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为2020年4月6日哈佛大学校长白乐瑞（Lawrence S. Bacow，白乐瑞为其中文名）在新冠肺炎康复后，接受《哈佛公报》的一篇采访文章。本文译者王雅林、李晓洲，修订千禧月。爱思想很荣幸在译稿修订过程中，得到了美国著名汉学家、哈佛大学亚洲历史教授欧立德（Mark C. Elliott）先生细致的指导与帮助，在此深致谢意。

当地时间3月24日，哈佛大学校长白乐瑞 在致哈佛全体教职员工的一封信中说，他本人及其妻子白娥黛（Adele Fleet Bacow，白娥黛为其中文名）感染了新冠病毒。在开始在家办公并限制了与外界的接触一个多星期后，两人均出现感染新冠病毒的症状。如今康复后的他，向校刊《哈佛公报》（Harvard Gazette）分享了自己与妻子的经历。以下为采访全文。

《哈佛公报》（以下简称《公报》）：您和白娥黛现在感觉如何？

白乐瑞：感觉好多了，我们非常幸运。事实上我们俩从未经历过导致这么多人住院的呼吸系统疾病。对我们来说，这很像流感。不是玩笑，但是至少就我们的情况而言，没有危及生命。

《公报》：您都有哪些症状？

白乐瑞：一开始是咳嗽，后来发展至发烧和寒战。全身疼痛，感觉自己几乎一夜之间就120岁了。然后是嗜睡，就像患了流感时那样。

《公报》：当得知检测结果都呈阳性时，您当时是什么反应？

白乐瑞：我们一直非常当心，所以说实话，我有点吃惊。白娥黛和我在出现症状前的近10天里，除了彼此，再也没有见过其他人。我们完全被隔离在家里。之所以如此谨慎，是因为我患有自身免疫性疾病，非常容易被感染。事实上，有些人质疑我为什么要接受新冠病毒检测--因为我的免疫力很低，所以我属于高危人群。当检测结果呈阳性时，我想“这个玩笑可开大了”。

当时最担心的是我还能否履行（校长的）职责。2004年，我还在塔夫茨大学当校长时，被诊断出患有自身免疫性疾病，当时我病得很重，不得不请了一个月的假。正因为如此，我意识到我必须照顾好自己，如果我身体出了状况，对谁都没好处。而如果别人生病了，我必须允许他们花时间来康复。所以当检测呈阳性时，我试着去做一个好病人，做我应该做的事，以此来模仿我希望在别人身上看到的行为。我有幸拥有一支伟大的团队，他们没有错过任何一个细节，只是为了在我不在的时候让一切工作正常进行。

《公报》：那您生病期间，还可以继续工作么？还是完全不碰任何工作？

白乐瑞：作为校长，你永远不会完全脱离工作。我一直在看电子邮件，虽然没能做出很积极地迅速回复。我的办公室主任帕蒂·贝林格和高级职员比尔·李每天会与我通一次话。我每天都会收到（执行副总裁兼首席行政官）凯蒂·拉普(Katie Lapp)和（教务长）艾伦·加伯(Alan Garber)的报告。如果需要的话，我也会给他们打电话。

《公报》：当您发邮件告诉哈佛全体人员您和白娥黛都确诊新冠肺炎时，得到了怎样的回应？

白乐瑞：我们收到了来自学生、教师、教职工和校友的上千份回复，回复中有些来自世界各地。我和白娥黛都被深深地感动了。

如果没记错的话，当时我生着病躺在床上，正好看到CNN在报道我生病的新闻，那一刻有点奇怪，有种灵魂出窍的感觉--这成为全国性的新闻。紧接着我们开始接到来自全国和世界各地的老朋友的问候。

《公报》：您是如何度过这段社交孤立的时光的？您是否一直在刷屏看什么或读什么特别的东西？

白乐瑞：光是看电子邮件就够费劲的了，我还真没什么为了休闲读点什么的机会。讽刺的是，几个星期前，儿子、儿媳和两个孙女给我们打电话--他们住在纽约市，开始在家远程工作--想知道如果他们在这段时间过来和我们住在一起，我们是否欢迎，当时我们说，“当然，十分想见你们”。结果，我们俩出现症状的那天，他们真的开车来了，最大的麻烦是两个孙女--2岁半和8周大--也被带过来了。就这样，他们一家一直待在我们家，一个屋檐下，双方依然是视频联系，以此保持社交距离。希望几天后当我们从另一边走出来时，能够真正地和孩子们一起享受团聚。

