林村的故事[M].北京：三联书店，2002.
[[iii]]Potter H.Potter J.China ‘s Peasants：the Anthropologyof a Revolution[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iv]]韩敏。回应改革与革命[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v]]韩丁。翻身[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0.
[[vi]]弗里曼，毕克伟，赛尔登。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vii]]布迪厄。实践感[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
[[viii]]张小军。阳村土改中的阶级划分与象征资本[C].黄宗智。中国乡村研究（第二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ix]]张乐天。告别理想[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x]]Mobo C.F.Gao.Gao Village[M].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Press ，1999.
[[xi]]张乐天。告别理想[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xii]]邹谠。二十世纪中国政治[M].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
[[xiii]]吴毅。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