《公报》：现在您感觉好多了，您在家工作的典型一天是怎样的？

白乐瑞：因为我刚刚恢复，还不确定是否可以真正回归日常。我还没有开始锻炼，希望下周能重启。通常每一天里，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查看一夜之间收到的邮件。然后我通常有一系列的电话和会议，就像其他人一样。有时这些电话是我的直接下属打来的。我在和各系主任和各副校长联系沟通。我也在和政府官员联系，目前已经和州长、华盛顿特区、剑桥市、波士顿市的官员通了电话。

我也和我的同行保持联系。常春藤联盟的校长们主要通过电子邮件保持密切联系，我也通过电话与他们中的一些人进行了交谈。我经常与麻省理工学院校长拉斐尔·赖夫(Rafael Reif)交谈，再比如(前哈佛校长)德鲁·福斯特(Drew Faust)和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等等。基本上说，我试着接触以前曾处理过类似情况的人，或者正在实时处理这些情况的人。

我已经和马萨诸塞州独立大学协会和美国教育委员会通过话。上周末我们在网上举行了董事会，召开了一次全体监察员会议和一次集团会议。

《公报》：请您回顾一下，我们学校是什么时候开始监测新型冠状病毒的？

白乐瑞：1月初，哈佛大学卫生服务部开始关注中国疫情趋势。我们有来自中国的学生，也有相当数量的教师和工作人员前往中国。当时，我们还向从中国返回校园的社区成员发布建议，告诉他们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来确保身体健康。然后我们开始建议人们不要贸然出国旅游，先是建议不要去中国旅游，后来范围扩大到世界上疫情严重的热点地区。

同时，与我们的教职工也进行了密切联系，他们中的一些人是全球知名的传染病、病毒学、流行病学和公共卫生专家，与中国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同仁们保持着联系，于是我们请他们就美国将面临的风险提供建议，并为此召集了一个危机管理团队来追踪疫情，做一些初步规划。凯蒂·拉普召集团队，包括行政院长、副校长，以及大学其他环境健康和安全体系的人，规划和思考如果在波士顿，甚至是哈佛校园里发现病毒踪迹，我们可以做什么。哈佛大学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阮江（Giang Nguyen）也很快组建了一个科学顾问团。我们还有幸请到艾伦·加伯(Alan Garber)担任教务长，他既是一位医生，也是一位经济学家，发表过关于流行病管理的学术论文。因此，我们利用了大量的专业知识来准备应对新冠病毒，并在此过程中做出一些明智的决定。

《公报》：哈佛是美国第一批降低校园密度、向网络授课转型的机构之一，一开始也遇到了一些阻力。您能谈谈做决定的过程吗？

白乐瑞：我们的想法基本上是由少数几个因素驱动的。第一是观察新冠病毒在中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传播，并试图学习这些国家的经验；第二，决策由模型驱动，如果这种病毒具有高传染性，我们可能会面临一场非常现实的危机。当时，我们认为年轻人的患病风险比老年人或有病史的人要小。而最近的数据表明，至少在美国，年轻人发展成重症的几率比其他一些国家要高。我们一直在研究这个。我们还观察了“钻石公主”号等游轮的情况，这些游轮就像培养皿一样，想象一下如果我们的学生宿舍暴发疫情会发生什么，那些学生彼此都住得很近。

随着春假的临近，我们担心如果不迅速采取行动，学生可能会分散到各地，并可能与世界各地的其他年轻人接触，当他们返回校园时，我们可能会面临（疫情）全面暴发。所以我们认为在学生春假之前采取行动是很重要的，于是很快就调动了资源。哈佛大学信息技术系在安妮·马古利斯（Anne Margulies副校长兼大学首席信息官）的领导下，迅速准备好让每个人都参与进来，开始教育全体教员，确保我们有足够的IT基础设施来支持大规模的网络教学和会议。同时，副教务长巴拉特·阿南德(Bharat Anand)和他的同事们开始收集资源，以便迅速对教师进行在线教学的培训。每位院长都不知疲倦地与教职工一起准备，他们是这一进程的真正英雄。然后我们给学生们发了一个通知，要求那些可以回家的学生搬回家，并且在假期后不要再回到校园。我们将把所有的教学搬到网上。

我知道我们可能会因为行动过早而受到一些人的批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注意到马萨诸塞州的病例在四天的时间里从13增长到28，到42，再到91，这是一个明显的指数增长速度，尽管基数很小，但在之前一两个星期里，其他许多国家都重复经历过几乎完全相同的增幅。那时我很快意识到，犯错的代价是不对称的。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提前行动--就像一些人认为的那样--的确会给很多人带来不便，也可能会浪费资源，但是，如果我们太久未做出反应，代价可能影响人们的一生。所以做出决定本身其实并不难，但执行它很困难。但做出让学生离开、不再返校、转向在线学习这个决定是非常清楚的。我们还认识到，通过迅速采取行动，我们可能会让其他面临类似决定、但无法获得我们拥有的专业知识的机构更容易迅速采取行动。

《公报》：学校在帮助学生和其他人转型上是怎么做的？

白乐瑞：我们要求学生和社区的其他人尽快采取行动，整个大学的人都来帮忙，这是社区力量的一个标志。当学生们搬出去时，每个人都自愿帮忙。我们还努力提供经济支持，帮助学生支付旅行、仓储和其他费用。学院的工作人员夜以继日地工作，严格意义上说，是为了执行这个决定，并解决出现的问题。大约有6000名本科生在五天左右的时间里成功搬走。

我们必须迅速过渡到在线教学，这对每个远程工作的人来说也是一个转变。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社区的那些成员，他们照顾着那些仍然住在这里的学生，一直尽力确保校园是安全的。我们的老师、学生和所有支持他们的人，几乎是不费吹灰之力就掌握了在线教学所需的技术，很多人都很愿意学习新的教学方法，这种意愿让我深受鼓舞。

《公报》：您曾担任过塔夫茨大学的校长，过往经历中有任何一次能和此次相提并论么？

白乐瑞：我经历过2008年的金融危机，这次疫情危机和那次危机当然有一些相似之处，但也有一些重要的不同之处。两者最大的相似之处在于，它们都影响着经济环境，并使捐赠基金下降--慈善捐赠可能在短期内减少，企业和基金会的支持费用也会减少。

我们会看到，学生对奖助学金的要求将有所增加。事实上，我们在员工、教职工中看到了巨大的焦虑，但同时，也看到了社区的积极响应，人们努力帮助那些不幸的人。这是非常振奋人心的。

新冠疫情危机比2008年的危机困难得多，因为它影响了我们履行核心使命的能力。哈佛是一所研究型的住宿制大学，但目前我们基本上不能让学生住校。教员履行研究任务的能力目前也有所下降，因为我们不得不关闭支持我们学术工作的图书馆、档案馆，以及实验室和其他设施，所以我们要面对从未面对过的挑战。

《公报》： 尽管面临这些挑战，大学仍在努力应对这一流行病。您能谈谈哈佛大学的学者和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为解决冠状病毒而进行的一些合作和工作吗？

白乐瑞： 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是在新冠病毒对美国造成严重冲击之前，就与中国广州呼吸健康研究所( Guangzhou Institute of Respiratory Health)的同仁们开展合作。这是一个重大的学术合作项目，由哈佛医学院院长乔治·戴利(George Daley)牵头，哈佛大学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the Harvard T.H. Chan School of Public Health)、文理学院，以及其他院系的参与，此外还有麻省理工学院、波士顿大学和拉根研究所(the Ragon Institute)的同行。马萨诸塞州中从事生命科学行业的人也参与其中。这次合作中，哈佛大学专注于研发快速诊断测试技术，这对如何应对未来的危机以及新疫苗和疗法至关重要。我为我们的教工、研究生、研究人员和在医疗行业、医院工作的同事们感到非常骄傲，他们迅速组织起来，把重心放在哈佛大学和兄弟院校能够集结的资源上，设法应对Covid-19带来的挑战。

《公报》：在这个过程中，哈佛大学与剑桥市、波士顿，乃至整个州的关系是怎样的？

白乐瑞： 我们一直在与剑桥市、波士顿市，以及州政府合作，试图以各种方式提供帮助。例如大量的学院提供资源来帮助学生在家上学。对于我们教育研究生院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我怎么夸都不为过。我们还将哈佛广场酒店提供给急救人员和医护人员，他们在下班时可能无法方便地回家休息，部分原因是担心感染自己的家人。此外，我们从实验室收集个人防护装备，提供给地区医院，供仍在个人防护装备稀缺的环境中奋战的医护人员使用。

最近《哈佛公报》上的一篇文章详述了我们一直在采取各种方式与州政府和当地社区合作。

（文章链接：https：//news.harvard.edu/gazette/story/2020/04/harvard-community-rallies-to-deal-with-covid-19-crisis/ ）

特别需要感谢的是，哈佛大学在世界各地的校友也非常乐于提供帮助。我们已经协调一些校友帮助安排从不同国家收集个人防护装备，通过州长的努力，这些装备现在正分发下去，以确保这些装备能够被送到最需要的地方。

《公报》：在经济如此混乱的情况下，您如何看待捐赠基金和未来的支出？

白乐瑞：目前，我们正在研究大学的每一笔资金走向，限制开支，确保其可与我们所知道的将会减少的收入保持一致。我们已经花了大量资金资助学生回家（这笔钱本来不会花），也正在退还全校学生的食宿费。我们已经看到了持续教育收入的下降和高管教育收入的急剧下降，所以直接的影响已经很明显了。接下来我们会看看社会资助会有何变化。

好消息是，过去我们就曾预计在某一时刻将面临经济衰退，毕竟，我们已经处于历史上和平时期的最长经济扩张期。几年前，我们就开始为下一次衰退做准备。虽然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来，但它肯定会来，所以我们提前制定了一个应对经济衰退的“剧本”，它是在我们的财政策划员汤姆·霍利斯特(Tom Hollister，首席财务官兼财政副总裁)的指导下制定的，由哈佛的院系主任和副校长们全程参与。

我们还汲取2008年金融危机的教训，以便更好地为下一次经济衰退做好准备。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以确保拥有比2008年更多的资金流，并建立了一定的资金储备。所有这些都将有助于缓冲冲击，当然，这并不可能完全抵消冲击。剑桥市和波士顿市目前已经对建设项目进行了限制，所以校园的建设目前处于暂停状态。许多计划将被推迟，而且将会全面勒紧裤腰带。

《公报》：富有挑战性的时代需要做出艰难的决定。作为哈佛大学的领导者，必须做出如此艰难的决定是什么样的感觉？您能举出历史上的例子吗？

白乐瑞：在这个时候，我反倒觉得，之前经历过的类似冲击会起到很大帮助。在塔夫茨大学的10年间，我经历过十几种不同类型的危机，比如，在我就任校长的第10天，就遇到了9·11事件；还曾遇到过梅德福市（塔夫茨大学所在地）大型电力故障，导致学校持续8天不得不在没电的情况下运转；再比如2008年的金融危机，还有我2004年生病，6个月内数次住院……

我有时会说，当大学校长最具挑战性的事情之一，就是所有容易做的决定都由别人做了，到人家请我考虑做决定的时候，就只剩下最难的了。这意味着，如果我幸运的话，我所做的几乎每一个决定都是51/49的选择，有时甚至可以达到50.0001/49.9999。轮到我时，无需动脑筋的选择别人已经选好了。所以我习惯做出艰难的决定。

经历过挑战是有帮助的。我也很幸运有这么多优秀的同事，他们帮助我理解不同选择的后果。然后，像其他人一样，我只是尽我所能做到最好。当然，我知道我不可能把每件事都做好。但我也认为，你如果想要把每件事都做地十全十美，你将会被不确定性所麻痹，然后什么决定都做不了。所以，在我看来，到时候能够采取行动并果断行动是很重要的。犯错的时候，同样要断然纠正、调整。

《公报》：这场流行病对高等教育的影响是什么？有一线希望吗？

白乐瑞：即便是最黑暗的云，也会有属于它们的一线光明。大学里许多人在试图帮助那些不幸的人们，他们在这方面的努力让我觉得很了不起，但我一点都不意外。教师和学生都在尝试新的教学方法，这将对我们产生长期的影响。可能许多人已经意识到，人们不需要像以前那样经常出差去参加会议--这些会议通过科技就可以“云”实现，这将有助于降低成本、减少碳足迹。还有，人是非常灵活的。虽然我们都怀念在一起工作的社交环境，但人们仍在想方设法让在家办公变得更有效率。在展望未来时，我希望哈佛能在既有工作方式上增加更多灵活性。这将带来长期的好处。

此外，目前正在合作的应对新冠病毒挑战的机构之间，建立的一些关系也将被证明是持久的。看一看我们现在是如何与中国的一些同仁们合作的，不仅仅是和广州呼吸健康研究所，还有在中国的其他大学。我想我们将来会建立起这些关系。所以我认为会有很多积极的好处。

《公报》：在认识到危机的全面影响尚未显现的情况下，您有什么想要传达给哈佛社区的信息吗？

白乐瑞：首先，我要感谢人们的耐心，感谢他们在适应我们从未经历过的环境方面的机动性。我也会要求人们对每个人都抱持善意。现在有很多人在大学里努力工作，试图解决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问题。或许，我们现在还没有把所有事情都做好，但是人们已经非常非常努力地去快速适应新的信息冲击。我希望人们能够信任自己的同事，相信机构将尽其所能做到最好，就算我们会犯错误，也会尽快改正。然后，我们将尝试迎接全新的挑战，因为挑战永远不会消失，它将永远与我们同行。

原文链接：

https://news.harvard.edu/gazette/story/2020/04/harvard-president-shares-own-experience-with-covid-19/